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超级访问

‘壹’ 黄威廉是谁很红吗

William Hung（中文名黄威廉），一个相貌平平而且有点龅牙的普通华裔青年，五音不全，于2004年2月出现在美国最着名的电视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不可思议的是，一夜之间，William竟成为全美最着名的反偶像偶像。

弄巧成拙的表演

当21岁的黄威廉出现在《美国偶像》时，很多人觉得可笑。这个龅牙的香港小伙子居然穿了一件蓝色夏威夷衬衫加黑色西装裤，外加一个看上去像锅盖的老土发型，整个形象与时下最受瞩目的歌唱比赛格格不入，他好像根本不是来参加歌唱比赛的！

黄威廉选择了拉丁歌王瑞奇·马丁（Ricky Martin）的性感快歌《She Bangs》作为参赛曲目。他刚一开口，许多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都差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他不仅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马丁诱人的摇臀动作变成了机械式的木偶摆动，台下3位评委似乎顿时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一名黑人评委不得不用一张白纸遮住自己的整个脸部，好让自己在白纸背后无所顾忌地狂笑；另一位男性评委则活像一只被打蔫的茄子，无精打采地瘫坐在椅子上；只有中间那位女性评委还显得比较仁慈，附和着黄威廉的节拍耸着自己迷人的肩膀。

那位瘫坐在椅子上、以尖酸刻薄出名的Simon Crowell评委终于无法忍受威廉惨不忍睹、带着浓厚异域口音的英文演唱了，他粗暴地打断威廉，并刻薄地批评道：“你不会唱、你不会跳，你还有什么话说？”

正当观众都以为威廉会羞愧得脱逃时，他却勇敢地回应：“我已经尽力了，所以完全没有遗憾。”

评委Paula Abl马上称赞他说：“这是最好的态度。”威廉则继续解释，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歌艺上的专业训练，而Simon Crowell马上讽刺说：“这真是令人非常意外！”

虽然知道自己已成为笑柄，但威廉却丝毫不介意，还很有礼貌地答谢了评委，然后才拿起自己黄色的背包，不慌不忙地走出摄影棚。

意想不到的反应

节目播出之后，威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美国、新加坡、澳洲、冰岛等凡是能够收看到这个节目的国家和地区，电视台与电台都在不断重复播放威廉当晚的演唱。

而威廉的支持者们则迅速建立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网站（www.Williamhung.net）。短短一个星期，网站的访问量就超过了700万次！威廉的支持者们甚至写了一封网络请愿信：“Send American Idol William Hung to Hollywood！”（送美国偶像威廉去好莱坞）。威廉的名字出现在成千上万的blog上面，草根们（Grass－Root）的呼唤最终令美国偶像节目破例让威廉参加下一阶段的比赛。

同为华裔的威廉网站创始人陈当，甚至开始在Ebay上发售威廉的纪念品，香港也迅速出现了印有威廉头像的体恤衫。

更让威廉始料不及的是，他竟然成为无数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有多位女郎在他的网站上热情地留言，表示要嫁给黄威廉！

她们在网上留言说，她们非常仰慕他的勇气，他的憨直，以及他的风度。一些女郎表示，虽然威廉看上去有些傻里傻气的，却傻得很可爱，而且他那种只要求已尽力、无愧于心的态度，让她们觉得简直酷呆了！

一夜之间，黄威廉成为引人瞩目的人物，美国主流媒体《洛杉矶时报》、《人物》杂志及电视娱乐节目《今夜娱乐》（Entertainment Tonight）纷纷找威廉做专访，还有电视台希望他上节目表演。更有牙科诊所站出来表示愿意免费为他进行牙齿矫形，紧随其后的还有牙齿保健产品商希望能够和威廉商谈广告合约。

这个还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就读工程系的年轻小伙子，3月初又在学校男子排球赛

的中场休息时间亮相演唱——当然还是那首《She Bangs》，还是一如既往的滑稽表演。

如今，这个被称为“可能是电视史上唱得最糟的歌手”，已经被美国唱片公司福斯音乐网络（Fuse music network）与科赫娱乐（Koch Entertainment）相中，就当他在学校表演的时候，收到了这两家公司交给他的唱片合约。如果双方谈妥，威廉很可能再创纪录，成为“最不可能出唱片却又出唱片的歌手”。

反偶像的偶像

尽管有评论说威廉走红其实是被人进一步耻笑，中国人的形象被进一步丑化了。但威廉网站制作人陈当却说，从他所收到的几千封电子邮件来看，正面的意见占绝大部分。大家欣赏他面对失败的态度，欣赏他没有像其他落选者一样或痛哭或哀求、或愤怒或羞愧，只是平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他对生活的态度，令人尊重和感动。

《美国偶像》的监制沃域克觉得这种现象很常见，并且用一专门名词形容，就是“反名人效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过去一年博客在美国的蓬勃发展，美国人的这种反名人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草根开始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反对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同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某位名人身上就会惹来轩然大波，珍妮·杰克逊在“超级碗”上的拙劣表演就成为草根们的众矢之的。如今，威廉得到这么疯狂的支持也是此类意识的逆反表现。

在人们见惯了偶像虚伪的外表和做作的言行之后，有着傻乎乎的外表和率真言行的威廉不成为反偶像偶像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呢。为了拥有完美无瑕的外表，偶像们不惜体力和财力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动刀子；为了制造完美的谈吐，他们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在被传媒强烈地包装、推广之后，他们成了戴着面具的“大话王”。心地纯良、无惧失败的威廉则向一切伪饰的完美说不。龅牙也好，锅盖头也好，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威廉，一个不需要修饰的反偶像偶像。

其实，反偶像一直是20世纪现代思潮的主流架构之一，时光流转到网络文化飞速发展的21世纪，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反偶像意识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如果要梳理一下经典的反偶像形象，霍尔顿一定是个不可回避的符号性人物。

这位《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诞生于1951年。他是一个不安现状的中产阶级子弟，他看不惯成人社会的虚伪和做作，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朴实和真诚，但他遇到的全是虚伪和欺骗，连他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也用“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一套来教导他。无力改变现状的霍尔顿，只好苦闷、彷徨、放纵。他读书不用功，抽烟、酗酒、搞女人，满口粗话，张口就是“他妈的”。

横空出世的霍尔顿一下成为当年美国千万年轻人心目中的情感投注物和精神依附者。他们模仿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奉霍尔顿为反偶像经典。

不过霍尔顿毕竟还只是消极地应对这个充满虚伪的社会，如今诞生的黄威廉正在以自己的积极、坦然书写新一代反偶像标本。从消极反抗到坦然面对，反偶像之路竟然走了半个多世纪！

在美国，这样一个反偶像、反经典、反神圣，重差异、重选择、多样化、多义化的时代，偶像的被制造和偶像的被遗弃一样快速。在中国香港，当周星驰以自己的无厘头缔造了《大话西游》、《大内神探零零七》、《喜剧之王》等一系列反英雄、反偶像时，这位反偶像人物也成为了新的绝对偶像。当周星驰离搞笑精神越来越远、当周星驰变得严肃认真时，他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生活的荒诞往往在此。

威廉在一个访问中坦言，他希望以唱歌作为职业，不过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茫然。如果没有了自己赖以成名的一切，威廉还会是一些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吗？

‘贰’ 李嘉格张碧晨陈冰上的静姐的节目叫什么

非常静距离，超级访问

‘叁’ 关于日本崛起的论文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