访问叶嘉莹

㈠ 关于诗的事情

1 古诗和现代诗
2借物言志 写景 记事 抒情
3有五言 有七言

1这是个形式的问题。在西洋，提到诗的分类，大概是以抒情诗，史诗，
诗剧为标准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差不多只是讨论诗剧，因为谈到诗剧便也包括了抒情
诗与史诗。史诗，抒情诗，诗剧是古代希腊诗艺发展的自然界划。这三种在古代希腊是三种
公众的娱乐品。在近代呢，这三种已失去古代的社会作用，这种分类法成为历史的、书本上
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以这三种为诗艺的单位，它们的区划也不十分严密。史诗
是要有对话的，可是好的史诗中能否缺乏戏剧的局势？抒情诗有时候也叙事。诗剧里也有抒
情的部分。这样看，这三种的区别只是大体上的，不能极严密。

对于诗的分类还有一种看法，诗的格式。这对于中国人是特别有趣的。中国人对于史
诗，抒情诗，戏剧的分别，向来未加以注意。伟大的史诗在中国是没有的。戏剧呢，虽然昌
盛一时，可是没有人将它与诗合在一处讨论。抒情诗是一切。因此提起诗的分类，中国人立
刻想到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乐府与一些词曲的调子来。就是对于戏剧也
是免不了以它为一些曲子的联结而中间加上些对话，有的人就直接的减去对话，专作散曲。
大概的说起来呢，五古、七古是多用于叙述的，五绝、七绝是多用于抒情的；律诗与词里便
多是以抒情兼叙事了。诗的格式本是足以帮助表现的。有相当的格式更足以把思想感情故事
表现得完美一些。但是，专看格式，往往把格式看成一种死的形式，而忘了艺术的单位这一
观念。中国人心中没有抒情诗与叙事诗之别，所以在诗中，特别是在律诗里，往往是东一句
西一句的拼凑；一气呵成的律诗是很少见的，因为作诗的人的眼中只有一些格式，而没有想
到他是要把这格式中所说的成个艺术的单位。这个缺点就是伟大诗人也不能永远避免。试看
陆游的“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山醉亦休。”是多么
自然，多么畅快，一点对仗的痕迹也看不出，因为他的思想是一个整的，是顺流而下一泻千
里的。但是，再看这首的下一半：“衣杵相望深巷月，井桐摇落故园秋。欲舒老眼无高处，
安得元龙百尺楼？”这便与前四句截然两事了：前四句是一个思想，一个感情，虽然是放在
一定的格式中，而觉不出丝毫的拘束。这后四句呢，两句是由感情而变为平凡的叙述，两句
是无聊的感慨。这样，这首《秋思》的前半是诗，而后半是韵语——只为凑成七言八句，并
没有其他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一首七律中不许由抒情而叙述，而是说只看格式的毛病足以
使人忽略了艺术单位的希企：只顾填满格式，而不能将感情与文字打成一片，因而露出格式
的原形，把诗弄成一种几何图解似的东西了。

再说，把诗看成格式的寄生物，诗人便往往失去作诗的真诚。而随手填上一些文字便称
之为诗。看苏轼的《祥符寺九曲观灯》：“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
吐夜，宝珠穿蚁闹连朝。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象，清吟半逐梦
魂销。”这是诗么？这是任何人所能说出的，不过是常人述说灯景不用韵语而已。诗不仅是
韵语。可见，把格式看成诗的构成原素，便可以把一些没感情，没思想的东西放在格式里而
美其名曰诗。灯景不是个坏题目，但是诗人不能给灯景一个奇妙的观感，便根本无须作诗。

由上面的两段看出，以诗艺单位而分类的，不能把诗分得很清楚。但是有种好处，这样
分类可以使诗人心中有个理想的形式，他是要作一首什么，一首抒情的，还是一首叙事的；
他可以因此而去设法安排他的材料。以诗的格式分类的容易把格式看成一切，只顾格式而忘
了诗之所以为诗。研究格式是有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认识诗艺中的技巧，但是，以诗而言
诗，格式的技巧不是诗的最要紧的部分。

再进一步说，诗形的研究是先有了作品而后发生的。诗的活力能产生新格式，格式的研
究不能限制住诗的发展。自然，诗的格式对于写家永远有种诱惑力，次韵与摹古是不易避免
的引诱，但是，记住五六百词调的人未必是个词家。这样，我们可以不必把诗的格式一一写
在这里，虽然研究诗形也是种有趣的工作。研究诗形能帮助我们明白一些诗的变迁与形式内
容相互的关系，但这是偏于历史方面的；就是以历史的观点看诗艺，它的发展也不只是机械
的形体变迁；时代的感情，思想，与事实或者是诗艺变迁更大的原动力
①叙事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述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故事，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对其中的人物也作一些刻画。
②童话诗，童话故事与诗歌形式的结合。属于叙事诗类的一支，有完整的童话故事情节，其中人物多是拟人形象。
③抒情诗，指侧重直接抒发内心情感的幼儿诗，是相对于叙事类幼儿诗而言的。在抒情诗中，有一种根据图画或摄影作品画面题写的诗歌，称为“题画诗”。
④讽喻诗，这是一种具有较为明显的批评、规劝意味的幼儿诗。它们往往写得幽默风趣，让幼儿愉快地接受善意的批评和劝告。
⑤散文诗，是用散文形式写的抒情诗。它比一般的抒情诗自由灵活，在语言形式上，分段不分行，不要求严格的韵律，但比一般的散文注重节奏。
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

1．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②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③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

④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从诗歌的题材可分为：

①写景抒情诗，歌咏山水名胜、描写自然景色的抒情诗歌。古代有些诗人由于不满现实，常寄情于山水，通过描绘江湖风光、自然风景平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类诗常将要抒发的情感寄寓在后描写的景物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其风格清新自然。

②咏物言志诗，诗人对所咏之物的外形、特点、神韵、品格进行描摹，以寄托诗人自己的感情，表达诗人的精神、品质或理想。

③即事感怀诗，因一事由而引发诗人的感慨，如怀亲、思乡、念友等。

④怀古咏史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或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古讽今，或抒发沧桑变化的感慨。

⑤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或抒发们乐观豪迈或相思离愁的情感，风格悲壮宏浑，笔势豪放。

格律诗也称近体诗,他的体裁分三类
1绝句：绝句都是四句话，其中又分：a五言（就是四句话五个字）b七言（就是四句话七个字）
2律诗：都是8句话，其中也分：a五言（就是8句话五个字）b七言（就是8句话七个字）
3还有一种是排律（要多于8句话的，也有五个字和七个字的）

这是个形式的问题。在西洋，提到诗的分类，大概是以抒情诗，史诗，
诗剧为标准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差不多只是讨论诗剧，因为谈到诗剧便也包括了抒情
诗与史诗。史诗，抒情诗，诗剧是古代希腊诗艺发展的自然界划。这三种在古代希腊是三种
公众的娱乐品。在近代呢，这三种已失去古代的社会作用，这种分类法成为历史的、书本上
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以这三种为诗艺的单位，它们的区划也不十分严密。史诗
是要有对话的，可是好的史诗中能否缺乏戏剧的局势？抒情诗有时候也叙事。诗剧里也有抒
情的部分。这样看，这三种的区别只是大体上的，不能极严密。

对于诗的分类还有一种看法，诗的格式。这对于中国人是特别有趣的。中国人对于史
诗，抒情诗，戏剧的分别，向来未加以注意。伟大的史诗在中国是没有的。戏剧呢，虽然昌
盛一时，可是没有人将它与诗合在一处讨论。抒情诗是一切。因此提起诗的分类，中国人立
刻想到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乐府与一些词曲的调子来。就是对于戏剧也
是免不了以它为一些曲子的联结而中间加上些对话，有的人就直接的减去对话，专作散曲。
大概的说起来呢，五古、七古是多用于叙述的，五绝、七绝是多用于抒情的；律诗与词里便
多是以抒情兼叙事了。诗的格式本是足以帮助表现的。有相当的格式更足以把思想感情故事
表现得完美一些。但是，专看格式，往往把格式看成一种死的形式，而忘了艺术的单位这一
观念。中国人心中没有抒情诗与叙事诗之别，所以在诗中，特别是在律诗里，往往是东一句
西一句的拼凑；一气呵成的律诗是很少见的，因为作诗的人的眼中只有一些格式，而没有想
到他是要把这格式中所说的成个艺术的单位。这个缺点就是伟大诗人也不能永远避免。试看
陆游的“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山醉亦休。”是多么
自然，多么畅快，一点对仗的痕迹也看不出，因为他的思想是一个整的，是顺流而下一泻千
里的。但是，再看这首的下一半：“衣杵相望深巷月，井桐摇落故园秋。欲舒老眼无高处，
安得元龙百尺楼？”这便与前四句截然两事了：前四句是一个思想，一个感情，虽然是放在
一定的格式中，而觉不出丝毫的拘束。这后四句呢，两句是由感情而变为平凡的叙述，两句
是无聊的感慨。这样，这首《秋思》的前半是诗，而后半是韵语——只为凑成七言八句，并
没有其他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一首七律中不许由抒情而叙述，而是说只看格式的毛病足以
使人忽略了艺术单位的希企：只顾填满格式，而不能将感情与文字打成一片，因而露出格式
的原形，把诗弄成一种几何图解似的东西了。

再说，把诗看成格式的寄生物，诗人便往往失去作诗的真诚。而随手填上一些文字便称
之为诗。看苏轼的《祥符寺九曲观灯》：“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
吐夜，宝珠穿蚁闹连朝。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象，清吟半逐梦
魂销。”这是诗么？这是任何人所能说出的，不过是常人述说灯景不用韵语而已。诗不仅是
韵语。可见，把格式看成诗的构成原素，便可以把一些没感情，没思想的东西放在格式里而
美其名曰诗。灯景不是个坏题目，但是诗人不能给灯景一个奇妙的观感，便根本无须作诗。

由上面的两段看出，以诗艺单位而分类的，不能把诗分得很清楚。但是有种好处，这样
分类可以使诗人心中有个理想的形式，他是要作一首什么，一首抒情的，还是一首叙事的；
他可以因此而去设法安排他的材料。以诗的格式分类的容易把格式看成一切，只顾格式而忘
了诗之所以为诗。研究格式是有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认识诗艺中的技巧，但是，以诗而言
诗，格式的技巧不是诗的最要紧的部分。

再进一步说，诗形的研究是先有了作品而后发生的。诗的活力能产生新格式，格式的研
究不能限制住诗的发展。自然，诗的格式对于写家永远有种诱惑力，次韵与摹古是不易避免
的引诱，但是，记住五六百词调的人未必是个词家。这样，我们可以不必把诗的格式一一写
在这里，虽然研究诗形也是种有趣的工作。研究诗形能帮助我们明白一些诗的变迁与形式内
容相互的关系，但这是偏于历史方面的；就是以历史的观点看诗艺，它的发展也不只是机械
的形体变迁；时代的感情，思想，与事实或者是诗艺变迁更大的原动力。

㈡ 叶嘉莹古代诗词的美感特质

文/祝晓风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

记者（以下以■代表）：今年10月5日，您在国家图书馆又为普通读者做了一次讲演。您从70年代末回国，就开始在内地各着名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单位讲课或讲演。1987年，您应北京五个文化团体的邀请，在国家教委礼堂讲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曾轰动一时。您那种讲词的方法和风格，令听者耳目一新。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讲课、教学花去了您最多的时间？

叶嘉莹（以下以□代表）：我的一生中，在教书，研究，还有诗词创作这三者之中，是教书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我常常说自己天生是教书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过书，佑贞女中，志成女中，还有华光女中，我都教过。从那时到如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年，我在北京，还常常有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来看我，她们现在也都有七十多岁了。

■：50年代在台湾，您好像也是从中学开始教书的。但在台湾的教学活动，当时也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现在内地学术界对这些还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结婚，11月就因丈夫赵东荪工作调动，随他去了台湾。1949年12月，我先生就因为“匪谍”的嫌疑被抓。第二年的6月，我在彰化女中也被抓。我因为带着吃奶的孩子，而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所以不久被放了出来，但却成了一个无家无业、无处可归的人。直到暑假快开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堂兄，他本来在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教书，后来他找到一个公立中学，待遇更好一点，就辞去了原来教的学校，他问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说好，就带着女儿去台南这个私立女中教书了。那时只求有一个谋生的地方就是了。那会儿不要说书柜书架，什么呀，我连个书桌也没有。

不过，我对于古典文学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兴趣。不管那个私立女中的学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讲的时候，一定要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至于他们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不是我对得起对不起学生的事，而是对得起对不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所以那时我生活虽然很艰苦，我还是尽我的力量教书。

■：后来，您到台湾大学教书，好像也是与辅仁的师友有关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来，证明我们没有“匪谍”嫌疑。这时，因为一个机会，我和我先生都到了台北二女中教书。到台北之后，就见到原来在北京时我的一些老师、同学。你不是在北京到过我们家，见过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吗？当年，有一位许世瑛先生，他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许世瑛的第一个夫人郭立诚是郭琴石的女儿，郭琴石先生是我父亲和我伯父的老师，许世瑛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的外院，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所以当时与这位许先生并没有来往。后来我在辅仁念书，他也在辅仁教书，教男生班，没有教过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况。这次在台北遇见他时，他就在台湾大学教书。——在许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们家住过。他是上个世纪初最早留学法国的，是着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71年我到欧洲旅行，在法国还遇见了盛老先生。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过他。老先生已于前几年走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有一种学术史的意义。

□：还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号静山。现在，在我个人的网站上，还有我大一的国文作业，上面还有戴先生的批语。他们两位见到我，知道了我被关的不幸遭遇。当时台湾“光复”不久，他们两位老师说，台湾大学需要国语讲得比较标准的老师来教国文。于是，我兼职教台大一个班的大一国文。我兼了半年，他们就把我改成专任了，教两个班。两年后，许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学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说你要到淡江来教书。我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就开始在淡江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所以，我所谓兼任，其实比台大专任的课还多。又过了两年，辅仁大学复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说，辅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来教？所以，辅仁的诗选、词选、曲选，也都归了我去教了。三个大学，说是两个兼任，其实都是专任的工作量。后来，淡江又有夜间部，也要我教。现在台湾有个作家陈映真，写小说的，就是当年淡江大学夜间部听我课的学生。其他像白先勇、吴宏一、陈若曦、林玫仪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听过我课的学生。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的课。

许世瑛先生那时还担任台湾教育广播电台的大学国文的课。他本来就是深度近视，后来越来越严重，就让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学国文的广播的课程。几年之后，成立教育电视台，又把我拉去讲《古诗十九首》。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后来在加拿大，虽然没有长时间的兼课，但是我就开始经常回国，又在国内教课。每年3月下旬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放假，我就回国讲课，有的时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回国讲课。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

■：后来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为教书的缘故。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是怎样一种机缘，直接就到哈佛去教书了？我觉得这次转折，不仅对您本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

□：不错，这里的确有一段因缘。当时内地是不跟资本主义国家来往的，而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汉学的人，主要都是学古典的，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不是很看重，以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汉学的大多是学古典的。他们当时不能到内地，就只能到台湾来。跑到台湾，就不得了，三个大学，都是我在讲，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还有大学的广播国文，电视的古诗，都是我在教嘛。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那时台大与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有一个交换计划，密歇根大学就提出要把我“交换”去，钱思亮校长就同意了，我也答应了。钱校长要我补习补习英文，我就真的补习啊，学了差不多半年多。

当时凡是要交换到美国去的人，都有一个interveiw，就是面试嘛。当时美国在台湾有个“在华协会”，协会的主任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叫刘崇钅宏，面试由他安排。去美国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语面谈。给我面谈的，是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Hightower（James R.Hightower）。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诗的，他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我很熟悉，当然不成问题。下午，刘先生叫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刘先生约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饭时，海教授就和我谈了更多关于中国旧诗的问题。晚饭后，刘先生叫了一辆计程车送海教授和我，那时海陶玮全家都在台湾。在车上，海教授就问我，将来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学来？我想哈佛大学这么有名，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却没有回家，他叫计程车又开回刘崇钅宏那里，他说哈佛要请叶嘉莹。刘先生就叫秘书通知我这件事，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钱校长说一声，叫另外一个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钱校长。当时在台湾，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国的。但是钱校长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这样？我从去年就告诉你，我们交换的是你，现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变，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于是我就告诉海教授，说我不能去哈佛。当时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正在写一本书，所以急着让我去，可以和他讨论嘛。海陶玮说，密歇根不是9月才开学嘛，台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两个月。1966年的那两个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渊明。本来，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讲汉语，可是我们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讲汉语，而是要我讲英语。这样倒使我的英语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满，台湾派另外一个人来，我没有延期，按海陶玮教授所说，又回到哈佛。这次就不仅是研究，而且还讲课。

■：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景林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明月东天》，说到1968年您“准备再度飞往哈佛之际，却遭到意外的打击，因种种阴难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叙述中，对这一节好像也讲得比较含糊。我倒是记得以前您曾对我讲过，当时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没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给了我聘书，我就到美国在台湾的领事馆办签证。我本来第一次出国有签证，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签证，所以如果我一个人去美国，是不需要再签证的。可是这次我要接我父亲，要给他办签证。可是签证官说，你们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我不能给你用这个访问的签证了。——他说着，就把我的签证取销了，我父亲的签证根本就不给。我就把情况告诉了哈佛大学，哈佛就建议我申请一本新护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国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时候在香港，有人说我很会选择，选择了温哥华这么一个好地方居。——我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所以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

当时人们对美国比较熟悉，我是连温哥华都没听说过，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从台湾出来，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温哥华。到温哥华第二天，我就拿着美国的聘书，到美国领事馆去办签证，但没有成功。我回去就给海教授打电话，说我到了温哥华，还是过不来啊。海陶玮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给UBC亚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说有某某人，你们学校有没有机会。普立本教授一听非常高兴，因为那一年，大学的亚洲系开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当时有两个学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都是研究古典诗歌的，是为了逃避越战的兵役跑到温哥华来的。普立本说，我们正找不到教这两个学生的导师呢，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就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您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您以前曾提到这与您幼年即曾接触王国维的作品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关系，因为这本书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当我要返回台湾时，海教授要我拟写一篇研究计划，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请重回哈佛来做研究。当时匆促间想不起什么适当的题目，于是多年前对静安先生治学途径的转变，及其自沉而死的两点困惑，就重新涌现脑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说静安先生的词和词话的文字，因此遂拟定了一篇有关静安先生的研究计划。不过，当时我所完成的却实在只有原来计划中的前两部分，而对于第三部分则80年代后期我曾写过一篇《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

■：有研究者认为，您对王国维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个重大转折，而且从那时起，您开始从学术角度，以一种更开阔的理论眼光来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及文学理论。

□：我自己常说我好为人师，喜欢教书，其实我更喜欢学习，对于新东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学习。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听英文诗歌课，后来到温哥华，就旁听西方文学理论。旁听之后，知道有某种理论，我再找来这位学者本人的着作来读，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惯了，接着查就是了。我不但读，而且是有兴趣地读，因为我觉得，在读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的时候，常常能够解决我原来在研究中国诗学、词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明和解决的很多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解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说“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一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那么王国维凭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是不是可以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又用三句词来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但是他却又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又是怎么回事？所谓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读者却可有此想。那么，读者对作品有没有“想”的权力？读者的阐释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在中国传统理论中都没有答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国传统的词学，是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的。

■：在谈到《现代观》的主旨时，您曾说该文“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借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我以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着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至于说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经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

“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气教儿童学习中国古诗词，几年前还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有声读物《与古诗交朋友》，您做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还是认为这项工作有实际的效用？

□：我这个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来寄托我的精神。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今天，通过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儿说，唐诗宋词是我妈妈最爱的，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而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我一生经过几次大的打击，在那样一种生活中，我曾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

■：这与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关系？许多人虽然知道您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您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为一位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刻体认的中国人，作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我接触宗教很晚，我们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从不和信教的人来往。上大学以后，顾随老师讲课，经常引用禅宗语录，使我对佛教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后来就自己找来《传灯录》看。1946年初，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某教堂有个春节布道会，我就跟一个亲戚去听。记得那个教士姓毕，是个女的。我当时听了毕教士的所讲，觉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动，但当时并未接受洗礼。我正式接受洗礼是在台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礼。不久小女儿言慧出生，周岁时自然也接受了洗礼。我也曾做过“主日学”的教师，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也在姊妹会讲过。但是我女儿小慧总说我是不虔诚的基督徒。其实，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当时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总之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我这个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质、身体，也许这是个缺点。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还诸天地了。顾羡季先生曾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诗歌的研读，对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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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迦陵说词讲稿

作者：[加拿大] 叶嘉莹

豆瓣评分：8.8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3

页数：361

内容简介：

本书《迦陵说词讲稿》是迦陵讲演集七册之一。书中内容是作者多年来辗转各地讲学随时被人邀讲的一些录音整理稿。这是在这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

作者简介：

叶嘉莹教授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其间先后被聘为台湾大学专任教授、台湾淡江大学及辅仁大学兼任教授，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自1966年开始，叶嘉莹教授先后曾被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西根、明尼苏达各大学邀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自1979年开始，叶嘉莹教授每年回大陆讲学，曾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渝州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数十所国内大专院校讲学，并受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并被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此外，叶嘉莹教授还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并获得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台湾辅仁大学杰出校友奖与斐陶斐杰出成就奖。 叶嘉莹教授的英文专着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中文专着有《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灵溪词说》、《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词学古今谈》、《清词选讲》等近20种。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迦陵文集》10册；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叶嘉莹作品集》24册。叶嘉莹教授的着作在中国古典文学界及广大诗词爱好者中有很广泛的影响，《灵溪词说》还曾于1995年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成果”一等奖。

㈣ 风景旧曾谙的作者简介

叶嘉莹（1924— ），古典诗词专家，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应聘为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西根、明尼苏达等大学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并应邀讲学于北京、复旦等数十所大学。1969 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 年获颁“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着有 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合着）、《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灵溪词说》、《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词学古今谈》、《清词选讲》等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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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唐五代名家词选讲

作者：[加拿大] 叶嘉莹

豆瓣评分：9.0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1

页数：201

内容简介：

《唐五代名家词选讲》是唐五代词的选讲，其主要内容盖大多取自于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所出版的作者的4册一系列《唐宋名家词欣赏》，书中内容并无多大改动。

作者简介：

叶嘉莹教授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其间先后被聘为台湾大学专任教授、台湾淡江大学及辅仁大学兼任教授，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自1966年开始，叶嘉莹教授先后曾被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西根、明尼苏达各大学邀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自1979年开始，叶嘉莹教授每年回大陆讲学，曾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渝州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数十所国内大专院校讲学，并受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并被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此外，叶嘉莹教授还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并获得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台湾辅仁大学杰出校友奖与斐陶斐杰出成就奖。 叶嘉莹教授的英文专着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中文专着有《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灵溪词说》、《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词学古今谈》、《清词选讲》等近20种。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迦陵文集》10册；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叶嘉莹作品集》24册。叶嘉莹教授的着作在中国古典文学界及广大诗词爱好者中有很广泛的影响，《灵溪词说》还曾于1995年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成果”一等奖。

㈥ 中国的海外杰出华人有谁

世界着名物理学家丁肇中
香港第一位女署长方安生
当代小型电脑奠基人王安
世界棒球王、旅日华侨王贞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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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人学者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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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人出版家潘醒农
全美亚裔政治学者组织主席薛君度
香港发迹奇特的巨擘霍英东
美籍华人光纤专家魏弘毅
世界着名武术家李小龙,把中国武术发扬到了全世界

附
书名：海外杰出华人的特别档案
作者：王霄鹏 主编 等编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1
页数：264页
ISBN：780023720

㈦ 叶嘉莹为什么叫先生

出于对其知识、修养和社会贡献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