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的数据库

⑴ 简述古代中国石刻的不同类型及其通常的制作工序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数量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都应该名列前茅。就现有的石刻文物来看，古代石刻遗存中包含有文字、纹饰图案、造型雕刻、建筑构件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美术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现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对石刻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往对石刻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历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编辑目录、对有关信息的记录、石刻文字辨识与内容考证等几个方面。在宋代已经兴起的中国金石学，就是以历代石刻作为主要的收藏与研究对象。就现在可以见到的古籍来看，从宋代以来，产生了近千种有关石刻的专门着录，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资料。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科学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石刻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即注重石刻类型的研究，通过石刻类型的归纳来更好地解读石刻文字内容，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石刻类型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传统的石刻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近代以来，在科学考古发掘与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资料，有助于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石刻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小书《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石刻》中有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考。中国古代的石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讲，应该是从原始的实用性石刻向墓葬纪念性石刻演化，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类型，如碑、摩崖、墓志、阙、柱等，从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国使用的基础。而后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为代表的宗教石刻产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石刻类型，如造像、浮图（塔）、经幢、刻经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此后，已经定型的各种石刻类型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

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有关早期石刻类型的重要发现，对于全面了解石刻类型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几个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亚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都有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国古代专门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就给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即中国古代石刻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试着将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介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块上的，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在一块独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将天然的石块略加表面处理后进行雕刻。中国古代将这样的石刻叫做“碣”。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态。

在山崖上直接刻写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国古代称之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汉代以后，有时也在山崖上进行整修，开凿出一片规整的平面来，甚至有些摩崖还开凿成一个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铭。保留至今的汉代石刻中，有很多着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陕西汉中的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开褒斜道记，建和二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肃成县的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在新疆阿克苏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等。汉代以后，摩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着名的风景胜地、寺庙和古代文化遗迹附近，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其中有大量的题名、诗词、游记、摩崖刻经、摩崖造像等。象山东掖县的北齐云峰山题刻，湖南祁阳的唐大历六年大唐中兴颂，福建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题记，重庆涪陵等地的长江石鱼题刻等。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来讲，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这样的纪念石刻在中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西汉晚期的事。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石刻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艺也非常成熟。促成这一变化的应该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见，石刻运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在丧葬建筑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变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国风行开来的一个根本因素。

就现在所见，在西汉时期，文字石刻还主要限于实用性的场合，如黄肠石、地界石、纪事刻石等。但是也是从西汉时起，石材与治石技艺在墓葬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近年发现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西汉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它们规模宏大，建造时的石材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山岩中开凿陵墓与用石材建筑墓室的做法在西汉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山东一带，西汉时期已经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画像的石椁墓，有了麃孝禹刻石这样的小型碑刻。这些表现着中原葬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人们希望彰显自身声名，祈求不朽的意识。它推动了墓葬石刻由实用向纪念性的转化，从而出现了用以标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们推测，石刻的大量使用与文字碑石的出现还可能与汉武帝通西域后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因素传入中国有一定关系。

中国的碑在东汉时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长方形的竖石，下部另接底座。顶部的形状一般加工成圆形、三角形或者平顶。这些外形与西亚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国金石学中习惯称为：圆首、圭首和平首。以后碑首增加有盘龙纹饰，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龙首。后来发展到将螭龙首单独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形、须弥座形等精美的形状。这是中国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间多有穿孔。学者多根据《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认为碑的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辘轳座和宗庙前树立的石碑。

在碑身上面刻写铭文。是树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写铭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把它专门定为一种文体，叫做“碑铭”。如果内容比较多，还会在背面以及侧面刻写文字。但是这些位置刻写的文字大多是题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据碑石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碑石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经典刻碑、造像碑、图碑、题名碑等。

墓碑是专门树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标明墓葬的主人，颂扬他的一生事迹。它是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墓葬茔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筑的制度。根据《水经注》里对汉代陵园的记载，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鲜于璜墓碑、幽州书佐石阙等汉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在汉代，中上等级人士的墓葬中，一般采用建筑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阙一对、神道柱一对（及神道碑一对）这样的建筑组合。这也形成了石阙、石祠堂与石柱等具有实用建筑意义与纪念意义的几种古代石刻类型。墓阙是汉代陵园建筑中的大门。现在在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还发现有汉代的墓阙。特别是四川的多座汉阙，保存得最为完好，如雅安的高颐阙。河南登封的少室阙等保存得也不错。现存的汉阙一般高4——6 米，用石块垒砌。左右各一座，相对树立。阙分基座、阙身与阙顶几部分，阙顶虽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筑的斗拱屋顶形式，华丽庄重，往往在阙身上刻画图象。图象的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和各种纹饰。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阙、启母阙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画。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神道柱等。汉代与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纹的圆柱和柱顶的一个长方形碑面。以后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与通称为华表的望柱合为一体。碑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出现并定型以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广泛地使用开来，赋予它多种用途，如记功颂德、诏书告示、文书契约、书籍范本、记事等，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石刻类型，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

功德碑是专门歌颂古代帝王、官员、功臣、神灵、以及孝子节妇等人伦典范的纪念性碑刻。记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实用方面，记录的内容有诏书、公文、契约、协议、合同、诗词、记事文章等等。经典刻碑是专门刻写古代经书典籍的碑石。形状与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组排列，顺序刻写一部或多部经书。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刻写石经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经文的标准本，供人们对照、临摹与传播。最早的一部石经是东汉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经，刻写了中国儒家尊崇的经典七种，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碑石现在已经全部毁坏，仅剩下一些残石。汉代以下的各个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经的习惯。魏、五代时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经。其中唐代刻写的12 种经籍与清代刻写的十三经至今还保存完好。图碑指在碑面上绘制各种图表的碑石。例如绘制天文图、地图、河流图、风景画、世代表以及一些着名画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图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历史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图碑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图、天文图、绍定二年平江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阜昌七年华夷图、禹迹图等。题名碑是以记录人物姓名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树立的专门记录官员姓名的题名碑。如唐开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记录了曾任御史官员的姓名。唐郎官题名石柱也是类似的题名石刻。

中国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墓志。中国古代的墓志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传世的古代墓志材料大多是被盗掘出来的。清代末年以前，所着录的墓志数量还比较少。随着近代 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有大量各朝代的墓志出土，估计可达万件以上，使得墓志成为现存中国古代石刻中数量最大、文字内容最多的一个门类。以前对于中国古代墓志产生的时间有过多种推测，提出西汉产生墓志、东汉产生墓志，……一直到南朝出现墓志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墓志的产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长期

过程。它与碑的突然出现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应该是首先产生标志墓葬的思想与习俗，然后才在长期的演进中，将用于标志墓葬的器物经过多次变化，最后定型为长期使用的中国墓志的。

在西汉末年，首先是在画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现了刻有墓主官职姓名与葬年等字样的题记。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冯孺人画像石题记：“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它刻于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画像石题记，刻于墓中主室后壁立石上。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石的附属题铭出现，并不是主要作为墓志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却是在墓中较早出现的成篇石刻铭文，开创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文字铭刻的先例。根据在山东邹城、滕州等地的汉代石棺椁出土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已经大量使用石棺椁了。古代文献中记录有汉代使用柩铭的事例。《汉书?薛宣传》云：“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博物志》云：“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在棺柩上刻写柩铭的习惯。现存实物中有在四川芦山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晖石棺，棺首刻有妇人掩门的画像，右侧刻写铭文，就反映了汉代的柩铭原状。《隶续》卷二十中还记载了汉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寿椁题字。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柩铭与墓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但是晋代的一些柩铭却改变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一块单独的小型碑石，虽然它的铭文中仍然是称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与棺柩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外形也向墓碑与墓志靠拢。以至在以前的金石着录中，人们也将它们作为墓志一类看待。例如晋元康六年（296 年）贾充妻郭槐柩铭，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宽0。312 米，与同时期的另一件晋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虽然自铭为墓碑，但却出土于墓中，应该也是作为墓志使用的。又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晋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蒋之神柩，同样是刻成小碑形。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晋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铭也是一件单独的刻石。此外，晋元康八年（298 年）魏雏柩铭是一件附有两个小石柱的砖铭，高0。455，宽0。21 米。它们都与后来的墓志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认为是墓志一类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东汉时期埋设在墓中的石刻文字还有些自称为墓门、封记等。其内容也比较复杂。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绍了一件西汉左表墓门，并且认为“前面说的左表墓门把死者官职姓名和年月详细记载，就是墓志的用意。”这些墓门应该是指砖室墓或者画像石墓的石制墓门。在上面刻字的现象并不是很多见，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墓记（又称封记）则和墓砖铭一样，是与墓志相近的石刻。金石着录中记载的传世品有东汉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等。这些墓记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砖刻写而成，如1929 年在洛阳北郊王窑村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刻于红砂岩上，据郭玉堂当时所见，“似黄肠石，字刻石端。”收购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弃其余。”现存石长0。46，宽0。585 米，石面经琢磨，仍存凿痕。黄展岳指出：“王窑村一带系东汉帝陵区，曾多次发现黄肠石和黄肠石刻，马姜墓石为黄肠石无疑，马姜墓应是黄肠石墓。此墓石原来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显部位。”墓记表现出专门用于纪念的礼仪作用。文字体例内容与后代正式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墓记可能就是最早的墓志。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汉代的画像石祠堂题记，如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石祠题记、苍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题记等。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应该得出一条由墓上祠堂画像石题记到墓中画像石题记或墓室题记，再到墓记的演变脉络。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祠堂画像石题记对墓志的形成也应该起过一定的作用。

综合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存在着用不同形式标志出墓主的习俗。这种标志墓葬的习俗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标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富有纪念性。墓志就是在这样的改进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它在汉代的墓葬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种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现了名目众多，形制各异的柩铭、墓门、封记、墓记等多种石制品与砖制品。这是正式定型的墓志出现的前声。晋代开始把小碑形状的墓志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中的碑形墓志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肃武威赵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较罕见的前凉墓志。原石作碑形高0.37 米，宽0.265 米，厚0.05米。园首。碑额处题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华墓表。梁舒的官职为“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近年来，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东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吕他墓表，原石形状也是带碑座的园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来树立在墓室中。碑额中央刻写着两个字：“墓表。”对照晋代墓葬中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习俗应该是沿袭了晋代的丧葬制度。由此可见，晋代时，在地位较高的官员墓中树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且往往把这种小碑称作墓表。墓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最早出现“墓志”这一名称的是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就现有墓志材料来看，有盖的石制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现知最早的有盖墓志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志。这种形制在墓志中占了主要地位，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并沿用了一千多年。

此外，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用性的建筑物构件或单独的建筑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础、石牌坊、石香炉、石柱、石人、石兽，象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汉代石人、十六国时期的柱础、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牌坊等。它们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上面一般很少刻写铭文。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艺术的传入，带来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艺与新的石刻适用范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类型。其中直接服务于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与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经、经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铭以及寺庙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形形制，其铭文也有一定的文体格式。中国早期佛教原来被认为是从西域信奉佛教的龟兹等古国经陆路传入。现在随着新的考古资料被发现，有了新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原，可能在汉代有过多种渠道。江苏连云港发现的汉代孔望山画像，里面有些画面被确认为佛教的涅般图和佛像。说明佛教有可能通过海路传入。四川乐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汉代铜树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现了东汉时期佛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又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陆路（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身毒道）传播过来的。这些汉代的石刻图象应该是中国现有的最早的佛教图象。

而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亚地区开凿石窟寺与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风气经西域传入中原。兴起了佛教造像的热潮。从这时起，在中原各地兴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萨弟子像与其他纹饰装饰起来的石窟。着名的云岗、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宝。在不适宜开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单尊的石造像与造像碑。附着于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题记，如河南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就是重要的石刻资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时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种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国汉代以来形成的碑的形制来雕刻佛像以及供养人画像的。造像碑上开凿小型的佛龛，里面雕刻佛与菩萨、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开龛，有些是两面开龛或一面开龛。龛下往往雕刻香炉、护法狮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线刻大量供养人的画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长篇的造像题记或发愿文。还有一些造像碑的题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层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这种碑上一般没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北朝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具有功德性质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与甘肃西部发现的一批北凉时期制品。这些石塔大多出土于古代寺庙遗址，可能是当时僧人修禅时放在面前观像用的。这些石塔上面刻写有佛教经文，如《增一阿含经》、《佛说十二因缘经》等。北朝时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层楼阁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经文。大约从初唐开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风气兴盛起来。这时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带有发愿文、题记与佛经经文等，在发愿文中自称为石浮屠（浮图）。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发现。

经幢是在唐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一种法物——幢。幢原来是用丝帛制作的装饰品，形似伞盖，顶端装有如意宝珠。石经幢的主体是一根刻有经咒的石柱，上有石雕伞盖与宝珠。根据现有文物，具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石经幢是陕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教经幢上面主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晚唐时期起，经幢逐渐由单层变成多层，底部有须弥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规模宏伟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赵县的宋代经幢。

刻经是佛教石刻中数量最大的成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石刻佛经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润等造不增不减经。北齐时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间刻经的风气很盛。如着名的泰山经石峪刻金刚经、山西风峪华严经、河北邯郸北响堂寺涅般经、山东邹县四山刻经等。几年前，在山东东平县大洪山上新发现的北齐刻经与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从隋代开始，由静琬法师倡导，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了佛教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项刻经工程。这项工程持续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写有14620 件石刻经版，还有420 件残经版和各种碑铭82 件。总共刻写佛经1100 多种，3500 余卷。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地介绍了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有关它们的形成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⑵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的石刻文字是什么内容涉及到哪些范围

石刻文字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刻写在碑、碣、墓志、摩崖、经幢、画像、造像上，以碑铭、墓志多见。其文字内容涉及的范围，包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文化、宗教、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几乎囊括了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

⑶ 大足石刻在近代是谁发现的

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隶属昌州。公元885年（唐光启元年），昌州由静南县迁治大足。至公元1279年（南宋末年），大足一直是昌州州治所在县。
现存大足石刻作品中，最早的为凿于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
所以那一带地区，一直有人居住，一直工匠在雕刻。
参见：http://ke..com/view/7444.htm

⑷ 大足石刻的石刻分布

以大足区、潼南县、铜梁县、璧山县为范围，大足区是重庆市市辖区，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区，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区，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区区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
大足石刻是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中75处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有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市级有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县级有峰山寺等66处。造像1030龛（窟），约5万余尊。内容以佛教为主，道教次之，余为佛道合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历史人物、供养人（又名功德主）等造像；碑文、颂偈、题记10万余字。雕刻类别主要是高、浅浮雕，少数圆雕，极个别阴线刻。 宝顶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北15公里处，海拔527.83米。宝顶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南宋年间，四周2.5千米内山岩上遍刻佛像，包括以圣寿寺为中心的大佛湾、小佛湾造像。以大足大佛湾为主体，小佛湾次之，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60余幅，以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像等最为着名。
宝顶大佛湾处有川东古刹圣寿寺，创建于南宋。庙宇巍峨，雕梁满目，坐落于势峻秀、环境幽雅的林木之中。寺侧南岩为万岁楼，是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飞檐翘角楼阁。
宝顶石刻由号称“第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智凤于公元1174—1252年间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历时70余年，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座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宝顶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93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37.14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3.30公顷。
圣寿寺依山构筑，雄伟壮观。南宋赵智凤创建，后遭元、明兵燹，明、清两度重修。现存山门、天王殿、帝释殿、大雄殿、三世佛殿、燃灯殿和维摩殿七重殿宇，为清代重建。建筑面积1631.68平方米。
大佛湾位于圣寿寺左下一个形似“U”字形的山湾。崖面长约500米，高约8—25米。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通编为31号。依次刻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千手观音、佛传故事、释迦涅槃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父母恩重经变相、雷音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六耗图、地狱变相、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牧牛图、圆觉洞、柳本尊正觉像等。全部造像图文并茂，无一龛重复。
小佛湾位于圣寿寺右侧，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高2.31.东西宽16.50、进深7.90米。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菩萨像，通编为9号。主要有祖师法身经目塔、七佛龛壁、报恩经变洞、殿堂月轮佛龛及十恶罪报图、毗卢庵洞、华严三圣洞、灌顶井龛等。 南山，古名广华山，位于大足区城东南方向五华里处。山顶上原有道观，名玉皇观。南山石刻造像缘起于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属道教造像。明清两代稍有增补。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宣布，南山摩崖石刻属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重庆恢复直辖市以后，又被重庆评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处摩崖造像一共有十五龛造像。作品都以道家作品为主是南山石刻的一大特点。 北山摩崖造像始刻于唐末，至南宋结束，和宝顶山石刻同为大足石刻中最大石刻，位于大足区城北2千米的北山上。以大佛湾为中心，遍及其四周的观音坡、营盘坡、佛耳岩、北塔寺共五处。长达500多米。岩高约7米，沿崖造像。从南到北形状若新月，龛窟如蜂房。造像5000余尊。造像细腻精美，技艺娴熟巧妙。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浅小龛窟残毁外，其余均保存完好。
北山，古名龙岗山，距大足区城龙岗街道北1.5公里，海拔545.5米。北山绿树环绕，山顶有一倾斜白塔，塔下有两座大佛。北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62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21.82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8.15公顷。北山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公元892～1162年（唐景福元年至南宋绍兴）。造像崖面长约300米，高7～10米。龛窟密如蜂房，分为南、北两段，通编为290号（1～100号为南段，101～290号为北段）。其中造像264龛窟，阴刻图1幅，经幢8座。
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51种，以佛教密宗为主，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其次有三阶教、净土宗等。这些造像题材都是在当时民间极为流行的，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异于中国前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细腻、艺精技绝、精美典雅而着称于世，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2世纪中页（晚唐、五代、两宋）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
公元9世纪末的晚唐造像题材有12种类型，以观音及观音、地藏合龛和阿弥陀佛胁侍观音、地藏居多。造像端庄丰满，气质浑厚，衣纹细密，薄衣贴体，具有盛唐遗风。第5号毗沙门天王龛、第9号千手观音龛、第10号释迦牟尼佛龛、第51号三世佛龛、第52号阿弥陀佛龛等都是其代表作品。尤其是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刻“西方三圣”、“三品九生”、“未生怨”、“十六观”及伎乐天人、楼台亭阁等；人物造像539身，各种器物460余件，保存了多方面的形象史料；在中国石窟同类题材造像中首屈一指。
公元10世纪中叶的五代造像占北山造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这一时期造像最多的地区，造像题材有18种，出现了药师经变、陀罗尼经幢等新内容。其艺术特点是小巧玲珑，体态多变，神情潇洒，纹饰渐趋繁丽，呈现出由唐至宋的过渡风格。如第53号的佛、菩萨像，既有唐代雕刻的丰满古朴，又具宋代造像的修长身躯。第273号的千手观音及其侍者、第281号的东方药师净土变相等，薄衣贴体颇具唐风，仪容秀丽又似宋刻。 公元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叶的宋代造像题材广泛，多达21种，尤以观音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体现了宋代的审美情趣。造像具有人物个性鲜明，体态优美，比例匀称，穿戴艳丽等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公元1142—1146年间的第136号转轮经藏窟。该窟造像以恬静的面部刻划反映其内心之宁静，以玲珑的衣冠显其身份的高贵。以线造型，线面并重，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璎珞蔽体，飘带满身，花簇珠串，玲珑剔透，装饰味浓；且多保存完好，宛如新刻，被公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其它如第125号数珠手观音、第113号和第133号水月观音、第155号孔雀明王窟、第177号泗洲大圣龛、第180号十三观音变相窟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珍品。这些造像的形象、姿态、性格、神情以至衣褶、饰物等，组合变化丰富，刻工精美，步步移，面面观。
北山摩崖造像中，现存碑碣7通。其中，刻于公元895年的《韦君靖碑》，具有补唐史的重要价值；刻于公元1163—1189年间的《赵懿简公神道碑》，系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京所书，为书法艺术之珍品；二十二章《古文孝经碑》，则被史家们称之为“寰宇间仅此一刻”。此外，还存有题刻、诗词17件，造像记77件。对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石窟断代分期、历史人物等的研究皆具较高价值。 石篆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西南25公里处的三驱镇佛惠村，海拔444.6米。据佛惠寺《严逊记碑》记载，造像于公元1082～1096年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开凿而成。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通编为10号。石篆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0.21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0.1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47公顷。
石篆山摩崖造像为典型的释、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区，在石窟中罕见。其中，第6号为孔子及十哲龛，正壁刻中国大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坐像，两侧壁刻孔子最着名的十大弟子。这在石窟造像中，实属凤毛麟角。第7号为三身佛龛。第8号为老君龛，正中凿中国道教创始人老子坐像，左右各立7尊真人、法师像。据造像记知，以上3龛造像均为大庄园主严逊出资开凿，同为当时着名雕刻匠师文惟简等雕造。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石篆山摩崖造像属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后改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4月26日，大足县人民委员会公布，千佛崖摩崖造成像属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石篆山以老君洞为代表作。 石门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20公里处的石马镇新胜村，海拔374.1米。造像开凿于公元1094～1151年（北宋绍圣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刻像崖面全长71.8米，崖高3.4～5米，通编为16号，其中有造像12龛窟。此外，尚存造像记20件，碑碣、题刻8件，培修记8件及文惟一、文居道、蹇忠进等工匠师镌名。石门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1.06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1.30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50公顷。
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区，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如第2号玉皇大帝龛外的千里眼像，眼如铜铃，似能目及千里；顺风耳面貌丑怪，张耳作细听状；二像肌肉丰健，筋脉显露，手法夸张。第7号独脚五通大帝，左脚独立于一风火轮上，广额深目，口阔唇厚，袍带飞扬，有来去如风之势。第10号三皇洞现存造像35身，儒雅清秀，衣纹折叠舒展，手法写实“人味”多于“神味”。第12号东岳大帝宝忏变相龛刻像98身，以东岳大帝、淑明皇后居中，反映出公元10至13世纪（宋代）东岳世家在道教神系中的突出地位。佛教题材主要有药师佛龛、水月观音龛、释迦佛龛、十圣观音窟、孔雀明王经变窟、诃利帝母龛等。其中尤以第6号十圣观音窟最为精美。
石门山石窟，刻于宋代，位于大足区城东石马镇新胜村石门山巅，因其山两巨石夹峙如门故名。其沿岩造像，共13龛窟，或仙或释、或诸鬼神、居于一区，皆玲珑万状，鬼斧神工，精妙绝伦。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⑸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紧密结合该校专业设置和重点学科建设，积极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了文理兼收，古今兼备，文史、教育类书刊、地方志和港台版社会科学图书、各类电子版文献较为丰富的馆藏特色。截止2015年4月共有纸本藏书353万册，其中馆藏古籍线装图书25万余册，古籍善本700余部，9000 余册；历代石刻拓片 12000 余通；地方志亦收藏较为丰富，尤其是陕西地方志收藏较为完备；另外，大型古籍丛书、古今名人字画收藏丰富。同时，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电子资源，有各类中外文数据库40余种，电子图书109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 1.5 余万种。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管理设施日趋现代化，为方便广大师生检索利用，提高文献利用率，图书馆全面实现了计算机管理，购置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Aleph500 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建设了馆藏中外文书刊书目数据库、馆藏古籍书目数据库和馆藏特色文献数据库，并提供多种检索利用方式。除两个多媒体电子阅览室之外，在图书馆的许多公共区域都设置有检索机和信息点，读者可通过校园网、 Internet 网、手机自由方便地阅读、检索或浏览馆藏多种不同载体的文献信息。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右侧地下为“妇女文化博物馆”，它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妇女文化博物馆。展区面积1000平方米，有文物藏品1200余件，分为“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和“中华嫁衣”五个专题展出。
（附：详细馆藏见下方）

⑹ 大足石刻简介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以大足区[1]、潼南县、铜梁县、壁山县为范围，在此地可赏到代表中国唐、宋时期

大足石刻
的石刻造像艺术。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
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着名，其以佛教造像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湛，内容之丰富，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齐名。
大足石刻因地处中国内地山区，过去交通不便，幸免了历代战争的浩劫和人为破坏，具有很高的文物、雕刻和旅游价值，尤以北山摩崖石刻和宝顶山摩崖石刻最集中。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区是重庆市直辖区，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区，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区，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区历史悠久，人文景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区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本数据来源于网络地图，最终结果以网络地图数据为准。
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过，将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神圣殿堂。

⑺ 契丹藏的有关石刻

河北省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征集到一件辽代刻石，其题记文字为研究当时燕京地区的历史和寺院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辽代大藏经（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弥足珍贵。
一、刻石概况
从形制和内容上看，此石属纪事类经幢，刊立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出土时经幢的天盖与基座俱失，仅存幢身。幢身为汉白玉石质，高67厘米，直径31.5厘米；八棱形，其中大面宽15.5厘米，小面宽10厘米。幢身八面皆刻有文字，均为正书，竖排。首面额题“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字径约5厘米。第二面至第七面为题记、题名与免税田亩的数量及界至，计29行，每行20至30字不等，字径1厘米左右。第八面为经文，首题“烧香真言曰”5字，真言（经文）3行，共38字，字径2厘米。题记文字为（图一）：
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首座晓能晓伦晓寂讲经律弘幽晓进晓俊诵经晓?□□晓临弘净道□法俊讲经律论方□前监寺观尚座讲论□□法□□□讲论弘宾弘纪弘晟道□□□□□讲经论道□弘□□□讲经弘关讲经迫祥院主道信□□道□道□讲经弘远弘源弘清□□□□寺讲经论沙门晓□书□□□刘司□□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以下为免税田亩方位、坐落及数量的具体明细，近600字，字多漫漶，略去不录。）
这件佛教石刻的撰文与书丹均出于释子之手，从文章和书法的角度看，不仅记文粗略，而且笔力稚拙，书写也不循行款，实无佳处。然而可喜的是，幢记中关于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在辽咸雍四年六月舍财“新赎大藏经”、“圆满周毕”，与当时政府以免征田税的办法筹资刊印大藏经的政策，为我们今天了解距今900多年前着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件《新赎大藏经幢》（为叙述方便，笔者暂定此名）是继现存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咸雍四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1]之后，第二件与《契丹藏》有关的辽代刻石，而且其文献意义并不逊于前者。
为了深入了解这件石经幢的价值，有必要对《契丹藏》及其研究情况，先做一点简要的叙述。
二、关于《契丹藏》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据上文提到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碑文记载，《契丹藏》凡579帙，如果以每帙为10卷计算，共有5790卷。其实《契丹藏》是后世对辽刻佛教典籍的称谓，以别于历史上其它朝代的藏经之刻，而在辽代，则统称之为“大藏经”。
所谓大藏经者，即佛学经典的总集，也叫做“一切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藏经之刻首创于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后世称之为《开宝藏》，可惜这部藏经已佚，目前所存残帙不足10卷，其具体的经目已难以考
出[2]。继《开宝藏》之后，便是辽代所辑刻的《契丹藏》了。
关于契丹大藏经雕印的具体时间，诸多研究者曾一度众说纷纭。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以为：“约为辽兴宗（1031～1055年）迄辽道宗时（1055～1101年）。”[3]罗?先生认为：“《契丹藏》雕印年代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终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4]据辽南京（今北京）着名僧人觉苑所述，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要付雕印，并需详勘，觉苑因此参与了校勘。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劭：《灵岩寺碑铭》），说明当时《契丹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仍继续搜罗佛经，校勘入藏，即《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所载：咸雍四年（1068年），“今优波赛南阳邓公从贵……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5]可为印证。此外，罗?先生认为：“契丹藏前后有‘统和本’与‘重熙—咸雍本’两个版本。‘统和本’共五百零五帙，编校主持人诠明，目录为《开元释教录》及诠明所撰《续开元释教录》三卷；‘重熙—咸雍本’共五百七十九帙，编校主持人可能即是觉苑，目录是其太保大卿师（可能即觉苑）所撰的《契丹藏》入藏录。”[6]据罗?先生之考证，则清水院之“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实为《契丹藏》的重熙—咸雍本。另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师赐紫沙门觉苑，玉河县南安窠村邓从贵合家承办永为供养”的款识[7]，可确证“重熙—咸雍本”大藏经确为觉苑编校和主持雕印，而最后完成的时间应该是辽道宗咸雍年间。这一点，此次新发现的《新赎大藏经幢》亦可做辅证。
《契丹藏》失传已久，其“面貌”如何，历代研究者多有猜测而未敢定论。所幸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了《契丹藏》的少数残卷，为深入了解这部古代佛教文化典籍提供了实物资料，从而明确了其编辑及雕版印刷的地点在燕京（今北京）的寺院内（如弘法寺），董其事者皆为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
三、《新赎大藏经幢》刊立的社会背景
经幢是佛教刻石中的一种，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来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如意宝珠，下端装有长木杆，树立于佛像前。后来人们用石块模拟其形建造，是为石经幢。考古发现证明，石经幢的建造始于唐代初年，一般作八棱柱状，亦有六棱、四棱或用多种石块雕饰而成的。柱顶有盖（俗称“天盖”）为檐，单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璎珞图案为饰。柱身刻经文或佛像，经文多汉、梵文相间，佛像则或浮雕，或线刻。经幢内容丰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经文，后有题记和题名，文字多镌于幢身；造型或简或繁，有置多层“天盖”和须弥座者，雕饰亦渐趋繁复。经幢名称繁多，有称“八楞碑”、“石柱碑”、“八佛头”的，也有称“法幢”、“妙幢”、“宝幢”、“花幢”、“顶幢”、“香幢”的。如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征集的这件经幢，额题中便自称“香幢”。
经幢以刻写佛教经文为主，原来的目的是用于留存和传播佛法，后来则主要用于祈福祛灾，也偶有用来纪事的（仅限于佛教活动），如这件《新赎大藏经幢》，可称为纪事幢。目前发现的辽代经幢大都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刻写《金刚般若经》、《多心经》、《华严经》、《智矩如来破地狱真言》、《七惧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汉间书，也有全用梵文的。信奉佛教的人相信：刻写了经文的经幢，其影子映照在身上，其微尘沾染于身上，即所谓“尘沾影覆”，就能使人消除罪业，免入地狱；而建造经幢，更是功德无量。
《新赎大藏经幢》所刻经文仅38字，均为汉文，而且名为《烧香真言》，这在目前所知的辽代经幢中十分罕见。烧香是一种佛教仪式，为五种供养及六种供养之一。世谛的解释为拂邪气、请神灵；第一义谛的解释为能使所修之功德遍及于一切处。按幢记中所记的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们“各舍净财”赎大藏经的行为，自应是无量之功德，而弘扬这种功德使之遍布于一切处，便是其刻写《烧香真言》经而不用其它经文的缘故了。
经幢是一种佛教石刻，也是古代的一种建筑小品。有辽一代，这种石刻十分流行，分布也很广泛。涿州在辽代隶属南京析津府，下领范阳、固安、新城、归义四县，其佛教文化活动的范围，应划入燕京（今北京）文化圈内。今北京地区的辽代经幢石刻，大多数发现于伽蓝旧地或市坊遗址，多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其形制、规格各异：精美者奇巧胜出，简略者粗拙质朴；大者逾丈高，小者仅数尺。幢身以刻经为主，多数附有偈语颂赞，有的附有题记和序文，文后则大都刻写施助者的名姓与刊立年款。此《新赎大藏经幢》从仅存的幢身看，无疑是一通规格较小、形制简单的纪事幢。
此幢的幢身首面竖刻“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明确表示建幢纪事是为祝延国祚和为皇上祈福的主旨——因为刊印和赎买藏经一事乃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倡导的。“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尊号。《辽史·道宗纪二》载：“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对照史籍，幢记中道宗的尊号为“广智”2字，又“聪仁”在《辽史》中作“总仁”。这些都可以相互对照，以订史之误。
在道宗一朝的幢类刻石中，这类额题“奉为天?皇帝……”的经幢比较多见。如上文提到的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昌平龙泉寺《舍利塔记》及现存涿州市华阳公园内的歧沟村经幢，均题有“奉为天?皇帝”的字样。
上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因为辽圣宗至辽道宗时期（982～1101年）是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佛教活动最兴盛的时期。在我国佛教史上，由于帝王扶持倡导而法事大兴者虽不乏其例，但尤以辽代为甚。如辽圣宗耶律隆绪，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位“垂衣而御宇宙，握镜以统黔黎”的人皇令主兼觉皇佛主的皇帝。据文献记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耶律隆绪曾临幸燕京延寿寺和延洪寺礼佛；统和十二年（994年）十二月，以景宗像成，又幸延寿寺并饭僧；统和十五年（997年），再次临幸延寿寺。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也是一位佞佛的皇帝，有记载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以宣献皇后忌日，兴宗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燕京悯忠寺、延寿寺、三学寺。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不仅与其列祖一样崇信佛教，而且钻研教理，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相关文献记载，道宗通晓梵文，深究佛理，据传他尤善佛教华严宗之教理，对佛教其它宗派的学说亦通二三。因而辽道宗在位的45年间，对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派均加弘扬，各佛教宗派于辽国流行之盛，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当时有一位叫法悟的和尚曾着文盛赞辽道宗佛学修养之深：陛下传刹利之华宗，嗣轮王之宝系；每除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微，光流异端；穷圆宗而制赞，神告休征。在这溢美之辞中，他指出了道宗深谙华严之学，并为华严之教亲制赞文。事实上，辽道宗的确对华严之学颇有研究，他曾着有《华严随品赞》、《华严经赞》和《华严经五颂》等文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而《契丹藏》能在咸雍年间刊印完毕，无疑与这位佞佛的皇帝有极大的关系。
四、《新赎大藏经幢》的文献价值
此幢记的文字虽然较多，但去掉题名、免税田亩明细、界至及经文，与《契丹藏》相关的记述则仅有二段，计68字。一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一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前段文字中的范阳，是辽代涿州的倚郭县，辖域约略与今河北省涿州市相当。歧沟关，遗址在今涿州市松林店镇歧沟村，是唐、宋时期幽州西南的重要关隘。歧沟，地方文献中又写作祁沟或奇沟。这里唐末设关，辽金时期是涿州西南郊的一个较大邑落，元初改名歧沟镇，清中期又名歧沟村。天王院是辽金时期涿州域内的一座着名寺院（这一点可以从该寺院僧众能够有财力赎购大藏经及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上看出来）。如今这座寺院虽然仅存遗址，但历年都有零星文物出土，如现存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的歧沟经幢就发现于歧沟村，其上有辽、金两代天王院僧人的题记。据此可知，直到金代（1115～1234年），天王院应该仍是涿南的一座名刹。
“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是说本院僧众集资，以赎买的形式购藏了大藏经一种，事情结束后，将施助者的姓名镌于贞石，以垂后世。这里的“净财”，即干净的钱，佛教认为施助佛事的钱为“净财”。“杂宝大藏经”疑为指大藏经中的一部分。藏经中有《杂宝藏经》，北魏时吉迦夜译，内容是举王子以肉济父母百二十一条之因缘，劝人作福与持戒。但此经仅十卷，恐非幢记中所言赎购的“杂宝大藏经”。近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写经目录里，有《大乘杂宝藏经及唱词合册》一目，卷帙亦不甚众，恐怕也不是幢记所言的“杂宝大藏经”。另佛教有“杂藏”一语，指佛祖示寂后，佛教经典的结集，有二藏、三藏、四藏、五藏等之别。《分别功德论一》谓：“杂藏者，非一人说，或佛所说，或弟子所说，或诸天颂，或说宿缘三阿僧?菩萨所生。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故此推测，当时天王院僧众所赎的“杂宝大藏经”即是合而言之为五藏的“杂藏”。
幢记中的另一段“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一句，十分重要，但可惜语句欠通，易使人产生歧义多解。第一种解法是将“咸雍二年十月日”一句析出，归为上文题名的落款，那么，此石的刊立时间就应是咸雍二年（1066年）十月，而非咸雍四年（1068年）六月了。不过，此句另起一行，与“大通田……”相连做一行刻，这种排列形式不像前文的结尾。而且，如将此句析出归上文，则下文“四年六月七日”则似缺文而不通，因“至”字上无起始之时限，则后面的“四年六月七日”便因无从止迄而费解。因此，笔者将其连读为一句，理解为天王院僧众在“舍净财”赎购大藏经后，将官府免其田税的承诺刊之于石，以立此存照。
此外，免税优惠的“大通田”一词也难确解。查《辽史·食货志》，其载辽代有公田、私田与闲田三制，而无“大通田”之制。据幢记中所列“大通田”的明细、数量，均在天王院周边，推测均为该院田产，即近代所谓的“香火地”、“功德田”，也许当时曾称之为“大通田”。按照幢记所列，天王院彼时享有免税优惠的大通田计有591亩，估计这些只是其拥有农田的一部分。
依据此幢所记可以推知，辽朝统治者在倡导刊印《契丹藏》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时，曾广开筹资门路，除鼓励佛教信徒无偿施助外，还以减免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较大的寺院出钱，提前“赎”购（“赎”其实是买的另一种说法，“赎”在这里谓“赎生”，原意是用钱买生物来放生，也是佛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寺院出钱购置大藏经不说买而说“赎”，应该是一种特定的用语——笔者注），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辽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经时的这种做法，史籍无载，所幸幢记为我们传递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还应该提到的是，记文末尾“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10字，位置排列可能有误。这10个字本是记文的首题，应按序单列一行顶格排在“大辽国涿州……”之前，但不知为什么却刻在了捐资僧人题名之后，与“咸雍二年……”挤在一行，且字形甚小，书写潦草。
清末叶昌炽认为：“辽碑文字，皆出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8]此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如以此幢书法而言，也并非刻薄之评。不过，这件辽代刻石的书写与撰文虽然粗劣，却因为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其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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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卢迎红等：《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2]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3][4][6]引自释成宽：《〈大藏目录〉与〈蓝本入藏目录〉比较分析》，《中华佛学学报》1991年4期。
[8]清·叶昌炽：《语石》卷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⑻ 石刻所用的材料是什么

石刻雕塑材质分类：
花岗岩：花岗岩质地坚硬，很难被酸碱或风化作用侵蚀，常被作为雕塑和建筑物的材料。
大理石：大理石的质感柔和美观庄重，格调高雅，是装饰豪华建筑的理想材料，不太适合在室外展放。
砂岩：砂岩由碎屑和填隙物组成，碎屑成分以石英为主，砂岩作为雕塑材质必须有化学物质为媒介。
锻铜：由于铜容易被氧化，因此，室内展放要多于室外。锻铜由于比较轻盈，适合作为浮雕的原材料。
铸铜：铸铜的历史非常悠久，且技术成熟。但其容易氧化，所以要多注意保养。
不锈钢：不锈钢要求雕塑本身简洁大方，形体感明显，且光影效果强烈，颜色的选择性较大。
玻璃钢：玻璃具有硬而易碎，具有很好的透明性以及耐高温、耐腐蚀等性能；因此，用途广泛，玻璃钢作为雕塑材料，具有实用性。
石刻是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石刻属于雕塑艺术，是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
中国古代石刻种类繁多。古代艺术家和匠师们广泛地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创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

⑼ 古代文献的主要载体及其特点

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着录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
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
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着,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
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
2.金石
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
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
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
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
“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
三、简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
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

“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刘向《别录》
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
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
四、缣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优缺点:
(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
(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
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
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着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着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五、纸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
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古代名纸
宣纸
薛涛笺
谢公笺
澄心堂纸
毛边纸
连史纸
六、胶片、磁带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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