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访问印尼

⑴ 北京自然博物馆镇馆之宝 急！！！！！

148件国宝级标本在北京自然博物馆首次亮相

有朱德总司令80岁寿礼 有干隆皇帝珍藏的牦牛角 148件标本中有许多是国宝级的“镇馆之宝”

八大看点 麝牛“见证”尼克松访华

自然博物馆开辟出澳洲特有动物展厅 搬出了制作精良的珍禽异兽标本 首次亮相的孔鸟能叼起小汽车

北京自然博物馆标本部主任、古生物专家王文利说，自然博物馆明天要拿出来展出的148件标本中，有许多是国宝级的“镇馆之宝”。

作为标本，它们的珍贵之处不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稀有、研究价值大，或是揭开了生命进化中的某个悬疑，还在于它们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看点之1

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馈赠

葫芦结出木瓜如意

王文利主任说，建馆至今，自然博物馆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本次展览上将展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转送的珍贵礼品标本近20件。

灵雀窝和高鼻羚羊角标本是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这两件标本仍被装在当年的礼品盒中。

还有一件很特别的标本——“木瓜如意”。整个如意长约半米，是用一整个葫芦制成的，其造型和图案全部是在葫芦生长过程中用压模方法使葫芦依势长成的。这个如意是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我国近代实业家陈叔通先生赠给朱德80岁寿辰的寿礼，是陈老家的传世珍宝。

看点之2

“见证”中美友好的麝牛标本

老饲养员不禁落泪

精品厅展示的标本中，有些是有着重大历史背景的。其中，来自北美的麝牛是最具代表性的。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冥思苦想，不知该送中国人民什么礼物。最后，他决定赠送一头北美的特色动物——麝牛。

这头麝牛来中国时是活着的，在北京动物园安了家。几年后，麝牛死了，自然博物馆便将其剥制成标本保存。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曾来自然博物馆制作节目，还特意请来了当年饲养这头麝牛的老饲养员。老人一看到这头麝牛的标本，不禁流下了眼泪，说：“它哪都好，就是脾气不太好，有时挺任性的！”

麝牛身长约3米，体态健壮，一身深褐色的毛垂得很长。标本剥制精美，栩栩如生，难怪老人会见标本而落泪。

看点之3

来自紫禁城的皇家珍藏品

夜光蝾螺容纳百川

自然博物馆建馆之初，大多数标本来自各种渠道的捐赠，其中有一部分极品曾经久居深宫。

在皇宫收藏标本展位里，一对牦牛角色泽剔透，额骨的中央刻有青蓝色的满文，上面记载着这是1775年（清干隆四十年）4月17日由当时的理藩院侍郎赠送给干隆皇帝的。

一同展出的还有两只夜光蝾螺。一只雕刻着一条盘龙，极富动感；另一只体积略小，绘有一组山水人物。

王主任介绍说，珍珠层如此厚且光泽度这么好的蝾螺极为罕见，即使在皇室收藏中也堪称上品，其价值难以估算。

看点之4

蝴蝶翅膀拼成的“蝶趣图”

灯下映出斑斓五彩

在标本楼2楼楼梯，迎面悬挂着一幅蓝色的“壁画”，名为“蝶趣拼图”。其实，它是由巴西特有的蝴蝶拼制而成的。正中间是一只完整的“欢乐女神蝶”，周围全部由小闪蝶的翅膀拼成。

据介绍，拼成这幅图共用了200多只闪蝶的翅膀。从不同角度看，拼图呈现出的是不同的光泽和色彩，时而幽蓝，时而碧绿。而且，打开不同的灯光，其色彩也不相同。

“蝶趣拼图”是由原我国驻巴西参赞从巴西带回国的。就在前不久，他将拼图赠给自然博物馆收藏。

看点之5

狼鳍鱼凝固在1.24亿年前

火山埋藏奇幻世界

在3楼展厅门口的对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化石图画“戴氏狼鳍鱼图”。这块化石形成的年代是距今1.24亿年前。

狼鳍鱼是中生代时期东亚地区特有的淡水鱼类。画面中约有上千条狼鳍鱼，它们正在河湖浅滩捕食戏水。可就在这时，火山突然爆发，它们顷刻间就被大量的火山灰迅速埋藏，凝固在了那个遥远的瞬间。上千条狼鳍鱼都还保持着被埋藏的一瞬间的姿态，连鱼刺、鱼鳞、头尾、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

狼鳍鱼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真骨鱼类，这块保存完整的化石更堪称稀世珍品。

看点之6

独一无二的模式标本

垩齿犀正洗泥沙浴

模式标本是最早发现物种时的奠定标本，它的特点是世间仅有，独一无二。通常是由发现者自己来为标本命名。

明天的展览上约有10余件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找到的模式标本，包括精美的琥珀、蝴蝶、飞禽、蟹类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3楼展出的产自宁夏、甘肃一带的垩齿犀，直到现在，它的半个身体居然还被埋藏在沙地中。

王主任说，垩齿犀是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首次建立的新种，其名称也是由发现者创立的。

看点之7

首次公开展示罚没珍贵标本

兴义龙曾远渡重洋

明天的展览上，将首次展出一批被罚没的珍贵标本。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海关合作，在美国圣地亚哥罚没的“兴义龙化石”；北京市工商局宣武分局罚没的“鹦鹉嘴龙化石”；朝阳区小关派出所罚没的距今约1.2亿年前的“恐龙蛋化石”等。

这些标本都是首次在公开场合展出。王主任说，近年来，一些贪利之徒偷偷地将我国珍贵标本和化石带到国外，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最可怕的是，这些珍贵的标本常常被切割，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看点之8

澳洲特有动物池塘边大聚会

袋熊鸸鹋各得其乐

为了再现动物生存环境，自然博物馆还将3楼展厅的整个右侧展位用来展示从未展出过的澳洲特有动物。

在约10米长的展位中，远处是蔚蓝色的大海，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14种澳洲动物，有澳洲鳄、鸭嘴兽、鸸鹋、红袋鼠、树袋熊、环尾袋貂等。它们有的在树上攀援，有的在湖泊中小憩，还有的正在草地上觅食……

王主任介绍说，这批动物标本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博物馆赠送给自然博物馆的。

本版撰文/记者 汪红

1东北虎

标本室的专家正在把东北虎的整体标本安装在标本架上。

与以往自然博物馆陈列的大型哺乳动物标本相比，这次的展品无论从毛色、品相还是剥制工艺上都是顶级的。特别是这些动物的动作和神态，更是活灵活现。

2大极乐鸟

这是1963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印尼友人赠送的印尼特有鸟类大极乐鸟的标本。

3金刚鹦鹉

这是李先念赠送给自然博物馆的金刚鹦鹉标本。

金刚鹦鹉是南美特产。

这只鹦鹉标本体型高大，足有0.5米高，毛色亮丽光鲜，极为罕见。

4孔鸟

这是新西兰政府赠送给自然博物馆的孔鸟标本。这只孔鸟高约2.3米，腰弯着，头微微昂起，形态极为逼真。

关于孔鸟的生存年代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推测它在距今300年前左右就灭绝了，但也有人声称在航海时见过此鸟。

孔鸟的身材高大。据传说，最大的孔鸟科鸟类身高约10米。有专家估计，它的嘴能叼起一辆小汽车。

⑵ 刘少奇对新中国成立做出哪些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规定了方向。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刘少奇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1963年到1966年，他先后到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塞、越南、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⑶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着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着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声援五卅惨案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着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死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着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地下党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谭震林、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谷牧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贺龙、罗荣桓、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姬鹏飞、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国务院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刘少奇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刘少奇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文革中，刘少奇主席遭批斗至死，余元芳被戴上反动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8平方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着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⑷ 开县三绝的综合介绍

开县三绝分别水竹凉席、龙珠茶和香绸扇。
水竹凉席是用临江、铁桥等地盛产的白竹、水竹为原料，经过特殊的物化处理后精心编织而成，国庆十周年时曾送北京参加献礼展出，后又被评为全国六大名凉席之一。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尼，曾带10床开县水竹凉席作为礼品馈赠礼邦。
龙珠茶原产于开县敦好镇龙珠村一带，其清香味醇。早在唐朝时，龙珠茶就被列为贡茶，专供皇帝享用。建国后，龙珠茶又获得原四川省名优茶十连冠、国家博览会金奖等殊荣。
香绸扇又叫临江折扇，是利用当地盛产的白竹为骨架，以薄而透明的皮纸或白绸为扇面，经过72道工序精制而成。扇面图案有古人书画，也有“嫦娥奔月”、“三峡风光”、“白帝城小景”、“温泉仙女洞”一类人物、山水及花鸟鱼虫图案。折扇在制作中经过药物、香料熏煮，使用起来开合自如，且具有香味。近年来，生产了黑扇、竹雕扇、戏剧扇、单面绸扇的同时，其产品已远销湖北、湖南、安徽、陕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

⑸ 开县三绝是什么

开县三绝 现在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要到达的几个镇的传统特产。开县的土特产品种繁多，琳琅满目， 香绸扇 每一个传统产品都有一番传奇。比如开县的冰薄月饼，据传说当年八大王张献忠带领队伍来到开县，准备攻下临江镇后在打到成都。临江镇的王记月饼铺避开官兵，专门为义军特制了一批皮薄馅多、运送方便的冰薄月饼，以后其精巧的工艺便一代一代 的相传下来。开县的特产中还有“三绝”-----水竹凉席、龙珠茶和香绸扇。一绝是水竹凉席，是用临江、铁桥等地盛产的白竹、水竹为原料，经过特殊的物化处理后精心编织而成，其柔软爽滑、清凉宜人，图案层次丰富，达到了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席中珍品，国庆十周年时曾送北京参加献礼展出，后又被评为全国六大名凉席之一。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尼，曾带10床开县水竹凉席作为礼品馈赠礼邦。第二绝是龙珠茶，原产于开县敦好镇龙珠村一带，因其清香味醇，独具特色而久负盛名。早在唐朝时，龙珠茶就被列为贡茶，专供皇帝享用。建国后，龙珠茶又获得原四川省名优茶十连冠、国家博览会金奖等殊荣。 第三绝是香绸扇，主产于临江镇。据史料记载，在北宋时期折扇由高丽国（今朝鲜）传入我国。清道光年间，临江镇人用白竹为骨架，以皮纸、桐油制作折扇，投放市场后，求购者络绎不绝，于是制作折扇的从业人员及折扇产量日渐增加，至建国前夕，年产量达到30万把，成为临江镇的特色传统产业。后来改进工艺，以薄而透明的皮纸或白绸为材料制作扇面，用国画技法绘以人物、山水及花鸟鱼虫图案，小小的折扇便成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艺术品。同时，由于在制作过程中采用药物、香料熏煮，暑天扇凉，令人感到风来香满，心旷神怡。临江香绸扇多次获得省市级“优秀产品”、“消费者喜爱商品”等称号，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列为纪念专用商品。1992年，临江扇厂与航天工业部重庆机电设计院合作，建立香绸扇自动化生产线，折扇年产量可达180万把。如今，临江香绸扇除了畅销国内，还远销到香港等地 . ( http://chongqing.kaixian.map456.com/ )

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什么时候提出的

1.提出

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周恩来先后访问印度和和缅甸，两国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3.实践：

①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提高了新中国国际地位。

②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加强了我国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4.意义：

①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因为它是在我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前提下提出的，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它是我国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莫定了基础。

②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

时间成就意义

1949.10—1950.10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交打破了美国的外交孤立政策

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

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身份参加

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加强了我国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⑺ 开县三绝的水竹凉席

开县竹凉席以本地盛产的白竹、水竹为原料，经过划青、破竹、备篾，过匀刀并进行物化处理后编织而成。这种凉席在使用过程中，自然产生公变：初淡绿而渐渐泛黄，由中黄而金黄，多年使用，黄色浸润，黄中呈红。此外，它还具有席面柔软滑腻，折叠后无损伤的特点。
开县编织竹凉席，始于清干隆年间。新中国成立后，开县竹凉席的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利用竹篾在编织中自然形成的不同反光，生产出了有山水、人物、飞禽起兽等各种新式图案的睡席、坐席、挂席、帘席等近10多个品种，上百个花色。其中，“二龙抢宝”、“仙女补衣”、“喜庆丰收”、“万马奔腾”、“狮子滚绣球”等凉竹席，图案层次丰富，形象生动，坡曾送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展出。在全国凉席评比会上，被列为全国六大名凉席之一。
1960年，刘少奇主席出访印尼时，曾带十床编织有“巫姬奇峰”、“嫦娥奔月”、“狮子滚绣球”等图案的开县竹凉席作为礼品馈赠友邦。近年来，“熊猫戏竹”、“巫山神女”等图案的开县水竹凉席销往往美国、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埃及等国家和地区。

⑻ 那时候——关于穿

  民以食为天，但是温饱也罢，半饱也好 ，人不能不顾及穿衣戴帽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说，一个人在家吃的怎么样，别人不知道。但你出门穿成什么样，别人可是看的清清楚楚。要不怎么说“衣食住行”，穿着之事还放在前面呢？

  很多人一说到60-70年代中国人的服装，就说是一片灰、蓝、绿。这大体上是事实，但也不能概括全部。比如我上小学时，白衬衫、蓝裤子是标准配置。尤其是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等重要节庆以及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重要活动时 ，白衬衫蓝裤子是要求穿着的。女孩子（中小学生）则要求穿白衬衫，花裙子。

  50年代末，北京东单街头曾经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 ，口号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画面是一些穿着“布拉吉”的姑娘，这显然是受到苏联服装的影响。其实那时候，包括学生的白衬衫蓝裤子和红领巾，成年人的列宁装、鸭舌帽等等 在内，恐怕都是苏联文化影响的一部分。在一些城市中，东北的哈尔滨、大连、长春以及北京，可能受苏联服装的影响多一些。而离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 ，欧美服装的影响就比较多。上海更不用说了 ，“海派”服装明显能看到老租界十里洋场的影响始终存在。

  60年代有一部话剧，后来还改编成电影，叫《千万不要忘记》。里面有个年轻工人丁少纯，被认为是追求享受的典型。他在丈母娘的忽悠下打野鸭子卖钱，还喜欢穿着皮夹克，毛料裤子和皮鞋。那故事说的是东北某工厂的事，由此可见，当时至少在大中城市有一些工人的穿戴还是比较讲究的。

（60年代时的照片 ，反映工厂女工的生活。她们在试穿布拉吉式的裙子）

  60年代，每逢五一十一都有游行庆祝活动。中小学生 ，工人，市民都穿上漂亮衣服。在北京，十一国庆节时早起已经比较凉了，因此很多人还穿上毛衣毛背心。参加游行的青年人，衣着鲜亮，干净利落，显示出那个时代的风貌。

  60年代时有个《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的纪录片 ，刘主席夫人王光美，陈毅外长夫人张茜等人穿着的都是剪裁合体的旗袍裙， 印象深刻。可见，当时的服装服饰还是多样化的。

  或许是《千万不要忘记》那类文艺作品的舆论引导，或许是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意识形态不断发挥作用。总之，从6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风气趋向朴素。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破四旧”，许多服装如旗袍、西服、高跟鞋等都被视为“封资修”的产物，人们在服装方面的选择越来越“革命化”，或说是单一化。其结果是灰蓝绿渐渐成为城市服装颜色的主流。

  灰色蓝色成为主流，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染料普通，便宜，质量也相对稳定  ，不掉色。另一个原因是 ，50-60年代的干部服装多数是灰色 ，工人的工作服以蓝色的为常见。至于绿色（确切地说包括土黄色、黄绿色、橄榄绿等），是那时军装的基本色调。而那时候，“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军队的地位极高，军装，哪怕是旧军装，都成为年轻人心目中最时髦的服装。“文革”初期 ，北京一些部队大院的子弟把父亲的旧军装翻出来 ，是那种做工考究的毛呢料，即所谓“将校呢”，穿在身上，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颇显威风。影响所及，一般的年轻人也以穿旧军装为荣耀。

  如果没有旧军装该怎么显示自己呢？那时候，年轻小伙子比较流行的服饰是这样的——蓝色的上衣+西装裤+一双黑色的松紧口布鞋+一个白口罩。衣服裤子没什么多说的。那鞋  ，北京孩子称之为“懒汉鞋”或者“片儿鞋”。鞋一定要黑帮黑面的“冲服呢”（灯芯绒面的不行），白塑料底（红塑料底的不行），鞋边也要白色（黑色的不行）。这里所谓的“不行”，就是不够“份儿”，不上档次。

  再说口罩。那时候 ，北京风沙大，秋冬季戴口罩也正常。但当时的男孩子弄个口罩并不戴，而是掖在上衣衣襟里，把口罩带露出来。女孩子则是用口罩捂着脸，只让别人看见眼睛。这样的打扮，现在在公园里那些跳水兵舞的女士们仍然时兴 ，年轻女孩好像也继承了。

（上面这张照片是当年我们在江西干校时一个伙伴参军的临别纪念。仔细看，能看到别在衣襟上的口罩带。）

  前面提到毛衣毛背心，其实，那时候能穿上毛衣毛背心可不简单。因为 ，毛线贵 ，而且要凭工业劵购买，还要有人会编织。不过 ，当年的人讲互相帮助，邻居、同事之间都可能帮忙编织毛衣。我曾经有一件毛衣就是母亲单位的一个阿姨帮忙编织的。

  那时候，北京四季分明 ，反映在服装方面是夏穿单，冬穿棉，春秋两季要穿“夹”，意思是至少两层衣，或者穿毛衣毛背心，甚至是呢子外套。所以过去形容人有钱，就说人家家里有“四季衣裳”，什么“单、夹、棉、毛、纱 ，绸、呢、皮、貂、獭”，换着穿。但大多数人，没那么讲究。夏天大背心大裤衩，冬天大棉袄。春秋天如果没有毛衣毛背心，有的人就穿绒衣。那种绒衣，纯棉的，里面一层绒，很暖和，价格也不便宜。也有人毛衣绒衣都没有，稍冷一点儿套两件褂子，再冷，早早的就披上棉袄了。

  说到棉袄，那时候，没有羽绒服之类的成品棉服，多数人家都是自己絮棉花自己做。那种家庭自制棉袄，做的漂亮不容易，薄了不扛冷，厚了显得臃肿。因此，有的年轻人不愿意穿，宁可只穿毛衣，也要保持体型。北京人管这个叫“耍单儿”。

  1975年，冬天特别冷。我在公交公司上班有夜班，母亲给我絮了一件大棉袄。车队有一位大姐摸着我那件棉袄的肩膀部位，说了句话：“肯定是亲娘做的。”什么意思呢？后来才知道，民间有“后妈絮袖，亲娘絮肩”的说法。意思是，袖口的棉花容易絮，这个部位厚一点，一般人拉下袖子以为棉袄挺厚，其实，人最怕冷的地方是肩膀和后背。

  凭着那件厚厚的大棉袄，我度过了那几个寒冷的冬天。

那时候，冬天要穿棉鞋。比较好的棉鞋，是灯芯绒面，塑料底，半高腰。更好的，是部队配发的“大头鞋”。对多数人来说，皮靴或者皮棉靴是不可想象的。

冬天穿棉鞋，夏天就要穿凉鞋。那时候 ，多数人所谓的“凉鞋”可能就是一双布鞋，也许就是拖鞋。即使穿凉鞋，也是一双塑料的。当然，在北京，在我的记忆中，小孩子夏天光脚穿布鞋球鞋的比较多，真正穿凉鞋的少。

  说到鞋，不能不提一下运动鞋。那时候，我也喜欢体育，篮球，排球，田径等都喜欢。当时，参加体育比赛一般就是一双网球鞋或者叫田径鞋，其实就是最普通的浅帮薄底的球鞋。那时，我最想要的是上海生产的“回力”球鞋。那鞋虽然跟现在的“耐克”之类的鞋没法比，但它的天然橡胶底帆布高帮鞋面也是让人感觉舒服。我当时在五七干校，常常一个人抱着篮球苦练，心里的一个小目标就是争取入选县代表队，能够穿上配发的“回力”鞋。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我还真成了县队一员，踏踏实实的穿上了心仪已久的球鞋。

  那时候，服装面料主要是棉布，什么咔叽布，府绸，斜纹呢，灯芯绒等等。毛料，呢绒，绸缎，不是一般人能穿的起的。到了70年代，开始有了化纤面料。其中最有名的是“的确良”。“的确良”有厚有薄，挺刮，易洗易干，耐磨，做衬衫、制服都可以，感觉是不要布票。虽然说价格比棉布贵一点，但很多人还是想办法买一件穿。如今，消费观念又变了，化纤面料种类繁多却成了大路货，纯棉布成为高端产品。想一想，真是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