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访问

㈠ 张学良以前被关闭的地方是哪里

1936年 36岁 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他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1937年 37岁 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 1月13日，迁移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中国旅行社。 2月17日，致函于学忠，希望维护东北军团结。 3月30日，于学忠到溪口见张。 冬，迁移安徽黄山“听涛居”。十天后迁移江西萍乡“绛园”。 1938年 38岁 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 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 1939年 39岁 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0年 40岁 2月，于凤至因病赴美就医，赵一荻由香港到阳明洞陪张幽居。 1941年 41岁 5月，张因患盲肠炎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移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1942年 42岁 2月，迁移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1944年 44岁 春，移居距息蜂县15华里的阳朗坝。 初冬，日军进犯湘南，贵阳告急，张迁移黔北桐梓县天门洞。 1945年 45岁 春，东北籍国民党中央委员莫德惠到桐梓天门洞。 1946年 46岁 11月2日，迁移重庆戴笠公馆。不久被骗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 1947年 47岁 10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奉命陪张居住数月。 是月，张治中夫妇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他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两点要求：（一）恢复自由；（二）希望刘乙光搬出本该由他居住的房子。张治中的此次控访引起蒋的不快。蒋介石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不人不得见张学良”。 1954年 54岁 5月下旬，在蒋介石官邸与蒋晤面。 1957年 57岁 9月，蒋介石70寿辰前夕，张学良托人送蒋一块金表，以示祝贺。蒋介石回赠一根拐仗，表示谢意。 1959 59岁 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 1961年 61岁 张学良新居落成后，蒋经国给张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此房是栋两层小楼，位于北投路70号。张学良自己买了一部二手福特汽车，可以自由进城拜访张群、莫德惠老朋友。在台的亲朋故旧偶尔也去看望他。 8月30日傍晚，张学良在寓所会见了他的长女张闾瑛及丈夫陶鹏飞教授。这是他25年来首闪见到他久别的女儿和他未曾谋面的女婿。 8月，周鲸文应台北“国民政府”之邀，出席阳明山座谈会。经有关方面批准，前去会见分别25年的老朋友张学良。 1964年 64岁 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他们经过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后，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国人吉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婚礼。爱尔窦是张学良的老朋友，证婚人是年已百岁的陈维屏牧师。女方证婚人是黄仁霖。13人的来宾中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礼、冯庸等。 1966 66岁 7月，周鲸人又一次到台访问张学良。这时张学良正在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精神更集中宗教了。 1971年 71岁 周鲸文再次访张学良，被警察人员挡驾，说张先生旅游去了。 1975年 75岁 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次日，张群电话告诉张学良。 4月8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前去吊唁，并送去自己题写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 ，宛若仇雠。” 1976年 76岁 张大千从巴西回台定居，在台北市郊外双溪自建摩耶精舍。张学良与这位老朋友经常会晤。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后来成为朋友），每月在摩耶精舍欢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 蒋经国当上台湾“行政院长”后，张学良与蒋经国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 1978年 78岁 蒋经国被选为台湾的“总统”，第一个打电话祝贺蒋经国的就是张学良。 1979年 79岁 10月5日（中秋节）下午，张学良应邀，到蒋经国官邸参加蒋经国夫妇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这时张学良在台北第一次露面。前去参加的还有张群、何应钦和张大千等。10月10日，参加“双十节”庆祝大会，就座中央观礼台上。 1980年 80岁 春，张学良的好友、前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去世，张学良、赵一荻前去参加追思礼拜。 9月，四子闾琳到台北看望父母亲张学良和赵一荻。 10月20日，张学良偕夫人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和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访问金门，眺望大陆。 1981年 81岁 9月18日，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看望齐世英。 1983年 83岁 4月2日，任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委员。 1984年 84岁 6月，张学良五弟张学林之女张闾蘅从香港到北京谈商务时，受伯父之托特地看望吕正操，并介绍了张学良在台北的情况。 1985年 85岁 12月25日，看西安事变影片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 1986年 86岁 3月13日，张学良与赵一荻陪同张群游览桃园龙潭小人国。 1987年初，张学良又托张闾蘅带给吕正操诗作。 1988年 88岁 1月14，张学良到强北荣军总医院怀远堂吊唁蒋经国，并向他这位老朋友深鞠躬。 3月4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邀张学良赴美参加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和张学良兼任校长60周年纪念会，由于台湾当局未予允准，未能成行。会后50多位学者和热心人士联署签名，成立 了“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执行委员会，并致函继任“总统”李登辉。要求李作出答复。当局迫于无奈，让有关人士“同张学良进行商讨”，决定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是月26日，台湾各大报纸都在显着位置登载了以张学良名义写的公开信。 1989年 89岁 5月31日，张学良复函日本人池宫成晃：“华函奉悉，老配林下寒居，素不见来客，警请原宥。老朽年岁衰迈，目朦手软，又乏记室，对于一般信件素不作复。感先生素昧平生，远邦厚谊，破例勉为动笔，字迹草率，文句粗陋，先生当可见及矣。愿上帝祝福！” 11月26日，张学良给居住上海的杜重远夫人侯御之复信：“御之夫人惠鉴：11月10日来信及照片8张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扶养子女成人，仲（重）远有知，当已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我目力衰退，书写费力，恕不多写，愿上帝祝福你！” 1990年 90岁 1月30日，于凤至在美逝世，享年92岁。 6月1日，台湾各界人士庆祝张学良90华诞。 6月3日，是张学良90华诞。5月30日，邓颖超特电祝贺。 5月末，张学良书寄吕正操《谒延平祠旧作》。 6月6日，东北大学校友会等在沈阳庆祝张学良将军90华诞。 6月17日和8月3日，日本 NHK电视台采访组三次访问张学良。 2月16日，张学良复函沈阳张学良陈列馆：“敬启者：兹收到《张学良将军》共五册，十分感谢，专此万事如意。 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 3月14日，张学良夫妇去了儿子张闾琳居住的洛杉矶。 4月10日，张学良单独去到纽约。 4月17日，张学良在纽约公开露面。 6月25日，张学良结束了在美国105天的控亲访友和旅游，从旧金山返回台北。 3月8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大学复校。新的东北大学校名，由张学良题写。 1997年 97岁 6月6日，在夏威夷会见了率团访美的渖阳市市长慕绥新。 2000年 100岁 6月，夏威夷时间22日上午11点11分，陪伴张学良将军大半生，人称“赵四小姐”的张学良夫人赵一荻女士，因肺炎及并发症，逝世于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享年88岁。张学良遽然痛失老伴十分伤痛，沉默不语地坐在轮椅上，泪水缓缓流下来。 2001年 101岁 10月15日，张学良将军因病抢救无效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一百○一岁。

㈡ 台湾的过去和现在

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1971年和1974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黑人和属于琉球人种的琅峤人。上述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至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着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3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台湾当局在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同时坚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三不政策”底线，并称“只有中共彻底放弃马列主义，认同三民主义后，两岸官方才有接触的可能”。

1“两航谈判”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台后，海峡两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接触谈判是在1986年5月。这是一起因偶发事件引发的两岸谈判，台湾当局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拉上了谈判桌。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编号“B-198”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在飞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启德机场后，突然偏离航线，朝北飞行，稍后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同行的另两名机械师要求回台，机上共有货物22万磅。事件发生当天，中国民航致电台湾“华航”，请其尽迅派人到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面对这一突发的事件，台湾当局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按照“三不政策”，就不能与中共谈判但不谈判又解决不了问题。经过权衡利弊，为避免给外界造成国共两党在进行谈判的印象，蒋经国最后决定在坚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委托第三者“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代表“华航”与中国民航协商解决人机交接事宜。蒋经国还指示“华航”依国际惯例解决善后工作。这一不合适宜、多此一举的决定自然遭到祖国大陆的反对。祖国大陆方面认为，这纯属两个航空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当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另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催其尽快作出答复，并提出如果台湾方面认为到北京不方便的话，也可到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协商。

在经过两个星期的交涉后，1986年5月17日至20日，“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在香港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历史性商谈，就交接货机、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达成协议，签署了“两航会谈纪要”。

2.“金门谈判” 80年代后期，由于台湾当局拒绝两岸“三通”，奉行单向的开放政策，限制大陆民众与台湾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陆居民私渡去台的现象。台湾军警对大陆私渡入台人员采取不人道的强制“并船遣返”的做法，致使台湾海峡连续发生数起大陆同胞在遣返过程中遭受人身伤亡的事件。1990年7、8月间，发生了因“并船遣返”导致25人被集体钉在船仓内窒息死亡，以及21人因遣返船被台军舰撞击落水身亡等两起惨剧，台湾军警的残暴行径遭到两岸人民的一致谴责。

1990年8月，为避免再次出现死伤悲剧，切实解决私渡人员的遣返问题，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建议，双方签定遣返作业协议，将私渡人员遣返纳入规范程序，使遣返作业在两岸红十字会组织的见证下进行。背受强大舆论压力的台湾当局，对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建议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考虑到签署协议需要实地考察遣返路线，同时也为了照顾台湾方面希望保密的要求，双方决定协商地点定在当时尚未解除“戒严”、仍是国民党“战地”的金门岛。

1990年9月11日上午，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韩长林等4人乘坐一艘悬挂白底红十字旗的铁壳船，从厦门东渡码头出发，径直朝金门方向航行。在下榻的“仁爱新庄”，韩长林等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秘书长陈长文等就两岸红十字组织参与见证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于12日签署了协议。双方本着切实解决问题、回避目前尚难以解决的两岸政治分歧的务实精神，就见证遣返的原则、对象和遣返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3 。两会相继成立 鉴于僵化的“三不政策”，台湾当局无法与祖国大陆进行正式的接触与谈判。1990年11月21日，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这是以民间团体身份出现的半官方机构，直属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任务是接受“陆委会”的委托，办理台湾当局“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人称“陆委会”手套。海基会的首任董事长为国民党中常委、台水泥业巨富辜振甫，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为陈长文、副秘书长为陈荣杰。

海基会成立时的定位是“协调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事务，以保障两地人民权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该会的主要工作有如下7项业务：(1)两岸人民入出境收件、核转及有关证件签发补发。(2)大陆地区文书验证、身份关系证明、协助诉讼文书送达及两地人犯遣返。(3)大陆地区经贸资讯的收集发布，间接贸易、投资及其争议的协调处理。(4)两岸人民有关文化交流事宜。(5)协助保障台湾地区人民在祖国大陆地区停留期间的合法权益。(6)两岸人民往来有关咨询服务。(7)“政府”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

该会成立后立即承担先前由红十字会负责的有关两岸事务性的接触和交往的职能，并派遣该会人士访问祖国大陆各相关部门，建立沟通管道。

㈢ 蒋经国为什么被认为是“对台湾贡献最大的

1960年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 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㈣ 金信的我与蒋氏父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我家与蒋介石先生的关系都不是秘密。 要不是蒋介石先生全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很难有发展。1933年，蒋先生通过陈果夫联系，在南京黄埔军校秘密会见我父亲，共商抗日大计，国民政府拨款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光复军，选派韩国抗日青年到洛阳军校受训。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蒋先生的远见与仁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1938年，父亲在长沙遭独立运动内部的激进分子行剌受了重伤，送到湘雅医院抢救，医生认为希望不大了，已经放弃抢救。这时候蒋先生知道了，下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同时一日三电，关心我父亲的情况。张治中将军亲自到医院去慰问。我父亲能转危为安，与蒋先生的救助是分不开的。事后蒋先生还派人送来巨额慰问金。当年我能进中大附中也是国民政府的特别指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指示中大附中免费接受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子弟10人入学的文件。
1936年，我在南京孝陵卫参加了童子军全国的夏令营活动，并接受检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先生，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我能经常地与他面对面地交谈，成为忘年之交。1957年我任空军作战部长，随陆军总长李亨根将军去台北访问，蒋先生接见了我们一行，在我们告辞时，蒋先生忽然说：“金信，请留步，我们合个影。”我立在蒋先生身边合影，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单独留影，弥足珍贵。几年后我以空军总长的身分访问台湾，蒋先生亲自给我授勋，并让蒋经国先生陪同我去金门岛考察。后来我任驻台湾大使，见到蒋先生的机会就多了。记得那次到达台北两三个星期了，还没有安排我递交国书，我很焦急，要是蒋先生再不接见我，我就赶不上“双十节”的庆典活动了，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就在“双十”的前一天，蒋先生接受了我的国书。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轻，嘴唇上全是泡，他是带病会见我的。他对我说：金大使，令尊金九先生是我的朋友，你我关系非同一般，以后想见我，无须经过外交部，可以直接到我的官邸找我。
我在台湾，蒋先生对我关照很多，我们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他对我说话无所顾忌。他经常来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聊天，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说实话，且不说我和他的地位不一样，论年龄不是一辈人，更何况我一直把他当作我们金家的恩人，当年要是没有他下令抢救我父亲，我父亲早就不在了。蒋先生对我很亲切，很信任，也经常向我打听外面的事。有几次，他让我到士林官邸，秘书与卫士都被他打发出去。我们一老一少在一起谈得很愉快，他经常大笑出声。我告辞时，秘书和侍从都说，老先生沉郁多日，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侍卫长郝柏春先生说，金大使，你以后要常来玩，他会高兴的。后来党政军要人都知道我可以直接见蒋先生，于是对我尊重有加，有的甚至托我打听升迁的事。
他是善解人意的人。有一次在士林官邸，他留我单独聊天，秘书与卫士全退下。谈了三四个小时仍无倦意，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当时内急，有点不安，蒋先生看出来了，用手指示说：“金信，你是不是要解手？请按那里。”――蒋的洗手间非常秘密，他要不指给我看，我还以为那儿是墙呢！他晚年更寂寞，经国先生曾对我说，要我经常来玩，并关照我，外面有些事没必要让老先生知道，知道后他会烦。这些，我都懂。老先生晚年不大相信别人的话，总认为别人会骗他，而“下骗上易，上骗下难”，――这话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认为极有道理。我与蒋老先生、经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的高层人士，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驻节台湾8年多，每年纪念815光复时，使馆举行招待会，蒋先生、经国先生及党政军要人都出席，我在致辞中总是先提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在等日本使馆官员退场后，全场总是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韩中两国人民的苦难的过去，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当忘却！
那些年，我经常应邀到台湾高层人士家作客。我当大使，注意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注意他们的政治。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党内是有反思的，蒋在台湾开过许多会，检讨过错。当时经济发展得不错，蒋对高层管得也很紧。我到白崇喜、王叔铭、黄杰等高级将领家作客时，发现他们的住宅都很简朴，用饭也仅仅是三四个菜，生活比较清苦。政府部门办公效率比较高，社会也较安定（当然这与实行戒严法有关）。可是蒋先生晚年，对周围的人，他似乎不太信任，自信心也有点动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他得知朴正熙访美，曾要我让朴总统向尼克松打听一下美国人对他究竟是什么看法。
1969年，朴正熙总统访问台湾，蒋先生要同他密谈一次，我告诉他，朴正熙总统不会汉语，他说：“那你来当翻译吧！”我告诉朴正熙，他惊讶地说：“哪有外国大使当翻译的道理？他真是跟你太知己了！”有关蒋朴密谈的内容，不但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感兴趣，韩国历史学家也感兴趣，可是他们二人均已作古多年，仅有我这个“翻译大使”尚留人间，要我来披露内情，我觉得不大合适。
我与蒋家父子两代的感情非同一般，后来，韩国方面遇到麻烦的问题，都想到派我去斡旋。有一年，韩国发生旱灾，又值总统大选，政府要我想办法从台湾进口大米，我很为难，因为我知道，当年台湾也遇大旱歉收，仅有以备非常时期的军备粮。而韩国人只吃粘性比较强的蓬莱大米，只有台湾的米能解决问题。我去找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先生，他也觉得困难，他建议我自己去向蒋先生开口。蒋先生考虑问题周密，知道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就亲自安排周转，调剂了约20万吨大米卖给韩国，谁能知道，这在当时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感激不尽，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告辞的时候，蒋先生叫住了我，说：“金大使，对不起，这些米还是卖给你们的。要是我还在大陆，这点米就送给你们了……”靠着这批大米，韩国渡过了难关。但是蒋先生的那句话我始终忘不了，从这一席话也可以窥见他晚年的心境。
全斗焕当政时代，我已经退出政界，1987年2月，发生了涉及朝日韩关系的严重的外交事件（具体经过我以后会在回忆录里细说），需要台湾出面作中介。我国外长当天约我商谈，请我出马立刻到台湾去一趟，找经国先生想办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说说话，当天就去了台北。我与沈昌焕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见我就问：“你作为全总统的特使，带没带委派书？”我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办。他说没有也罢，说着就与经国先生联系。我想我这张面孔在台北还是很有人缘的。次日。经国先生接见了我，没说几分钟，就主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他帮了韩国政府一个大忙。当时韩国与台湾关系已经趋向冷淡，经国先生这样大度，令我钦佩，也令我感动。
1992年中韩建交前，韩国方面考虑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认为我去“最合适”，可是我认为我“最不合适”。――我相信海峡两岸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复杂的心情。1975年蒋先生谢世，1987年经国先生谢世，我都专程去台北参加葬礼。我到奉化溪口旅游时，在蒋氏宗祠献花鞠躬，引起了许多游客的注意，也许他们把我当成台湾来的了，我很想讲一讲我家对蒋家的感情，但是有谁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有兴趣呢？会不会引起误解呢？我没有把握。

㈤ 蒋经国为什么要杀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的章亚若

章亚若不是蒋经国杀死的，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因为章亚若在桂林为蒋经国生下两子，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此时章亚若要求，名正言顺地成为蒋家的人，而且要做正室。

此事被蒋介石知晓，为了维护蒋经国的威望和形象，蒋介石将蒋经国调回了重庆。对远在桂林的章亚若，蒋介石则萌生了一个极其毒辣的计划，将其杀死。

蒋介石把此事交给了陈立夫，他说：经国与江西那个女人的事，对我们家的名声损害很大。她常在外面说为经国生了两个儿子，要与经国举行正式婚礼，这成什么体统？那个女交给你去处理掉，事情要高度保密。

陈立夫将此事交给了中统特务头子顾建中处理，他派两名特务到桂林用重金买通省立医院的一名医生，利用给章亚若打针的机会，将毒药注入针剂中，将章毒死。

2005年，国民党老特工、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证实了章亚若是被陈立夫下令谋杀的，蒋孝严后来在《中国时报》上也证实了这一说法，这离章亚若去世已经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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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爱情故事

章亚若，生于1913年，死于1942年，只活了29年，可谓是红颜薄命。章亚若在中学之时，就有着才女的称号，人长得也很漂亮。

1926年，年仅13岁的章亚若就和18岁的唐英刚结婚，两人还育有两个儿子。唐英刚去世之后，章亚若将自己的孩子交给母亲照顾，后来为了躲避战乱和别人的纠缠，章亚若来到江西赣州，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赣州公署工作担任文书。

当时，蒋经国也在赣州担任专员，他一眼就看上了漂亮有才的章亚若。后来，章亚若调给蒋经国当秘书，蒋经国找到机会向章亚若告白，章亚若考虑到两人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就拒绝了蒋经国。但是，蒋经国并没有放弃，经过不懈的努力，章亚若同意了蒋经国的求爱，两人走到了一起。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并没有得到的同意，当章亚若怀孕的时候，将两人的关系报告给了蒋介石，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可是，蒋介石以战事紧张为由，拒绝为两人举行婚礼，只是安排章亚若去安全的地方秘密待产。蒋经国在章亚若出发待产之前，请了几个比较亲密的朋友，就当是内部公开了自己和章亚若的关系。

㈥ 蒋经国对台湾发展有什么贡献

蒋经国对台湾经济的贡献最大。我曾经看过一个内部资料片《风雨14年》讲述讲述在我国在大搞文化大革命时期，蒋经国在台湾发展经济，追赶亚洲4小龙的经历。 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 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易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