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编译局

‘壹’ 岳飞的直系子孙谱

岳飞后代分布

岳云二子一女：长子岳甫，女儿岳大娘，三子岳申。

岳甫字葆真，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六月二十八日生，理亲嘉泰四年（1204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寿年六十七岁，葬西湖上。岳云遇害时，岳甫才四岁，随母巩氏及祖母李氏、叔岳雷流放岑南。一一六二年孝宗皇帝恤录时，岳甫二十五岁，从岑南回，初居潭州（今长沙市）北裹厢，同年十月十八日，圣旨补岳甫岳申承信郎。岳甫受寅教郎，宗正卿，供职吏部郎中。初居杭州钱塘奠厥古守岳飞岳云墓。袭神武后军统制。隆兴初元（1168年）七月十九日，岳甫承务淮西时，向孝宗皇帘请复江州（九江）田宅，孝宗皇帝准奏发还。后岳甫刺使宁波。晚年归居杭州，相与置田，崇奉王祠，作中兴小历，善书法。历任朝请大夫，吏部尚书，赠中奉大夫。岳大娘适张宗本，授武进校尉。岳申授保义郎，官真州防御使。

岳甫生子七：岳觐、岳觌、岳岘，岳规、岳靓、岳冫见、岳观。岳甫后裔初居苏杭，后散居各地。现初步考证，有二支的去向如下：岳甫长子岳觐湖南益阳一支，岳甫次子岳觌浙江杭州一支。

岳雷有四子二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月十八日，岳雷四个儿子岳经、岳纬、岳纲、岳纪，圣旨封承信郎②。二个女儿岳二娘、岳三娘，景定二年（1261年）婿俱补进武校尉。后岳雷长子岳经、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授承事郎，监贺州银场③。其后裔居福建漳南。岳雷二子岳纬，景定二年授将士郎，任夔州将领，岳纬长子岳间见，景定二年授承信郎，后裔多居临安。岳雷三子岳纲，景定二年授武德郎，任江西副总领，封尚书，初居九江，后迁临安。岳雷后裔多由临安散居金坛金沙、白塔桥、溧阳城、青安桥、龙庄、汰塘等地。岳雷四子岳纪，景定二年授修武郎，任镇江提典医学，其后裔多居临安、常州现考证岳雷后裔从常州迁出后，有两支的去向如下：一支迁居河南安邱县解护庄，一支经湖广荆州转云南镇雄县太坪坝，后散居云、贵、川三省。

岳飞冤案昭雪后，岳霖由江州来宜兴，邑人感岳飞之德，争相奉迎，并置田宅于邑之东北四十里之唐门村留岳霖定居。以后岳霖虽历官在外，但总是以唐门为家，于隆兴元年（1163年）将父亲的衣冠安葬在唐门桥后的一个天然的《金钩钓月地》上，这就是唐门村有名的历史古迹《岳飞衣冠冢》。岳霖卒后也伴葬岳飞衣冠冢之北，即是唐门有名的《缵忠侯霖公之墓》。岳霖留居宜兴的后裔，是长子岳琮之后，岳琮又名岳璞，赐名岳旗，授承信郎，致仕封尚书，居宜兴县，六传至岳浚（岳飞九世孙），博学好义，官百门尉，积书万卷，一时名士，卒于明洪武十年（1398年），寿年八十二岁

岳浚子三：长子岳岱，为万石支祖；二子岳岩，为湛渎支祖；三子岳崧，生子二：长子岳文升、迁居汤阴，次子岳文景，为长沟、汤堰、唐门支祖。

岳文景三传至岳洵（岳飞十三世孙）由长沟迁居知义庄，传今巳有叫十七户，六十余人。今宜兴唐门智义庄二十七世孙岳宗雷，为宜兴县先进教师，二十八孙岳锦堂，一九二七年参加过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还有岳祖德迁居北京1070信箱；有岳柏荣迁居武汉市航空路青年大街四十三号，有岳风麟迁居北京大学任教，有岳呜嗥迁居上海市武进路247号；他们都是一九四九年后从宜兴唐门智义庄迁出外地工作的岳霖后裔。

岳霖长子岳琮永泰后裔，系由宜兴陈渡支经砒凌，囚宫迁甘肃庄浪永泰堡繁衍，俗称永泰世系。

十六世孙岳大舟，先任广西漓江卫指挥，后进驻甘肃临洮。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岳大舟子岳仲武赠荣禄大夫；

传十八世孙岳文魁赠少保三等；

传十九世孙岳镇邦、为清代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镇邦长子岳异龙，以功历任游山参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擢升为四川提督，后转任山东省总兵，妻王氏封一品夫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因老母年高九十，退休回川敬母，二年后岳升龙病逝于川，雍正四年（1716年）追谥敏肃。

岳升龙的弟弟岳超龙为天津总兵。岳超龙曾用名“刘杰”入伍，圣祖垂询，复本岳姓。因功擢刀东川营游击，雍正二年（1724年）授河州协付将。雍正六年（1728年）任天津总兵，雍正八年（1730年）任湖南提督，雍正十年（1732年）病卒。岳超龙子岳钟璜任提督。岳升龙子岳钟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河南新郑，雍正五年（1727年）升任四川大将军督总元帅。

岳钟琪字东美，身长赤面、临阵挟二铜锤，重百余斤，多智略，御众卒严、共甘苦。先任文职官，后因战功晋升，清康熙、雍正、干隆三朝镇守边关、定乱丰功，清高宗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诰授光禄大夫，奋威将军、三等公、四川提督、川陕总督、陕西巡抚、宁远大将军、加少保、复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赐号威信。抱病平乱，干隆十九年（1754年）二月二十八日死于军中，葬于成都，寿年六十九岁，御赐祭葬，谥襄勤，清代以汉人拜大将仅他一人，列有《岳钟琪传》。

妻宋氏封一品夫人。岳钟琪子五：长子岳溶，雍正六年（1728年）任山东巡抚。干隆元年（1739）调江西光禄寺卿，后封为福建按察使，广东巡抚。干隆十八（1753）、授鸿胪寺卿，转通政使参议。岳钟琪次子岳氵田，任侍卫。岳钟琪三子岳氵田封主事。岳钟琪四子岳方任都司。岳钟琪五子岳静封大安营参将，一等轻车都尉。

其后二传至二十四世孙岳嗣仪，任国史馆协修兼秘书。

岳嗣仪长子（飞二十五孙）岳开先为中华民国陆军少将，侍从武官；岳嗣仪次子岳涌先为政事堂法制局编译；岳嗣仪三子岳畴先为河南省城东区警察署长；岳嗣仪四子岳豫先为北京大学分科学生。

岳霖长子岳琮，二传至岳遘（岳飞五世孙），字奉天，迁居山西洪洞。

六传至岳宣（岳飞九世孙），号可道，着有《金华全集》；

七传至岳芳（岳飞十世孙），号中有，为元时名儒；

八传至岳峻（岳飞十一世孙）更名岳永清，明初由洪洞迁洛阳东郊寺里碑村；

十三传至岳明（岳飞十六世孙）分为东南两茔：

岳明长子岳世英居东，为东茔始祖，岳世英四传至岳崇辅（岳飞二十一世孙）、生子四：岳鹏、岳鹗、岳鹤、岳鸿，居寺里碑村东，称为东四门。岳明次子岳世思居南，为南茔始祖，岳世思三传至岳居安（岳飞二十世孙）遭明季世乱，举族皆逃，唯居安一人未尝稍离，生子八：岳崇泰、岳崇牧、岳崇华、岳崇渎、岳崇恒、岳崇嵩、岳崇坤、岳崇阳，居寺里碑村北，称为北八门。岳居安的堂弟岳呈秀生子四：岳崇岐、岳崇峒、岳崇峙、岳崇巍，居寺里碑村南，称为南四门。

以上十六门，传今已三十余代，占寺里碑村总户数的三分之二，约三百余户，一千二百余人。从清康熙年间修谱的字辈为：“崇钟性生，文至德显，忠绳先启后”。清光绪年间续穆宗谱时，又增加字辈：“明道成义荣前耀昆”。

岳霖三子岳珂后裔。该支原居江苏丹阳，南宋未年因避贾似道之害而迁居。

岳飞六世孙岳泾从丹阳迁出，经汤阴转迁山西洪洞县。

明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世岳仲名，从洪洞迁居山东阳谷县寿张镇斗虎店。

明洪武年间，十二世孙岳岱由山西洪洞迁直隶大名府清丰县大流乡大岳庄村，传今三十余代。河南清丰县大流乡大岳庄村及四周六个自然村，居住着几千余名岳飞后裔。清丰县大流乡大庄村岳喜方，为岳飞三十二世孙，现年五十三岁，他给笔者来信述介该支一九八二年修谱、一九八三年集资建岳庙、每年二月十五日请县剧团演戏庆贺岳飞诞辰等情况并申请参加岳飞后裔联谊会。

明英宗年间，十四世孙岳田功，从斗虎店迁南岳楼。

后十九世孙岳致和从南岳楼迁居台前县孙口乡西关路村，传今已三十余代。

该村的三十三世孙岳彩彪先生，现年六十四岁，中共党员、村会计。

山东省梁山县的岳飞后裔，与河南台前县的岳飞后裔同属一个支系，即由丹阳→洪洞→阳谷转迁而来。

明英宗年间，十四世孙岳大功岳田功兄弟由阳谷寿张镇斗虎店迁出，岳大功迁寿张王灵店，岳田功迁台前县。

明嘉靖年间，寿张王灵店一带遭灾，十八世岳九卿转迁到梁山县黄花寺，即今梁山县小路口乡岳楼村，传今已四百余户，散居在梁山县小路口、拳铺、马营、郓陈、赵固堆等乡镇的十三个自然村多岳氏人丁已达2500余人。

居住在山东萃县古城北关的岳飞后裔，系二十二世孙岳支行由斗虎店分迁到山东萃县古城镇北关的。

一九九O年五月十六日，萃县古城镇的岳喜庆、岳喜云、岳彩林三位先生给笔者来信说：萃县岳姓居住村有四十个，虽然都系岳霖后裔，但迁入渠道却大为不一：有自山西直接迁来萃县朝城的一大支，居住区散布十八个自然村（待考）。有自汤阴迁来萃县现城镇岳法村和古云乡西李楼村的一支（待考）。由斗虎店迁来萃县古城北关村的岳飞后裔巳繁衍到一千余人，有二十五世分迁到山东郓城县北关村一支，现繁衍到二百余人，有去外地工作落户的一百余人，留居本村的有七百余人

安微砀山的岳飞后裔，系岳霖三子岳珂支系。

岳珂次子岳见（岳飞四世孙），宋封丞事郎，传五世孙岳逍，任鄂州江夏承；

传六世孙岳泾，历任承德盐、太平州酒库；

传七世岳琳，度宗时为金部主事。一二七一年元灭南宋，岳琳隐藏外地，晚年暗归杭州，卒后葬杭州灵隐寺。

其后二传至九世孙岳坚一，仕山东省金乡县县令而定居该县；

三传至十二世孙岳彦圣迁安徽肖县黄柏口岳家湾①。

明万历年间，四传至十六世，子孙繁茂，迁动更异：

十六世孙岳宗，岳赞迁肖县桃山、岳赞仕江苏吴县，为县教喻，岳赞孙岳钟灵（十八世）任陕西渭南县知县，创建忠武王祠于桃山、设立祀田三百亩。

十六世孙岳高迁张家口。

十六世孙岳访迁安徽砀山县西北官庄乡岳坑村，传今巳三十余世。

三十四世孙岳增江先生，现年五十八岁，已退休在家。

丹阳岳氏系岳霖三子岳珂后裔。

早在绍兴十一年，岳飞遇害时，岳飞三子岳霖才十二岁，由岳飞好友贡文宪公隐留家中并挂官隐居丹阳紫阳渡（今丹阳全州培棠村），后孝宗皇帝对岳飞冤案昭雪时，岳珂曾任丹阳县令，颇有政绩。在位期间，有一年酷暑，丹阳南乡发生一起案件，岳珂带领三个随从私行察访，路过紫阳渡，在一甘棠树下休息，这棵甘棠树枝繁叶茂、花香扑鼻。岳珂暗暗盘算，这是个好地方，让后代在这里安家，回家后夫妻商量一番，决定让老大住到紫阳渡去。过了几天，岳珂坐轿到紫阳渡，叫随从把甘棠树周围的杂草铲除，种上二斗黄豆，后来将黄豆叶作绿肥，培植甘棠。从此当地人民将紫阳波改名为培棠，以纪念岳珂在此培植甘棠之意。加上培棠又是贡文献公当年救岳珂父亲岳霖挂官隐居的地方，岳珂感贡文献公救父之恩德，在培棠建《报本祠》，《报本祠》尚未峻工，岳珂调任常州尹。

岳珂的二兄岳琛即迁居弟署，继弟志而峻工《报本祠》，祠内供贡文宪公与飞祖并享厥祀，血食千秋，报本永远。

岳珂二兄岳琛初授承信郎，后任南赣都督。丹阳各地岳飞后裔共有六百多户、二千余人，分布在十多个自然村，其中居住较集中的有全州培棠村四百余户、城郊汤甲乡岳家村一百多户、横塘乡庙古寺村一百多户、香草村十多户、万巷村十多户，还有留雁庄等处也有少数散居户，传今已三十余代。

笔者曾分别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九年四月两次专程到丹阳查访那里居住的岳飞后裔，会见了已退休回居培棠村的岳万寿先生，市农机公司业务股长岳逸民先生，汤甲乡岳家村的岳发坤先生。查阅了一九八三年由岳逸民岳发坤二位先生献给国家并保存在丹阳文化馆的《云阳培棠岳氏宗谱》和《挂谱》，即《云阳岳氏本支系图》。

‘贰’ 清末百日维新最终为什么会失败

取自网络的介绍：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1.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2.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渝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 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内容:1.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3.奖励科学着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着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4.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5.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6.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着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2.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

‘叁’ 群学肄言的解说

翻译的社会学名着之一。原系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所着《社会学研究》一书。严复于1897年开始译，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题为《劝学篇》。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订正群学肄言》，现在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着丛书》本。该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方法的着作。译者用文言文夹叙夹议译出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译者的着作。该书强调“以天演为宗”，以生物学规律研究社会现象，从而论证中国的社会变法。全书分16章：砭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情瞀、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砭愚》与《倡学》两章阐述了社会研究必须有专门的学科,可以成为科学的观点和道理《喻术》则概括了社会学的主要含义，提出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学探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律。社会学的内容在于说明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原因。他认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受天演规律所支配的。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是不断进化的，生物学的规律可以用之于社会学。《知难》述治社会之难，一在物之难，次在心之难，三在心物对待之难。作者认为，此章是全书的枢纽。《物蔽》以后各章探讨了社会研究中的客观困难与主观困难，即“物之难”与“心之难”。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受“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的影响，并提出了治难、解惑的有关方法。《群学肄言》的翻译出版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订正群学肄言序
余与严子几道。虽同里闬。而少不相习。严子厚余。尝数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于严子之作。亦无所不读。尤喜群学肄言一书。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请。严子曰。子肯为一序者。吾从子请余何足以序此书。顾望其行世则不能不勉一言矣。余尝家居读书报。从女君珈侍侧。恒作而问曰。某与某孰贤。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诵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盖少年盛气、师心自用、论议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狱。曾不稍假思索。岂知天下事理、恒有两端。是非相表裏。得失相倚伏。执其一端。以概其馀。又何怪其言之易。群之为事。极天下之至。赜建一议。行一策。欲徵其效。近者数年。远者数十百年。影响所及。或且遍于世界万国。其关系之钜若是。乃世之言群治者。以为可不学而能。随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无所庸心。无怪乎。人人言群治。日日言群治。而群治终不进也。群学肄言一书。几二十万言。千端万绪。而极其究竟。亦曰群治之难言耳已。亦曰。言群治者之必由学耳已夫。苟诚知群学之难。学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几矣。严子所译着。大半言群治。而是书实为先导。吾敢正告世之喜谈群治者。曰。欲读严子之书。必先读群学肄言。长乐高凤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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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群学肄言序
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宾塞尔者。英之耆宿也。殚年力于天演之奥窔。而大阐其理于民群。盖所着之会通哲学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乃先为之肄言。以导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尝得其书而读之。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着明矣。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闲。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诚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则积月之勤。为迻译之如左。其叙曰：
含灵秉气。群义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由来。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鱼。操刃伤指。译砭愚第一。
执果穷因。是惟科学。人事纷纶。莫之掎搉。虽无密合。甯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译倡学第二。
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竞天择。所存者善。散曰么匿。聚曰拓都。知微之显。万法所郛。译喻术第三。
道巽两间。物奚翅万。人心虑道。各自为楦。永言时位。载占吉凶。所以东圣。低佪中庸。译知难第四。
难首在物。是惟心所。传闻异辞。相为旅距。见者支叶。孰察本根。以槿议椿。如蝨处禈。译物蔽第五。
主观二义。曰理与情。执己量物。哀此心盲。简不逮繁。小不容大。滞碍僻坚。举为群害。译智絯第六。
忧喜恶欲。皆使衡差。以兹目眚。结彼空花。所严帝天。所畏魔蝎。以是言群。几何能达。译情瞀第七。
心习少成。由来学最。杨取为我。墨尚兼爱。偏至之德。所伤实多。曷建皇极。以救厥颇。译学诐第八。
民生有群。而傅以国。竺我忘人。爱或成贼。反是为甹。矫亦失中。惟诚旡妄。其例乃公。译国拘第九。
演深治久。群有众流。以各争存。乃交相。或怒诪张。或怨施夺。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译流梏第十。
国于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独责元后。朝有政党。乐相诋諆。元黄水火。鉴蔀衡迻。译政惑第十一。
天人之际。宗教攸资。听神蔑民。群治以衰。举人代天。教又不可。释景犹回。皆有负荷。译教辟第十二。
夫惟知难。学乃殆庶。厉于三科。曰闲着。以观法。闲乃穷因。习着知化。乃凝于神。译缮性第十三。
一神两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群义以明。群实大生。而生之织。欲观拓都。视此么匿。译宪生第十四。
我闲佛说。境胥心造。化万不同。肇于厥脑。主道齐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译述神第十五。
惟群有学。以因果故。去私戒偏。来导先路。盍勿孟晋。犹怀蘧庐。译此悬论。敢告象胥。译成章第十六。
----------------------------------------------译馀赘语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第三喻术。则栝本科大义。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故第五物蔽。所以着在物之难也。而在心之难。又分两义。有见于理者。故第六称智絯。有见于情者。故第七曰情瞀。是二者之惑不祛。未见其人之可与论治化也。若夫心物对待之难。则意逐境迻。一视其人之所薢茩。略而举之。则所承之学。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荦荦者矣。盖作者之意。以谓道之不明。起于心物学交蔽。故为学之方。始于解惑。假其笃时拘虚。虽学未必不为害。又必知其难之所在。而后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脩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今夫学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于学之事无阙。而后于心之德无亏乃至群学。则有其尤切者。自民质言之。则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则心灵也。故言宪生矣。而继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几为成章之达。而与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
东学以一民而对于社会者称箇人。社会有社会之天职。箇人有箇人之天职。或谓箇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观太史公言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谓小己。即箇人也。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么匿也。饭拓都也。粒么匿也。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象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是故群学谨于其分。所谓名之必可言也。
斯宾塞氏自言。此书为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洁净。远不逮会通哲学诸书。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政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义未尝晦也。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
又是书出版当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盖一世矣。其中所有讥弹之时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东方学者。闻见囿于一隅。于彼所言。将嫌渺不相涉。虽然寓言十九。皆筌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历古犹新。使学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则所论者虽取本国目前事实。犹无益耳。
附注
凡学必其有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
东学称组织。

‘肆’ 清朝反抗外敌侵略阵亡的高级官员（文武全要）

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江南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他所上奏章公文，必亲自动手削稿。嘉庆八年(1803年)二十三岁时考取武庠生，历任把总、千总、守备、游击、参将、副将等军职。道光六年(1826年)任太湖营水师副将，同年以督押海运漕米船自吴淞到天津，途中虽遇惊涛骇浪，仍能安全抵达，因之受到特别嘉奖。次年提升为江南苏松镇总兵。道光十三年(1833年)署江南提督，十四年授广东水师提督。

关天培调任广东水师提督的这年，正是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率兵船蛮横闯入广东省河之后，为了加强海防，清政府调他到这个当时是全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关天培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为了专心致志搞好海防，先令妻子奉老母归里，自己带着三个家丁到广州赴任。就任后，他“亲历重洋，遍观厄塞”，根据虎门的险要形势，进行严密设防，设置了三重门户：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并将其中的南山炮台加以改建，加筑石基，增设月台，改变炮位过高的弱点，改称为威远炮台；狮子洋口的大虎门炮台为第三重门户。这三重门户也就是三条防线，紧紧地把守住珠江口的南大门。他一方面在第二、三防线之间，威远、镇远与横档的适当地段设置大铁链和木排，以阻拦敌闯入内洋；另方面又亲自监督铸造大炮八千斤、六千斤者四十尊，六千斤以下者数百尊，分置各炮台，以加强防守力量。与此同时，他又加紧训练水师部队，亲自驻扎在虎门督军操练，每年二月末、八月初，“分饬本标将备，率亲兵五百余名，分赴威远、镇远、横档、大浇、永安、巩固六处，练习炮准，其大角、沙角炮台等处，共兵六百四十名。每次操练可十日为度”。他还将建设虎门要塞的经验和汇集的有关资料，编成《筹海初集》四卷并附有许多详细的地图和训练图、表等，以资参考。

这时鸦片烟流毒全国，英、美的鸦片趸船源源不断东来，鸦片走私贸易极为猖撅，关天培积极协助两广总督邓廷桢进行侦缉。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到广东后，关天培更是尽力支持和配合禁烟运动，取得了迫使义律缴出二万余箱、袋鸦片，并在虎门全数销毁的伟大胜利。在林则徐的赞助下，他又在武山上的威远炮台和镇远炮台之间新修筑起一座大炮台，名为靖远，炮洞六十八个，配炮六十位。其建筑之坚固与火力之充沛，为虎门各炮台最。当时关天培除自铸铁炮外，还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大力支持下，从澳门等地购进洋炮二百多尊，并严格训练大批招募来的水师兵勇，改革编制，将大鹏营由营改为协，拨副将驻扎那里，与香山协相呼应，又雇用一批米船、红单船、拖风船，利用有利地形与军民在海上与陆上的紧密协作，切实做到严阵以待，以迎击来犯的敌人。林则徐对关天培这些整顿防务的努力予以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殚精竭虑，寝食以之”。

由于关天培在广东沿海的严密布防，使英国侵略者在这个时期的挑衅与袭击都未能得逞。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义律率兵船二艘、货船三艘到九龙山口岸以索食为名，突发炮火，进行挑衅活动，遭到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领的水师猛烈反击，狼狈逃跑。两个月以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阻挡英国商船具结，破坏中英正常贸易，挑起穿鼻之战，这次战斗可说是揭开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序幕，实际上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开始。在这次战斗中，关天培亲临督阵，虽手背受伤，仍奋不顾身，执刀屹立，督令弁兵，对准英舰连轰数炮，使它遭到重创，仓皇遁去。此后十天内，英舰又接连向官涌守军发动六次进攻，结果都被增城营参将陈连升等所率领的守军所击退，获得全胜。战斗结束后，关天培得到清政府的嘉奖，在道光帝的上谕里写道：“此次攻击夷船，提督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着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并下令“交部从优议叙，以示奖励”。

鸦片战争爆发后，关天培督率水师，坚守阵地，并积极组织渔船、蟹艇，利用各种机会袭击侵略军。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年12月)，琦善以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身份抵达广州，一反林则徐之所为，遣散兵勇，尽撤海防，将关天培数年来辛苦经营的虎门三道防线并木排铁链全数加以毁弃。关天培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一再要求琦善采取抵抗的积极措施，都遭到拒绝。这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壮烈牺牲，虎门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关天培与总兵李廷钰各只有弱兵数百，分守靖远、威远两炮台，请琦善派兵支援，琦善仅遣兵二百进行敷衍。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诸炮台，而守军才几百人，关天培在孤军无援的绝境下，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与游击麦廷章等昼夜督战。敌军在占横档、永安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和威远炮台，关天培亲燃大炮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与敌激战达十小时之久。敌人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被数十创，犹持刀拚杀，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麦廷章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也都壮烈捐躯。

关天培在牺牲前特地委派家丁将他的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他早已作为国捐躯的准备，开战前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内放几枚牙齿和几套旧衣服，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他的尸体由家丁在乱尸中找到，身体的一半已被炮火全烧焦了。出葬的那天，“士大夫数百人缟衣迎送，旁观者或痛哭失声”。
还有葛云飞、邓世昌、聂士成等，内容太多粘贴不了，自己去网络查吧！

‘伍’ 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专家队伍

编译系列：柴方国、尹汾海、卿学民、李京洲、沈红文、翟民刚、蒋仁祥、边彦耀、吕华、童孝华、杨立成、赵晶旸、章林、余小虎、李铁军、鲁永学、夏静、张慕良、任建华；
研究系列：何增科、季正聚、郗卫东、李惠斌、杨雪冬、赖海榕、曹荣湘、鲁路、张文红、胡长栓、陈家刚、周红云、冯雷、戴隆斌、郭伟伟、林德山、徐向梅、高新军、周凡、朱艳圣、衣俊卿。 编译系列：杨世均、蒋明炜、唐志安、杨东辉、王丽丽、刘冰、谢海静、陈乐飞、杜雪峰、范大祺、徐燕霞、于春伟。
研究系列：丁开杰、刘仁胜、李义天、陈喜贵、李百玲、黄晓武、彭萍萍、王新颖、李姿姿、庄俊举、姚颖。

‘陆’ 清朝政治制度的机构

1、内阁

清代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是内阁。清沿明制，顺治十五年（1658 年）农历七月，将原设之内三院改为内阁，为正二品衙门，设大学士为内阁长官，各兼尚书衔，并加殿阁衔。清代内阁在顺治康熙年间作为中枢机构，赞襄皇帝，掌理大政，是全国枢要总汇之所。

但自雍正中叶设军机处之后，大政归由军机大臣承旨，内阁逐渐不再参与机要，权任渐轻，遂成以处理本章为主的行政事务机构。

2、军机处

军机处指皇帝离京外出所在地方的军机大臣办事处所。清代军机处为中央枢要机构，为皇帝草拟谕旨、处理奏折、参决机务，故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无定时。

皇帝在京之日，无论住在宫内或住在西苑、圆明园等处，军机大臣等均须入值军机堂（西苑军机堂在西苑门内，圆明园军机堂在左如意门内），无散值之旨，均不得离开。

3、六部

清朝中央行政机构中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总称。

清朝于入关前的天聪五年（1631年）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以贝勒一人总理，又置承政等官，分别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清入关统一全国之后，六部作为中央一级行政机构体制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健全，直接对皇帝负责。

4、都察院

清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名为都察院。

都察院负责纠劾各级衙门、官吏之奸贪劣迹，条陈政治民生之得失利弊，参加九卿议奏事议，会同刑部、大理寺审办钦交大案及朝审、秋审，检查注销文书案卷和封驳事宜，以及稽察京师地方治安等事。

5、翰林院

翰林院掌管国史笔翰，备左右顾问。顺治元年（1644年） 置，为正三品衙门；顺治二年（1645年）并入内三院，升为从二品衙门；顺治十五年（1658年）再设，顺治十八年复裁并。康熙九年（1670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为独立机构，遂成定制。

翰林院内设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人，以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

翰林院属官有主事、典簿厅典簿、孔目、待诏厅待诏及笔帖式等。领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

‘柒’ 都是小学语文，清末小学生都学习什么样的内容

翻开清末小学国文课本，一览一百多年前的小学读物，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 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湖北官刷印局印刷出版《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共八十课，含有插画，图文并茂。 从开学第一天拜孔子，到最后一课放假。 全书内容涉及到礼仪、孝道、常识、典故、识物等等。

中国古代的金钗。 （ Hawyih/Wikimedia Commons ）

《宋史》记载，当时失主要送钱给他，作为酬谢。 小思永笑着说：“我要是想要钱，就不会还您金钗了！”

这篇课文不仅教小朋友拾金不昧，还提醒还钗之前，应该多询问一下，待确定无疑，再还失物，以免出错。

身正心正“殿上虎”刘安世

人们常说：身正不怕影子歪。 教小朋友端正的坐姿，也是修养仪表的一方面。 第五十课讲到宋朝刘安世，课文说道：

“刘安世见宾客

谈论逾时体无欹侧

肩背竦直身不少动

手足亦不移动”

刘安世会见宾客时，尽管谈论时间很长，他的身体也不会歪斜，不仅肩背直立，身体不动，手脚也不移动，坐姿非常端正。

刘安世像，载于《晩笑堂竹庄画传》。 （公有领域）

他办完公务回到家，从来没有露过懈怠的表情，即便长久坐立，身体也不会倾斜，而且他写字不写草书，也不喜好声色、财利之事。 他忠孝正直，犹如司马光。

《宋史》称刘安世为“殿上虎”。 他不仅坐姿端正，为人也很刚正。 他担任谏官，扶持公道。 在朝廷争辩，有时惹的皇帝震怒，他就手执书简站着，等皇帝怒气消解一些，再重复前面的论辩。 旁边的侍者远远看着，都因为害怕，吓得直冒汗，臣僚称他是“殿上虎”，一时之间臣僚都很敬畏他。

马援千里寄家书教诫侄儿修口德

古人很注重修养口德、积口德。 现代人也认同，口德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运势；也有人认为，人的命运好不好，取决于口德。

第七十八课入选人物为大汉将军马援。 马援是东汉开国功臣之一，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比如“穷当益坚”、“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等就是源自于他的事迹。

马援。

课文说道：

“马援诫兄子书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

如闻父母之名

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也”

这个典故出自《后汉书》，讲的是马援率军远征交趾（今越南）期间，不远千里传寄诫子书，殷切地教诲侄儿马严和马敦，去掉议论、讥讽他人的不良习惯，希望他们能修口德。 在听到别人的过失时，要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但不能乱讲。

除了以上这些典故，入选的人物故事还有：七岁的司马光砸缸，智救小朋友；贾易不忍花费零钱，攒得百钱再还给辛苦工作的母亲；程明道带着敬意书写文字。 这些故事都很短，通常一课一个故事，大约三十字左右，言简意赅，图文并茂。 小朋友认字的同时，也学会为人之道。

‘捌’ 衣俊卿为什么阻碍常艳留在北京工作《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常艳的诉求是什么

怕影响自己的仕途。常艳的诉求是调入编译局。

2012年12月，她在网上实名发表12万字“写实小说”《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小说”讲述，2011年7月，常艳到中央编译局进行博士后研究，她希望从学校调出档案、调入编译局工作，她称为此向局长行贿，并先后多次开房，不过最终未调入编译局。

2013年1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去局长职务。

(8)卿编译局扩展阅读

这个事件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引起各界关注，但是常艳忽然又在网上发出道歉声明，她说自己有抑郁症，所以杜撰举报。外界则质疑她受到压力后改口，希望有关部门要彻查，并且公布真相。

据悉，常艳在中央编译局做博士后研究，专攻恩格斯学说，她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而被怀疑有婚外情的衣俊卿现年五十四岁，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起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属于副部级高官。

‘玖’ 光绪为何突然将其恩如父母的老师翁同龢勒令回乡呢

一、认为是慈禧太后强令光绪皇帝下令将翁同龢开缺、革职，慈禧太后之所以这么做，有几点原因：第一就是翁同龢支持光绪变法，《慈禧外纪》曾记载：“太后告帝 ⋯⋯言必去翁同龢，不可迟疑 , 谓彼近日煽动排满 , 恐其危及朝廷也。”持这一看法的前提是慈禧太后一开始就是反对维新变法的，因而对极力主张变法的翁同龢十分不满，并且慈禧认为罢免翁同龢可以让光绪帝陷入孤立之境。第二是甲午战后朝廷内激化了帝后党争，这与翁同龢援引康、梁等维新派密切关系。

三、慈禧、光绪罢免翁同龢的说法最为普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注意，即认为是以刚毅、荣禄等为代表的朝中守旧大臣弹劾的结果，归根到底是翁同龢援引维新派、支持戊戌变法。此外，也与翁同龢在朝廷目中无人，树敌众多有关，《四朝佚闻》一书中说 : “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不过这一说法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必须得到慈禧和光绪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