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编译机构是
㈠ 编译技术的发展历程
1954年至1957年间,IBM的John Backus带领一个小组开发FORTRAN语言及其编译器,使得上面的担忧不必要了。
但由于当时处理中所涉及到的大多数程序设计语言的翻译并不为人所掌握,所以这个项目的成功也伴随着巨大的辛劳。
几乎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开发着第一个编译器,Noam Chomsky开始自然语言结构的研究。使得编译器结构异常简单,甚至还带有了一些自动化。
Chomsky的研究导致了根据语言文法(grammar,结构规则)的难易程度以及识别它们所需的算法来为语言分类。文法有4个层次:0型、1型、2型和3型文法,且其中的每一个都是其前者的专门化。2型(或上下文无关文法context-free grammar)是程序设计语言中最有用的,代表着程序设计语言结构的标准方式。
人们接着又深化了生成有效的目标代码的方法,这就是最初的编译器,它们被一直使用至今。人们通常将其误称为优化技术(optimization technique),但因其从未真正地得到过被优化了的目标代码而仅仅改进了它的有效性,因此实际上应称作代码改进技术(code improvement technique)。
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大量的项目都关注于编译器其他部分的生成自动化,这其中就包括了代码生成。这些尝试并未取得多少成功,这大概是因为操作太复杂而人们又对其不甚了解。
㈡ 陈可忠的先生生平
陈可忠,生于1899年10月25日,福建闽县胪雷村(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人。父母早逝,兄弟共四人,陈可忠最幼。在兄长们的支持下,1914年陈可忠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1920年陈可忠于清华学校毕业,获公费资送美国留学,是为清华庚申级,同学中有陈岱孙、萨本铁、曾昭抡、萧公权等。留美六年,陈可忠先后于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作为我国早期化学学者,陈可忠对于引进西方近代化学,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最早的科学活动,可追溯到美国留学时期。1924年4月,留美学生庄长恭、王箴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陈可忠等9人为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负责联络海内外热心者共同推进会务。次年6月1日,中华化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有留美学生数十人参加,这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团体之一。
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被广州的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0年一年中完成两篇关于辨认有机酸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与年刊中宣读发表。在陈可忠的努力下,中山大学成为当时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并驾齐驱的化学研究中心之一。1931年4月,陈可忠因患肺病离粤易地疗养,同时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使两地的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唯一中心,这种局面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之后才有所改观。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科学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奋斗不为功”。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时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建议在南京召开全国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三大问题,共有53名化学学者参加。开会之中,群情激奋,深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咸期各以所长,贡献国家而日臻自强之域”,于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科学家行事,条理加上毅力,功效极高,几天之中,他们草拟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创办会刊、组织专门委员会等重要事项。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与陈裕光、吴承洛、王琎、曾昭抡、郑贞文等共11人当选为理事,又与曾昭抡、萨本铁、高崇熙等共7人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立编译馆是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图书编译机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涌现了许多官方的及民间的翻译出版机构。民国时期沿袭清廷旧规,也设立了政府编译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直属教育部,掌理关于学术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的编译与教科书教学设备的审查事宜。
国立编译馆的首任馆长为生物学家辛树帜,馆内主要设自然、人文两组,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42年1月,国立编译馆实施改组扩大,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兼任馆长,陈可忠转任副馆长。1944年2月,陈立夫辞去馆长兼职,陈可忠复任馆长。1948年5月,陈可忠辞职离任。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权威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作为化学专家,陈可忠以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亲自参与了化学译名的审订。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内迁重庆,陈可忠与避居江津的陈独秀曾有一段特别的交往。1939年,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这对于陈独秀当时清苦的生活不啻是一大帮助。陈独秀晚年以乡居老病之身,投入几乎全部精力研究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陈独秀对这部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书稿非常看重,一再请陈可忠向陈立夫及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编译馆所编书籍多由商务出版)交涉,希望能够尽早付印,但由于陈立夫等作梗,此书一直未能出版。不得已,陈可忠应陈独秀的要求由编译馆油印了五十份用于分送学界友好和各文化机构,遗憾的是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了。 1948年5月,陈可忠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8月任校长。这是陈可忠第二次任职于中山大学,但其时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校内风潮不断。应陈可忠之邀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广州这半年,我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这或许也是陈可忠当时心境的一个写照。1949年6月,陈可忠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不久陈可忠转赴台湾,受聘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出任理学院院长。当时台湾师范大学除了陈可忠掌理理学院,文学院院长梁实秋和教育学院院长田培林亦俱称一时之选,三院院长阵容的坚强,是当时师大最引以为豪的事。原本藉藉无名的师大也自此发展成为公认学术水准很高的大学。
1956年1月,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处在台北成立,陈可忠被聘为主任,清华在台复校工作由此开始。当年9月,即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次年秋季开始在新竹校址上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后,陈可忠即出任教务长,并一度兼任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1962年5月19日,任清华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的梅贻琦在台北病逝,陈可忠代理清华大学校务。1965年1月正式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7月退休。新竹清华大学初期只原子科学研究所一所,1962年夏,始在原科所外增设数学研究所,后又分别于1966年、1968年增设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并设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1964年,新竹清华大学恢复大学部,到1966年先后设置核子工程、数学、物理和化学四个学系。在陈可忠掌理校务期间,通过不断的滋长扩大,新竹清华大学逐渐成为具有理工特色的较为完整之大学。
陈可忠晚年定居美国,1992年2月17日清晨安然瞑逝于宾州兰得斯维镇家中,享年93岁。
㈢ 第一个 C 语言编译器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
第一个C语言编译器(简单的编译器)是用汇编完成的,后来的完整C语言编译器是用C语言编写的(也就是由简单的编译器编译)。
㈣ 科学出版社在哪里
问题一:科学出版社在哪 10分 北京
问题二:科学出版社在哪个城市 科学出版社比邻北京市皇城根遗址公园,她是一个历史悠久、力量雄厚,以出版学术书刊为主的开放式出版社。 下设龙门书局、上海分公司、武汉分公司和成都分公司。
问题三:科学出版社的英文名称是什么? Science Press
问题四:科学出版社的诞生时期 中国科学院鉴于出版工作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1949年11月1日成立之日,即在科学院机关设立编译出版局(后改称编译局),主持出版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科技编译出版机构。当时编译局以出版中国科学院和各自然科学学会主编的学术刊物、中国学者的科研专着和翻译出版国外的优秀科学着作、组织编订自然科学名词为主要任务,同时还接受出版总署委托,承担对商务印书馆和龙门联合书局提出的科技书稿审查任务,并且向各大学、科研机构征集选题和书稿,再向商务、龙门推荐,因此早与龙门联合书局有着业务关系。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认为有必要加强出版工作,乃于1954年2月成立编译出版委员会以领导并规划全院的出版工作,确定编译局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由于编译局不是一个独立对外的出版单位,在广泛开展组稿活动方面亦受到局限。要解决这一问题,唯有加强编辑出版力量成立自己的出版社,才能使编译局从繁重的出版业务工作中摆脱出来。当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兴未艾,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提出了同私营出版业中经验丰富让弯、作风正派的出版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的方案,借以弥补科学院的人力不足,也可以为国家改造一部分私营出版企业。这样,在出版总署主持下实现了关于龙门实行公私合营问题的会谈。经过两次十分顺利的会谈后,发表了《会谈纪要》。出版总署于1954年5月26日正式薯滑清批复龙门联合书局,批文称:你局原已有若干公股,并早已为国家担任加工订货任务,事实上已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条件业已成熟,我署同意你局公私合营,并决定改组为科学出版社。龙门联合书局从1950年4月起经过多次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至此终于成为我国较早实行公私合营的出版单位之一。1954年7月,筹备工作宣告结束。这时,中国科学院指派着名古生物学家、前编译局局长杨钟健为科学出版社董事长,龙门联合书局推任原龙门董事长沈溯明为科学出版社副董事长。7月27日召开了科学出版社第一次董数前事会,会议由正、副董事长轮流主持,听取周太玄、严幼芝分别作的科学出版社筹备工作经过的报告。最后一致同意: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日期定为8月1日,并提前于7月29日举行成立大会。7月29日下午,举行科学出版社成立大会,上级机关和各方来宾数十位莅临庆贺。大会由科学院办公厅严希纯处长主持。科学院编译局周太玄局长致词,他详细报告了科学出版社的筹建经过,阐明了会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等。最后,严希纯正式宣布科学出版社董事会和主要负责人名单。社长兼总编辑周太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赵仲池,经理严幼芝,副经理于强。同时宣布科学院编译局的大部分编辑出版部门并入出版社。编译局作为科学院领导出版社的建制仍然保留,周太玄任局长,赵仲池任副局长,名词室仍隶属于编译局。
问题五:科学出版社怎么联系呀?? 打出版社的电话,在北京的话直接去找就行
问题六:美国 科学出版社 在哪个城市 美国科学出版社(就是ASP)在California的Valencia市,是洛杉矶的一个地方,以下是ASP的联系方式:
American Scientific Publishers
26650 The Old Road, Suite 208
Valencia, California 91381-0751, USA
有什么疑问还可以问我,帮助到你的话请及时采纳。
问题七:科学出版社华南分社属于国家级出版社吗? 科学出版社是属于国家级出版社,在皇城根。至于华南分社嘛? 科学出版社有华南分社?第一次听说。
㈤ 请问,编译软件最早是由谁发明出来的
Grave of Grace
后记
Grace Hopper是个非常amazing的人 (常被称为Amazing Grace),崇拜她的人相当多。虽然她的事迹很多,但是还有很多有类似事迹的人并没有像她这样受到众人的崇拜。由其中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从1947年开始 (二战结束后第二年),她获得了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 (宾州大学),从那以后,她先后被40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等知名学府。各种妇女社会团体和学术组织都曾授予Grace各种称号和奖励。1991年,布什总统在白宫授予她的“美国国家技术奖”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是其中的最高奖项,她也是至今惟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她的名言有很多,她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她最喜欢对所谓的“年轻人”说的 (在她年老时,她所谓的年轻人就是“年龄不到我的一半的人就叫做年轻人”),这句话是:
“A ship in port is safe, but that is not what ships are built for.”
语录
下面Grace的语录中有几句比较有意思的话。
From then on, when anything went wrong with a computer, we said it had bugs in it.
The most dangerous phrase in the language is, “We’ve always done it this way.”
Humans are allergic to change. They love to say, “We’ve always done it this way.” I try to fight that. That’s why I have a clock on my wall that runs counter-clockwise.
Leadership is a two-way street, loyalty up and loyalty down. Respect for one’s superiors; care for one’s crew.
One accurate measurement is worth a thousand expert opinions.
Someday, on the corporate balance sheet, there will be an entry which reads, “Information”; For in most cases, the information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hardware which processes it.
We’re flooding people with information. We need to feed it through a processor. A human must turn information into intelligence or knowledge. We’ve tended to forget that no computer will ever ask a new question.
To me programming is more than an important practical art. It is also a gigantic undertaking in the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They told me computers could only do arithmetic.
In pioneer days they used oxen for heavy pulling, and when one ox couldn’t budge a log, they didn’t try to grow a larger ox. We shouldn’t be trying for bigger computers, but for more systems of computers.
Life was simple before World War II. After that, we had systems.
We went overboard on management and forgot about leadership. It might help if we ran the MBAs out of Washington.
At any given moment, there is always a line representing what your boss will believe. If you step over it, you will not get your budget. Go as close to that line as you can.
I seem to do a lot of retiring.
I handed my passport to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and he looked at it and looked at me and said, “What are you?”
参考
维基网络: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ce_Hopper
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
http://li.math.ncu.e.tw/bcc16/pool/3.06.shtml
耶鲁大学计算机系:
http://cs-www.cs.yale.e/homes/tap/Files/hopper-story.html
计算机先驱:
http://202.207.0.245:9001/jisuanjifazhanshi/xianqu/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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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编译原理的发展历程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冯·诺伊曼在存储-程序计算机方面的先锋作用,编写一串代码或程序已成必要,这样计算机就可以执行所需的计算。开始时,这些程序都是用机器语言 (machine language )编写的。机器语言就是表示机器实际操作的数字代码,例如:
C7 06 0000 0002 表示在IBM PC 上使用的Intel 8x86处理器将数字2移至地址0 0 0 0 (16进制)的指令。
但编写这样的代码是十分费时和乏味的,这种代码形式很快就被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 )代替了。在汇编语言中,都是以符号形式给出指令和存储地址的。例如,汇编语言指令 MOV X,2 就与前面的机器指令等价(假设符号存储地址X是0 0 0 0 )。汇编程序(assembler )将汇编语言的符号代码和存储地址翻译成与机器语言相对应的数字代码。
汇编语言大大提高了编程的速度和准确度,人们至今仍在使用着它,在编码需要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简洁程度时尤为如此。但是,汇编语言也有许多缺点:编写起来也不容易,阅读和理解很难;而且汇编语言的编写严格依赖于特定的机器,所以为一台计算机编写的代码在应用于另一台计算机时必须完全重写。
发展编程技术的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以一个更类似于数学定义或自然语言的简洁形式来编写程序的操作,它应与任何机器都无关,而且也可由一个程序翻译为可执行的代码。例如,前面的汇编语言代码可以写成一个简洁的与机器无关的形式 x = 2。
在1954年至1957年期间,IBM的John Backus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对FORTRAN语言及其编译器的开发,使得上面的担忧不必要了。但是,由于当时处理中所涉及到的大多数程序设计语言的翻译并不为人所掌握,所以这个项目的成功也伴随着巨大的辛劳。几乎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开发着第一个编译器, Noam Chomsky开始了他的自然语言结构的研究。他的发现最终使得编译器结构异常简单,甚至还带有了一些自动化。Chomsky的研究导致了根据语言文法(grammar ,指定其结构的规则)的难易程度以及识别它们所需的算法来为语言分类。正如现在所称的-与乔姆斯基分类结构(Chomsky hierarchy )一样-包括了文法的4个层次:0型、1型、2型和3型文法,且其中的每一个都是其前者的专门化。2型(或上下文无关文法(context-free grammar ))被证明是程序设计语言中最有用的,而且今天它已代表着程序设计语言结构的标准方式。
分析问题( parsing problem ,用于限定上下文无关语言的识别的有效算法)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相当完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现在它已是编译理论的一个标准部分。它们与乔姆斯基的3型文法相对应。对它们的研究与乔姆斯基的研究几乎同时开始,并且引出了表示程序设计语言的单词(或称为记号)的符号方式。
人们接着又深化了生成有效的目标代码的方法,这就是最初的编译器,它们被一直使用至今。人们通常将其误称为优化技术(optimization technique ),但因其从未真正地得到过被优化了的目标代码而仅仅改进了它的有效性,因此实际上应称作代码改进技术(code improvement technique )。
这些程序最初被称为编译程序-编译器,但更确切地应称为分析程序生成器 (parser generator ),这是因为它们仅仅能够自动处理编译的一部分。这些程序中最着名的是 Yacc (yet another compiler- compiler),它是由Steve Johnson在1975年为Unix系统编写的。
类似地,有穷自动机的研究也发展了另一种称为扫描程序生成器 (scanner generator )的工具,Lex (与Yacc同时,由Mike Lesk为Unix系统开发的)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大量的项目都关注于编译器其他部分的生成自动化,这其中就包括代码生成。这些尝试并未取得多少成功,这大概是因为操作太复杂而人们又对其不甚了解。
编译器设计最近的发展包括:首先,编译器包括了更为复杂的算法的应用程序,它用于推断或简化程序中的信息;这又与更为复杂的程序设计语言(可允许此类分析)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其中典型的有用于函数语言编译的Hindle y - Milner类型检查的统一算法。
其次,编译器已越来越成为基于窗口的交互开发环境(interactiv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 )的一部 分,它包括了编辑器、链接程序、调试程序以及项目管理程序。这样的IDE的标准并没有多少, 但是已沿着这一方向对标准的窗口环境进行开发了。
㈦ 国立编译馆详细资料大全
国立编译馆是中国国民 *** 教育部负责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编译与审查的学术机构。1932 年 6 月成立。馆址在北平。馆长 1 人,专任编译 20 人,编译 15 人,特约编译若干。下设人文、自然、总务 3 组。首任馆长辛树帜。主要任务是编译:(1)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的着作;(2)升野世界各国专家公认的权威学术着作;(3)内容广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所嫌笑戚能完成的着作;(4)教育上的必要图书;(5)学术上的名词。还可审查学校用之图书标本仪器暨其他教育用品。1938 年迁重庆。1942 年,教育部中国小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及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并入。1946 年迁返北平。编译的着作有《哲学丛书》、《世界史丛书》、《中国文化丛书》及大中国小教科书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 *** 出版总署接管。
国立编译馆 成立于民国21年(1932)6月。馆址在南京芹陵市山西路。馆长辛树帜。
㈧ 世界上第一个编译器是用什么编译器编译出来的
最初的语言 就是01代码
也就是机器语言
是不需要编译的
第一个编译器 就是这样一点点写出来的,是汇编到二进制的编译器
所以 第一个编译器本身不需要编译,直接运行即可。
㈨ 湖北编译书籍的原因
湖北编译书籍的原因是为促进两湖地区态岁没教育近代化变革。
湖北出版社介绍:
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前身为中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1月1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该社先后分出了长江文艺、湖北科技、湖北教育、湖北少儿、湖北美术、湖北辞书等六个专业出版社,成为一家以出版政治理论读物为主的综合性社科类出版社。
60年来,该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和“弘扬人文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出版理念,出版了大量优秀雀悄图书,累计出书近2万种,总印数15亿多册,有近1000种图书获得国家级、省级等各级各项奖励,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多次被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和全国优秀出版社。
㈩ 全民族抗日正面战争取得的成就
在抗日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得到大力发展。
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着作。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并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着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这些着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深入的传播。
进行广泛的研究。延安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为了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4](P473)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就涌现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等等。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一定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着,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