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访问北京
❶ 台湾新党是什么党
鼎力配合大陆实现中国统一，民族复兴！
❷ 苏门四学士分别指的是谁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着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着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着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❸ 宋词名句
马致远(约1251-1321),是元代着名的杂剧家。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以字“千里”,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
名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着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微霜。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❹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怎么样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4月20日又北上担任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1912年2月8日，他在《临时政府公报》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旋改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共和时代的教育理念。但在政局纷乱的时代背景下，要把这套超越政治的教育理念从纸上落实到现实之中，却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蔡元培的教育新政也存在着一些疏漏乃至于失误。其中最大的疏失，就是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将其并入少数几所大学的预科。蔡元培等人改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与大学相衔接，二是要集中教育资源。但当时中国的大学屈指可数，师资力量也不充足，根本不可能接纳高等学堂的所有生源。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除废止各省的高等学堂外，蔡元培还曾经做过停办北京大学的错误决定。时任北大校长的严复率先起而反对，撰就《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等文，与教育部据理力争，北大各科学生也纷纷联名发表各种说帖，表示反对和抗议。教育部不得已取消了停办北大之议。 1916年7月12日，范源濂受命任教育总长，他于8月26日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蔡元培就任以后，在北大强势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他的革新措施首先体现在人事方面。蔡元培接受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盛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既不是北大专任教员，也没有相应的学历，如果按照既定程序和标准来挑选文科学长，无论如何也不会轮到他。所以，蔡元培先是让教育部出面发公函提出北大文科学长人事任免问题，为自己更换学长人选提供合法性依据，然后再越过相关程序，单独提出陈独秀这个人选，让教育部为其背书。1月11日，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份。而事实上，据今人考证，这份履历中的学历和教育资历基本上都是编造的。不过，它的目的并不像考证者所说，是为了“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是要给北大教职员工一个虚假的交代。所以，尽管教育部在1月13日即发布第三号令通过了对陈独秀的任命，北大内部对这个文科学长人选却一直存在着争议。 作为一个强势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对人事布局有着很深的考量。在1917年1月18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他提出了从人事方面整顿北大的构想：“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在任职后的第一年里，首先对专任教师队伍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和调整，其中以文科教授增补为多。由于蔡元培延聘的这些文化人，在思想倾向上多有区别，过去人们往往以为他对新旧思想人物都是兼容并蓄的。但事实上，蔡元培的用人是有新旧之分的，这在他1917年8月份写给留法同人的一封信中表露得相当直白。信中说：“北京大学拟新设法文学、哲学、美学诸座，请法国方面职员为留意数人，其资格如下：（一）新党；（二）文学博士；(A)自然派文学(Natu-tatisme)；(B)Comte派及Geyan派哲学；( C)Bergson派哲学；(D)长于美学及美术史、兼谙悉美术馆之组织；（三）性情温和；（四）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可见他在思想上对“新党”有着特殊的偏好，而对“守旧派”则是相当排斥的。 除了对教职员进行吐故纳新之外，蔡元培还很注重对议事和管理机构的人事调整。鉴于评议会在学校决策中的重要性，蔡元培在上任两个月后，就以首届评议会成立“事隔两年，已逾改选之期，且旧选各员且有离校者”为由，决定改选一次。评议会成员大多系北大旧人，其中有些人与蔡元培的革新思路并不合拍，改选刚过半年，蔡元培又对评议会进行了改选，把支持他的章士钊、胡适、沈尹默都安插到了评议会。 蔡元培在任职后不久，还对北大学科体制作了重大变更。其主要内容为：（一）改革预科；（二）扩张文、理两科；（三）将商科归并到法科；（四）停办法科和工科，将其归并到北洋大学。预科含有半独立性质，有不服从北大校方统一管理的嫌疑，这是他要对预科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另外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与注重应用的专门学校有本质区别。“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且“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遍设各科，而又加设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不各择适宜之地点”。所以，他认为北京大学应该专门办文、理两科，而把其他各科转到别的学校，或者成为单科性质的大学。对此，工科、法科师生都是极力反对的。但蔡允许法科留在北大，而对工科却不留余地，决意要将其归并到北洋大学，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却也不无清除前任校长胡仁源工科班底的嫌疑。更直接的是，他在接任北大校长后，为了消除前任的影响力，当即由教育部出面委派胡仁源前赴美国调查专门以上学校事宜。虽然胡因各种原因并未赴美，蔡元培仍然将胡原任的工科学长一职交由理科学长夏元瑮暂代。这显然是为了防止胡仁源利用学长职务带头妨碍他的改制新政。 基于“思想自由之通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蔡元培不但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说”、“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对于北大师生创办的一些提倡新文化的刊物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1919年2、3月间，被《新青年》一派当作“桐城谬种”加以批判的林纾，给蔡元培写了一份公开信，攻击《新青年》编辑部中人以“废古书”为“行用土语”张目，颠覆了传统的道德和文化秩序。对此，蔡元培以一校之长的身份，在3月18日撰写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回应林纾对北大的指责，并从兼容并包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对于大学的基本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从理论上来看，蔡元培的这两种主张都是言之成理的，但就事实层面来看，在实现兼容并包的方针时，蔡元培并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多有偏重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新文学，批判旧文学，主张废文言而代兴白话，有的甚至主张废除汉文而代之以世界语，这种极端反传统的立场显然是与章太炎等人主张保存国粹以激发民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因此，包括章太炎在内的许多“老新党”，对于他们的主张都是颇不以为然的。 1918年2月6日写给吴承仕的信中，章太炎称：“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兼容并包自许的蔡元培。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在一篇文章中讽刺新文学派“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另据周作人回忆：“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号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正因为这样，后人才把黄季刚1919年9月从北大的去职与蔡元培联系在一起。这时，北大已成为全国新知识界的思想中心和舆论中心，但其学术影响却并不如人意，这与那些反对蔡元培革新措施的各科学者（包括工科、法科的新派学者和文科的旧派学者）的边缘化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蔡元培在北大时期的作为而论，足以说明兼容并包之不易、理想人格之不可恃。如果再联系到蔡元培在政治上的表现，尤其是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就会明白，蔡元培在与自身利益和权力直接相关的派系斗争中，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容忍异己”的人。如果把蔡元培作为一个个案，以蔡元培为中心，对多元背景下的包容之道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多元价值冲突、利益纷争的现代社会背景下，除了思想上的包容和人格上的客人之量以外，还必须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协调和整合彼此之间有着各种矛盾的各个不问利益主体的社会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项义华：《“兼容并包”理念与现实——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北大改革》， 舒建军、武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2期 ） （原题《“兼容并包”：在理念与现实之间——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载于《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
❺ 在北京战斗的召存信作文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着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着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登快阁》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苏门四学士之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着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着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着。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着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于任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着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着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着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着《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着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着。今存词160余首，风格与东坡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他的诗风与耒来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豆叶黄》：蒹葭苍，豆叶黄，南村不见冈，北村十顷强。东家东满箱，西家未上场。豆叶黄，野离离，鼠窟之，兔入畦。豕母从豚儿，豕啼豚咿咿，衔角复衔箕。豆叶黄谷又熟。翁媪衰，糜粥。豆叶黄，叶黄不独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枣红皱。豆叶黄，穰穰何朊朊，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这是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它画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负担的沉重。另一首着名的长篇歌行《芳仪怨》，是写南唐后主李煜的妹妹入宋后嫁孙某，又在宋辽战争中被辽圣宋所掳，封为芳仪的悲剧：“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辞句凄宛动人，当时曾传诵一时。
苏门四学士之张耒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着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着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着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去，据干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着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❻ 建设一个新党就要毁掉一个旧党的意思
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
新党为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政党。新党成立，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承认“九二共识”，主张发展两岸关系，是反对“台独”分裂的一股坚定力量。新党组团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台办达成包括双方共同认知和主张“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等“六点共识”，开两岸政党对话与交流之先河。
❼ 我想了解一下关于1924年左右中国的社会背景~谁知道啊~谢谢了！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
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7)新党访问北京扩展阅读
1924年大事记
1、北京政府总统曹锟发布众议院议员改选令。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主持授勋典礼。
2、湖南教育界在长沙召开平民教育运动游行大会，北京发生倒高凌代内阁事件。
3、广州政府谋求财政统一，军人染指广州政府禁烟引起风波。
4、孙中山与芝加哥报驻东方记者谈话。孙宝琦内阁成立，
5、内阁出现矛盾，北京国会众议院通过查办王克敏案。
6、列宁逝世，各地悼念列宁逝世。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
7、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
8、中国国民党举行一届一次全会。英国首届工党政府的建立。
❽ 李鸿章一生亲身参与了哪些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
李鸿章大事年表
1823年（道光三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1850年（道光三十年），改授翰林院编修。
1853年（咸丰三年），回家乡参与帮办团练，抵抗太平军。
1859年（咸丰九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
1861年（咸丰十一年），奉曾国藩之命组建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率淮军调上海，升任江苏巡抚。
1863年（同治二年），奏准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培养外语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人才。
1865年（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
1866年（同治五年），为钦差大臣，负责镇压捻军。
1867年（同治六年），授湖广总督。
1870年（同治九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1872年（同治十一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因反对者甚众未能实行。
1874年（同治十三年），与日本代表签订《北京专约》。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欣，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亦因阻力太大，未能实行。
1875年（光绪元年），因"马嘉理案"与英国代表签订《烟台条约》。奏设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开始着手组建北洋海军。
1879年（光绪五年），架设大沽北塘与天津之间电线。奏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官督商办。
1880年（光绪六年），奏设电报总局于天津，1882年改为官督商办。奏设天津水师学堂。
1881年（光绪七年），未经奏报修成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约10公里。
1885年（光绪十一年），与法国代表签订《中法新约》。
1888年（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1889年（光绪十五年），朝廷正式同意修铁路，但否定李鸿章修津通路主张。
1890年（光绪十六年），以日、俄等国窥伺朝鲜、亟需加强东北防务为由，提出修山海关内外关东铁路建议，获朝廷批准。
1894年（光绪二十年），关东铁路因经费被挪作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停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争中国军队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赴日本谈判，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投闲散置。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美诸国。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同情维新变法，暗中回护个别"新党"人士。年底被任命为勘河大臣，复勘山东黄河工程。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署理两广总督。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奉命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议和。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11月病逝。享年78岁，谥文忠。
❾ 巴金是怎样的一个人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诞生
〔成都〕
11月25日(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开始使用笔名“巴金”，沿用至今。
原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曾祖李王番，着有《醉墨山房仅存稿》。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鸿；女：李道沆)。他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
巴金有同胞两兄、两姊、两弟、三妹：大哥李尧枚(1897——1931)，三哥李尧林(1903——1945)；二姐李尧桢(1898——1915)，三姐李尧彩(1899——1924)；十四弟李尧椽(1913——），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1917——）；九妹李琼如(1909——），十妹(1910——1917)，十二妹李瑞珏(继母生，1916——）。(以上兄弟姊妹均按大排行)。
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人，兄弟姐妹三十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
1909年(清宣统元年)
〔成都——广元〕 五岁
父亲出任四川北部广元县知县，随父母前往。在广元县衙门内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读，先生姓刘。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诵《古文观止》，并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中的词。在书房由六十岁的老书僮贾福服侍，生活起居由杨嫂照料，十二、三岁的姑娘香儿陪伴玩耍。
大妹(九妹)琼如生。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广元〕 六岁
夏 二妹(十妹)生。从母亲房里搬出，由女佣杨嫂照护。
十二月 26日(农历庚戌年11月25日)为庆祝祖父生日敬神，因讨厌礼节不肯磕头，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约本年，对父亲坐堂用刑、犯人受刑后叩头谢恩不解，对母亲命人用皮鞭抽打在十妹出痘期间偷吃“发物”黄瓜的奶妈一事，亦产生不快。这期间，初步感觉到世上许多事情的不合理。
约本年，留学日本的二叔李道溥、三叔李道洋回四川。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三叔曾任南充县知县。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广元——成都〕 七岁
上半年，女佣杨嫂久病而死，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杨嫂》。
父亲辞官，随父母回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先生姓龙(或姓邓)，具有“新党”思想。
六月 中旬，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掀起保路斗争高潮。至7月初，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群众爱国保路情绪高涨。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8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此后，四川各地纷纷发生武装起义。
十月 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十一月 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27日，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家中制做大汉旗。
十二月 8日(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军队哗变，城中秩序大乱。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22日赵尔丰被军政府捕杀，这消息使龙(邓?)先生高兴，在家里成为大人们许多天的话题。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29日，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成都〕 八岁
一月 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家中做五色旗。
二月 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三叔颇感幻灭。
本年，大哥进中学。
约本年起，常参加大哥和姐姐、堂姐、表姐们的聚会和游戏，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各种酒令。还和三哥尧林及其他兄弟组织新剧团，充任配角；他们自己编剧，复写戏票赠人，在家中竹林里演出。他还常到剧场或在家中看川剧、京剧。这一时期，受家庭熏陶，熟知《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
约本年，二姐患病，母亲曾请四圣祠医院的外国女医生来家治疗。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印象颇深。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九岁
大弟(十四弟)尧椽生。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岁
〔成都〕
七月(农历)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此后，深深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有很大影响，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在母亲的允许下，返成都后，常与“下人”在一起，同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成都。在这些人中，得到了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和直爽的性格。轿夫老周教他真诚地做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称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一岁
〔成都〕
一月 15日(农历甲寅年12月1日)二姐尧桢死于肺病。
本年，父亲娶继母(邓景遂)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十二岁
〔成都〕
大哥尧枚中学毕业，由家庭包办完婚，并到成都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
继母生三妹(十二妹)瑞珏。
约本年，六叔李道鸿、二哥李尧林、香表哥濮季云合办复写的小说杂志《十日》，三个月共出九期，巴金是第一个订户。他对其中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但佩服他们经营杂志的苦心。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十三岁
〔成都〕
一月 4日陈蕴珍(肖珊)生于浙江鄞县(宁波)迎凤桥。
春 成都发生巷战，川军、滇军混战七天。这期间，二叔的两个儿子病死。巴金和三哥也患喉症。战事刚停止，父亲李道河病逝。父亲死后，更感空虚，向书本寻找慰藉，读了《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水浒》等许多古典小说。
父亲死后，大哥挑起了长房的生活担子，以忍受和让步来应付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大家庭内的矛盾加剧。
继母生二弟(十七弟)尧集(遗腹子)。
三哥尧林进中学读书。二妹(十妹)病死。
从本年起，利用晚间跟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香表哥学习英文。香表哥是对巴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人。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十四岁
〔成都〕
秋 进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跟香表哥学习，持续两年。这期间，第一次直接通过英文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这两本书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使他受到教益。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十五岁
〔成都〕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大哥从成都市内唯一的一家代售新书报的书铺——“华阳书报流通处”买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后来在该处存放一百元专购新书报。巴金得以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北京、上海出版的许多新刊物，和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他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新的思想，并常和兄姊们聚在一起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
本年，曾向留学日本的两个叔叔学过日语，并颇有兴趣地听他们讲日本的一些情况。
1920年(民国九年) 十六岁
〔成都〕
二月 19日(农历已未年12月30日)祖父病故。因祖父逝世，大嫂搬至城外生产。祖父死后，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加剧了，造成的悲剧更多了。
下半年起，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中译本，异常激动，给翻印此书的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写信，寻求指导，未接到回信。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深受感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富于煽动性的文章，使他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后来，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九月 同三哥尧林一道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到预科、本科，在该校读书两年半。
冬 成都学界为反对军阀刘存厚开展请愿活动和集体罢课，巴金亦参与，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冬 大哥尧枚因在家庭中受刺激患神经病，时有发作。
本年起，开始向成都师范学校学生、朝鲜人高自性学习世界语，不久辍止。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十七岁
〔成都〕
二月 20日成都《半月》刊第14号出版，读到该刊登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后，很感兴趣，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三天后，编辑来访，说明适社在重庆；此后便参与《半月》刊的工作。编辑部的青年朋友吴先忧以实行“自食其力”的行动，教给巴金“自我牺牲”精神，后来巴金称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先生”。
四月 1日出版的《半月》刊第17号刊载《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目前所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半月》刊17号《本社社员录》中列出他的名字：芾甘。
五月 参加纪念“五一”活动，第一次上街散发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他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开秘密会议。自此，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七月 《半月》第24号于15日出版，因发表文章反对军阀政府禁止女子剪发，被禁止发行。
秋 参加《警群》月刊编辑工作，第一期出版后，因与《警群》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十八岁
〔成都〕
上半年 参加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印一千份。第一期出版后即被警察厅禁止发售，但仍半公开地发行；此后用各种办法对付警察厅检查员的干涉和限制。该刊共出十期。在此期间，结识《学生潮》主编之一袁诗尧。袁当时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成为共产党员，1928年被四川军阀杀害。
七月 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郑振铎编)第44期上发表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共十二首)，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本年及次年，先后在《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发表新诗九题二十首、散文一篇，这是他最早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
八月 23日，给《文学旬刊》编者写信，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表示不满。该信署名李芾甘，载9月11日《文学旬刊》第49期“通信”栏，同栏还刊出编者的答复，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十九岁
〔成都——上海——南京〕
四月 三姐尧彩出嫁作继室，参加婚礼。
五月 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由重庆沿长江至上海。此时得到大哥的帮助和继母的允许。离开四川的原因，是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的天地中去；另一方面，也因无中学毕业文凭，被外专改为旁听生，失去了获得该校毕业文凭的资格。
秋 进上海南洋中学。
年底 去南京，住北门桥鱼市街21号。进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学习。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二十岁
〔南京〕
五月 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秋 结束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的半年补习，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
接大哥信，获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而死。
本年至1925年在课余认真学习世界语，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书籍自修，并开始据世界语翻译文章。
本年，两次回原籍浙江嘉兴，住在一位年过八十仍在家中作私塾老师的伯祖父家中。
本年，发表译文等近十篇。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二十一岁
〔南京——北京——上海〕
年初 经友人秦抱朴介绍，开始给爱玛·高德曼写信，并收到复信。
六月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南京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巴金亦参加。这段生活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
八月 毕业于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随即前往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在北京结识曾通信联系的朝鲜流亡青年沈茹秋等，经沈介绍住北河沿同兴公寓。在北京住半月左右，因患肺结核未进考场，在寓中读鲁迅的《呐喊》，得到慰藉。下旬返回上海养病。
三哥尧林进苏州私立东吴大学念书。
九月 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发起人共十六人，为：真恒、健民、仲九、三木、培心、惠林、芾甘、禅林、吕千、索非、一波、茹秋、种因、剑波、抱朴、不如。
本年，发表各种译文、论文约二十篇。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二十二岁
〔上海〕
在上海住康悌路康益里，后迁法租界马浪路和友人同住，直至次年一月离沪赴法。
一月 为纪念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撰写《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一月至三月 在《时事新报·学灯》、《洪水》等报刊上撰文，就“国家消亡”等问题批评郭沫若。
四月 《五一运动史》出版，这本小册子是目前所见的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上半年 曾和法国巴黎《新世纪》发行人、无政府主义者格拉佛通信。
十一月 译完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
本年，向友人卫惠林学习日语。读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日译本。
本年，发表各种政论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二十三岁
〔上海——巴黎——沙多——吉里〕
一月 15日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卫惠林同行，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计九人。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放者的庇护所。
赴巴黎沿途写《海行杂记》三十八则。
二月 18日抵达马赛。19日抵巴黎，住Blanville街五号旅馆，后又搬至Tournefrt街的旅馆。
上午常到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去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学习法文，不久，家里破产的消息传来，便停止了正式学习。
三月 为排遣寂寞心情，写下《灭亡》第一至第四章。
四月 与君毅、惠林合写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由上海民钟社出版。该书在法国写成寄回上海印行，主要讨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1930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以“煽惑军队”的罪名查禁。
五月 用文言补译李石曾译《狱中与逃狱》(克鲁泡特金着)由广州革新书局出版。该书共52页，后12页原译稿遗失，书局请巴金补译。
本月 参加救援凡宰地、萨珂的活动，给狱中的凡宰地写信。凡、萨是流亡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美国当局诬陷犯抢劫、杀人罪判死刑。这件事当时成为轰动欧美的大事件，法朗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参加救援，形成国际性援救活动。
七月 上旬收到凡宰地的回信和一包书，11日给凡写第二封信，并在此后几天内，激动地写下《灭亡》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夏初 因健康恶化迁至巴黎以东约一百公里马伦河畔的小城沙多椉�?又译作蒂埃里堡)休养，住在拉封丹中学，并学法文，同时根据英文本(参照内山贤次的日译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在翻译过程中，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等人的着作和《圣经》等。这时，还系统地研究法国大革命，阅读了大量史料和着作，如《吉隆特的党史》(拉马丁着)、《法国革命》(L�马德楞着)、《四个法国妇人》(道布生着)、《大革命史》(J�米席勒着)、《1789?804年的法国革命》(W�布洛斯着)等。对民众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对马拉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亦极推崇。
开始撰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者苏菲亚、妃格念尔等的传记，后来编成《俄罗斯十女杰》一书。
这期间获悉一些关于国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就国内政局在《平等》月刊(美国旧金山华侨工人钟时主编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发表一些短论，批评国民党和其他反动政客，并宣布同赞成“清党”的无政府主义刊物《革命周报》(系李石曾出资创办)断绝关系。
八月 上旬在沙多椉�锸盏椒苍椎?月23日写的回信。24日，下午从报纸上得知凡宰地、萨珂两人已于22日午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中被电椅烧死，整天激动地写信寄往各处，探诉美国政府。此后几天内，连续写下《灭亡》中的若干片断。
十一月 8日，译完凡宰地的自传。
译作《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着)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着。
本年，还发表各种政论文章二十余篇。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二十四岁
〔沙多——吉里——巴黎——马赛——上海〕
一月 翻译高德曼的《易卜生的四大社会剧》和《斯特林堡的三本妇女问题剧》。
二月 5日收到美国伦敦《自由》杂志主编T.H.Keel寄来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英译本(康·嘉尔纳特夫人译)。
参与编译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柏克曼等着)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三月 参与翻译的《苏俄革命惨史》(柏克曼着)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四月 参与翻译的《革命之路》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册，同年九月以《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为题出版。
五月 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涉及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四·一二”政变后受到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误解和攻击，因而写《答诬我者书》作自我辩护。
夏 收到大哥来信，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与大哥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决定完成《灭亡》，使大哥更了解自己要走的路。
八月 经过半个月时间，于月初整理和补写完《灭亡》全书二十一章，并抄写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上。将书稿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打算自费印刷。在该书稿上第一次署笔名巴金。寄出书稿后从沙多——吉里回到巴黎。
九月 翻译托洛茨基的论文《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寄回上海，载于10月18日《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由于该文发表较《灭亡》早将近三个月，因而，是以马金的署名最早披露于报刊的一篇文章。
十月 17日办理回国手续。18日到马赛，因海员工人罢工，滞留十二天，住马赛海滨的美景旅馆，此期间读左拉的《卢贡一马加尔家族》。30日乘船离马赛回国。在船上产生创作描写自己家庭生活的小说的想法，并拟题《春梦》。
本年，在巴黎翻译廖亢夫的剧本《前夜》(即《夜未央》)，译稿在寄回上海的邮途中丢失。
在法国期间，常用世界语与朋友通信。
在法国期间，曾与高德曼和柏克曼见面。柏克曼是流亡西欧后加入美国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十二月 月初回到上海。应友人索非之邀，在鸿兴坊七十五号上海世界语学会住半个月。
本月 译作《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凡宰地自传)出版。
本年，写研究俄国社会运动及革命人物的一些文章，1935年整理后收入《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
本年，还发表论文、译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二十五岁
〔上海〕
一月 从鸿兴坊搬至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同住一楼。直至1932年1月下旬离开，共住三年。在这里创作了《家》、《雾》、《新生》(第一稿)，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本月 中篇小说《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至四月载完，在文坛引起反响。决定发表《灭亡》的是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灭亡》的发表使巴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本月 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号数为317)，并任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后当选为上海世界语学会执行委员(理事)，直至1932年初才离开世界语运动。先后据世界语翻译过许多文章和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剧本《过客之花》(意大利亚米契斯着)、《丹东之死》(苏联阿·托尔斯泰着)、《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着)，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着)等。
本月 译着《断头台上》出版。
本月 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自由书店的编辑工作，以“马拉”之名编辑五期《自由月刊》。自由书店主要出版克鲁泡特金的着作。因书店负责人朱永邦与巴金等意见不合，加之朱赌博造成经济亏空，书店于次年停办。
四月 在本月出版的《自由月刊》一卷四期发表文章，就托尔斯泰的评价问题批评钱杏屯。
五月 译着《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克鲁泡特金着)出版。本月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册。
春夏之际，在宝光里索非家结识翻译家马宗融，九月下旬见到其未婚妻罗世弥(罗淑)。
六月 14日写《克氏〈人生哲学〉之解说》，系统论述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
七月 大哥尧枚从成都来上海，住一月左右，闲谈中，巴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得到大哥支持。三哥尧林是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
本月 译作《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出版。
八月 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斯捷普尼雅克着)出版。
十月 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单行本由微明学社编、开明书店出版。此书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发卖。
年底，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
本年，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托索非请丰子恺题写书名。
本年，还发表各种译作、文章四十余篇。其中《〈工女马德兰〉之考察》、《〈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势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艺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