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杜甫

A. 杜甫 访问半为鬼，惊乎热中肠。 求翻译。。。

互相询问亲朋故旧的下落，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心里火辣辣地难受。

B. 杜甫的资料

杜甫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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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我国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并称“大李杜”，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他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着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着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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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着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史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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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杜甫传》

作者：欧阳修 宋祁 摘自《新唐书 艺文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賸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国学宝典——杜甫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杜甫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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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717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718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
720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
725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726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730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731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732壬申玄宗开元二0，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
733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
734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
735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736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737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
738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
739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
740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
741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742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743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
744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745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746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747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
748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749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750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751辛卯玄宗天宝一0，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752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753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754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755乙未玄宗天宝一四，安禄山反。杜甫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756丙申肃宗至德一（玄宗天宝一五）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王国忠、杨贵妃。杜甫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757丁酉肃宗至德二闰八月，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杜甫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758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759己亥肃宗乾元二，史思明称燕王。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庚子肃宗上元一（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761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壬寅肃宗宝应一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四穿白帝城）。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768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岁晏，至岳州。
769己酉代宗大历四,杜甫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戌，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夏，畏热，复回潭州。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终岁在潭州。
770庚戌代宗大历五，杜甫卒（712-770）。杜甫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绎，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溯湘而下，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迻逦归长安。冬天11月，竟以寓卒于潭岳间的一条小船上，旅殡岳阳。

杜甫着作
[编辑本段]
卜居
堂成
蜀相
为农
有客
狂夫
田舍
江村
野老
遣兴
南邻
恨别
客至
江亭
可惜
独酌
寒食
石镜
琴台
病柏
枯棕
不见
大雨
四松
归雁
去蜀
除草
成都府
丈人山
石笋行
赠花卿
少年行
大麦行
题桃树
漫城二诗
春夜喜雨
草堂即事
绝句二首
绝句六首
绝句四首
春水生二绝
戏作花卿歌
春日江村五首
酬高使君相赠
望岳
春望
石壕吏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水调歌头
江南逢李龟年

C. 高分 求题目"走进杜甫" 用一个角度来评价杜甫

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官宦世家 早年壮游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河北），因曾祖父杜依艺当过巩县县令，于是就定居在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生于巩县。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注释《春秋左氏传》的学者。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谓“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杜甫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府中，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些经历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看来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不是吹牛。

杜甫生在唐王朝的辉煌盛世时期，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所谓“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杜甫从二十岁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经三次出游。第一次是南游吴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发他无限想象。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却名落孙山，于是他又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与苏源明等一起，来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这时他父亲正在兖州做司马，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唐天宝三年，杜甫在东都洛阳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适，这是杜甫的第三次漫游。他的《遣怀》诗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天宝四年，杜甫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杜甫和李白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困守长安十载风雨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回到了长安。这时长安浪漫游乐的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府等达官贵人的宅第都向他开过门。但杜甫来长安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参加科举考试，以谋取官职。此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着称的奸相李林甫。天宝六年，唐玄宗诏告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以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无有第者，李林甫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表贺皇帝“野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也无由仕进了。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也难免饥寒交迫。明知干谒可耻，也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乞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玄宗在正月内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个盛典，杜甫觉得这是展现他诗赋才华的机会，于是献写了《三大礼赋》，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他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杜甫的文章。哪知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杜甫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杜甫不乐意就职，朝廷又赐任杜甫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虽然备受饥寒疾病之折磨，却使他认清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贵族的腐化面目，也使杜甫对于广大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在揭露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兵车行》里，他愤怒地指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讽刺杨氏兄妹奢侈荒淫生活的《丽人行》里，他鲜明地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忧乐爱憎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他中夜离京城，凌晨过骊山，听见君臣们通宵达旦的歌舞的声音，便向那些享有“赐浴”、“与宴”特权的达官贵族们，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向那些享受着轻歌曼舞、珍肴美味的达官权贵们，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十口隔风雪”的家庭也发生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悲剧。这时他还不知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的消息，却给大唐皇朝的政局画出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D. 杜甫江阁的杜甫遗迹

——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
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
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
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
“诗圣”杜甫于唐大历三年（768）晚秋，从蜀中前往湖南，准备投奔旧日好友、正待调任潭州刺史的韦之晋。不料，杜甫赶到长沙时，韦之晋已不幸暴卒，贫病交加的杜甫，只得在长沙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
从入长沙，到魂归湘江，杜甫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诗50余首，留下了“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春水”，“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着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等名句。
初来长沙时，杜甫寄居舟中，船常停在南湖港。南湖港附近的长沙驿楼也就成了杜甫送别友人的地方，“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等佳句迭出。
稍后，杜甫在小西门外的湘江边租佃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因楼房面临湘江，“诗圣”将其取名为“江阁”。杜甫在诗中曾多次对“江阁”有过描绘，《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有云：“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在《雨》一诗又云：“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可见当时“江阁”面对湘江，云掩薄雾，鹤舞白沙，流潦满野，日照其中，橘洲景色忽明忽灭，麓山岩姿若隐若现。
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江阁”成了杜甫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在这里，杜甫不仅得到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旧朋友，苏涣就是其中之一。苏涣年轻时闯荡江湖，后考取进士官至御史“佐湖南幕”。他虽身在官场，却独来独往，不交州府之客。一天，苏涣特地来到江阁访问杜甫，两人饮酒品着，谈诗论文，极为融洽。杜甫十分赞赏苏涣的才气，称他“方力素壮，辞句动人。”次日回味，仍似闻金石之声，将近作《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相寄，“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就出自此诗。杜甫自从结识了苏涣后，两人过从甚密，引为患难之交。
在此期间，杜甫还遇到了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据说李龟年曾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咏唱王维的“红豆生南国”和“春风明月苦相思”，听者无不罢酒饮泣。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多次在歧王李范宅里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听过李龟年的歌唱，没想到在长沙又能相见。欣喜感慨中，杜甫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寥寥数语，包含了时代的动乱、国家的盛衰、人民的流亡和个人的悲欢。
770年冬，杜甫在从长沙前往岳阳的船上逝世，时年59岁。

E. 有关杜甫江阁的资料

杜甫江阁概况
——风雨问当年，流寓星沙，客恨曾题临水阁
江山留胜迹，何分湘蜀，诗魂尚系浣花溪
据史记载，唐大历三年秋，杜甫友韦之晋调潭州剌史，投之待至而韦卒，甫以贫病之身客居长沙。初，甫寄舟中，泊南湖港。近港之驿楼，迎别友人之所也。甫两别刘判官，诗云“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后移居湘边佃楼，或在长沙小西门一带，自称“江阁”。有《江阁对雨有怀》诗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江阁卧病走笔》诗云“客人庖厨薄，江楼枕席清”。杜于江阁中，曾晤苏涣，有《呈苏涣待御》诗云“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又晤李龟年，有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阁遗迹早不存矣，而今得于原址重建之。
诗圣杜甫，晚年两度驻足长沙，曾寄居江阁，在长沙留下诗作五十余首。为纪念这位被历代人民爱戴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和世界文化名人，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湘江风光带兴建杜甫江阁。鉴于杜甫江阁是杜甫在湖南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住所，作为湖湘文化和杜甫相全方位接触的一个契合点，和杜甫的不解之缘，我们决定选取杜甫江阁作为载体，追本溯源，发散辐射，进行相应的调查，从而在凭怀伟大诗圣的同时，追寻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影响（或者称之为作用力）。
调查报告首先从杜甫江阁本身说起。
杜甫江阁为缅怀杜甫而建，选址在长沙西湖路与湘江大道相交的湘江风光带上，与天心阁、岳麓山道林二寺和岳麓书院形成一条文脉带。清康熙年间，长沙就有文人名士提出为杜甫修建江阁、诗碑，立塑像，以纪念诗人。此后，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停过。2002 年，长沙市政府终于担起了这一重任。
杜甫纪念馆，东朝湘江大道，入口前为广场级踏步；西面面向湘江、主体建筑距湘江堤边5米，一层露台飘于湘江上5米。杜甫江阁的南北连廊为诗碑廊，柱两侧立石碑刻杜甫诗歌供人学习，诗碑廊有扇形廊、曲廊，石碑点缀设置。杜甫江阁北向规划布置六角形碑亭，重檐屋顶，亭中立碑，记述长沙市政府修建杜甫江阁的缘起和经过。杜甫江阁南向靠湘江大道人行通道路边建方亭，与诗碑廊相连，是杜甫江阁的次入口，方亭为单层屋面四坡顶。江阁为四层建筑，室外地面（江堤地面）至檐口底高 15．9米，至屋面脊顶高约19．5米。该建筑二层平面为杜甫纪念馆，馆正中立杜甫塑像，外墙2．1米高开高窗，实墙上用绘画介绍诗人生平，三层及四层为诗画会所，集名人雅士会诗作画，一层为诗词书画纪念品商店。建筑立面为中国传统仿唐古建筑形式，朱红色柱，仿古格栅窗，白色墙。柱廊台阶栏杆为云纹石柱、石面板栏杆。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青黑色筒瓦曲线屋面，曲线舒展，体现唐代建筑古朴、雄伟、厚重的基本特征。面向湘江大道及湘江的东、西两立面均为主立面，于屋顶檐口下立横扁，上书“杜甫江阁”四个大字。杜甫江阁书法碑廊工程位于长沙市西湖桥口湘江风光带，投资100余万元，将于明年2月竣工，从杜甫在湘时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59首诗到时将呈现在人们面前。书法碑廊是杜甫江阁的一部分，由全国着名书法家沈鹏、李铎、颜家龙、李立、何满宗等书写。杜甫晚年在湘时的作品约100余首，因其在世59年，为表纪念而只选出59首。
杜甫江阁主楼的文化工程主要围绕杜甫与长沙、杜甫在湘所创作的诗歌以及杜甫对湖湘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设计，同时注重整体环境布置，以期营造出最佳历史文化氛围，适应不同社会层面的观众，达到融知识性、休闲性于一体的效果。
二楼设计布置为纪念大厅。大厅正面为大型木制浅浮雕《杜工部潇湘行踪图》，展示了杜甫在湖南生活时的行踪，与大厅中央杜甫雕像交相辉映。大厅两侧布置有张大千、林散之等着名书画家的杜诗及诗意画，加之对联、诗画大花瓶、仿古红木大座屏、花架、几案和名贵盆花、盆景等，使整个大厅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三楼专题展示杜甫生平。其中以诗画形式，着重展示杜甫在湘三年的诗作，表现其老病孤舟的生活困境以及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展览分六个部分：家世、游历、言志、诗史、湘魂、光彩。拟展出图片资料、诗画作品、杜诗版本、实物资料共百余件。此外，展厅整体风格与江阁建筑风格相似，展墙采用万字格门窗式造型，此种建筑造型语言能有效地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时空隧道，加之层版设计采用古代线装版本书页的形式，两者结合使古代文化的韵味更浓。既能使参观者在浓郁的唐文化中缅怀诗圣，又使整个展厅简洁明快，疏密有致，轻松舒适。
四楼设计布景为以文会友和精品展示场所，暂名为“集雅轩”。拟分为模型展示、以文会友和观众休息三个小区域，大厅中央摆放江阁模型一座，两侧布置清代红木家具、文房四宝、古玩字画、湘绣奇石精品等。四壁有长沙人文荟萃人物故事组画，讲述屈原、贾谊等历史文化名人故事，以反映长沙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诗圣”杜甫晚年在湖南漂泊了两年多，曾在长沙湘江边“江阁”寄居,并是诗人度过的人生最后一段岁月。两年里，杜甫留下百余首诗篇，其中在长沙所作的就有50多首，包括着名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还有点出“长沙”之名的《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这些史诗为湖湘文化添光增彩。
编辑本段杜甫在长沙
——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
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
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
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
“诗圣”杜甫于唐大历三年（768）晚秋，从蜀中前往湖南，准备投奔旧日好友、正待调任潭州刺史的韦之晋。不料，杜甫赶到长沙时，韦之晋已不幸暴卒，贫病交加的杜甫，只得在长沙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
从入长沙，到魂归湘江，杜甫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诗50余首，留下了“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春水”，“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着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等名句。
初来长沙时，杜甫寄居舟中，船常停在南湖港。南湖港附近的长沙驿楼也就成了杜甫送别友人的地方，“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等佳句迭出。
稍后，杜甫在小西门外的湘江边租佃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因楼房面临湘江，“诗圣”将其取名为“江阁”。杜甫在诗中曾多次对“江阁”有过描绘，《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有云：“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在《雨》一诗又云：“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可见当时“江阁”面对湘江，云掩薄雾，鹤舞白沙，流潦满野，日照其中，橘洲景色忽明忽灭，麓山岩姿若隐若现。
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江阁”成了杜甫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在这里，杜甫不仅得到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旧朋友，苏涣就是其中之一。苏涣年轻时闯荡江湖，后考取进士官至御史“佐湖南幕”。他虽身在官场，却独来独往，不交州府之客。一天，苏涣特地来到江阁访问杜甫，两人饮酒品着，谈诗论文，极为融洽。杜甫十分赞赏苏涣的才气，称他“方力素壮，辞句动人。”次日回味，仍似闻金石之声，将近作《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相寄，“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就出自此诗。杜甫自从结识了苏涣后，两人过从甚密，引为患难之交。
在此期间，杜甫还遇到了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据说李龟年曾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咏唱王维的“ 红豆生南国”和“春风明月苦相思”，听者无不罢酒饮泣。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多次在歧王李范宅里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听过李龟年的歌唱，没想到在长沙又能相见。欣喜感慨中，杜甫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寥寥数语，包含了时代的动乱、国家的盛衰、人民的流亡和个人的悲欢。
770年冬，杜甫在从长沙前往岳阳的船上逝世，时年59岁。
编辑本段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作用力
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
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
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
——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
水与汩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
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
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
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
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任德曼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生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着。蛮，也就是执着。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着。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
编辑本段湖湘文化反思
一、湖湘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晚年杜甫被迫自寻退路
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湖湘文化也不例外。朱汉民教授认为，湖湘文化的渊源有两个：一是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其次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但不可否认,中原那些被贬谪流放的大知识分子对中原文化的南下和渗透起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流放之人所不可避免的浮躁幽怨情绪，亦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楚人，这表现在思想上湖湘文化缺乏中原文化的那种从容温厚，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迫切心理。所以，湖湘文化的辉煌虽然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高高在上的自大的病态人格，久而久之，便演变成内存湖湘人行为的傲慢和偏见。今日之湖南，动辄标榜“于斯为盛、唯楚有才”、“无湘不成军”、“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动辄自号 “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坛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一部《湖南人凭什么》更是把湖南人的傲慢与偏见暴露无遗。
其实，历史上的湖南长期都是“蛮荒之地”，司马迁在述及吴、楚时就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 ”。因为偏僻和落后，湖南历来是那些失意者的归宿之地。首先是屈原、贾谊贬至湖南，结果屈原怀抱石头投水自尽，贾谊亦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紧接着老病衰弱的诗圣杜甫漂泊到湖湘大地，一年之后，他猛然发觉“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这位老人也不得不寻生退路，但是“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最后竟病死在洞庭湖上。
公元805年前后，杜甫的孤舟和尸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一批文人又先后流落到了湖湘，他们是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张说、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仍游离在中心之外。“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 ”、“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同时，湖南也没有区位优势。当时从北到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皖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而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从而更加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清朝时“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计划经济时代地位虽稍有改观，但到了今天，地位又与满清时代相去不远。所谓“于斯为盛、唯楚有才”，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5783名，湖南仅57名。只是进入近代以后，湖南才出了几个重量级的政治精英，湖南也因之才得以声名鹊起。但说文化，全省出的文化名人甚至不及江浙一个地区的人多。种种现象，值得每一位自负的湖湘人反思。
二、对待文化的态度——“经世致用”过则为“急功近利”
这里讨论长沙市政府——一群湖湘人盖杜甫江阁的动机问题，到底是继承弘扬一种文化，还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或者干脆是为了增加长沙市旅游业的一个景点呢？笔者稍稍上网搜索了下“杜甫江阁”，弹出很多链接，我看得最多的却是“旅游景点”、“门票收入”等字眼，因此感到很困惑。“经世致用”强调文化应该为现实服务，但是我们能文化为现实服务丢掉文化的题中之义吗？另外也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哪怕是普通一员,尤其作为这个名城建设的决策者们,他们仅仅知道杜甫之名、或者仅仅知道杜甫到过长沙、写过长沙诗、住过长沙湘江边上,恐怕还不够,还得将杜甫其诗、其人的沉甸甸的分量与当今长沙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虑,重新定位城市建设与历史承载之间的血肉联系和奇妙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市民也好,决策者也好,长沙的城市建设也可以以杜甫这面镜子为鉴,将历史流转与当代城市建设、发展融入一体,作为“经营城市” 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从中寻找最佳结合点,并达到文化、文明、文章与经济增长的“双赢”,而这其实也必将是一项永垂青史的“光焰万丈长”似的见证性建设。经济发展与文化弘扬应该不应该摆到一起谈，能否双赢也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