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访问延安

㈠ 谁有老舍的简介

老舍 （1899～1966） 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

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
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
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参加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主要着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样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着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㈡ 为什么老舍要访问陈巴尔虎旗

访问陈巴尔是因为业余时间和老朋友聚一聚，而且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9月12日他在青岛山东大学一次休息时写下的。当时他在那儿租了一家平房，作为他安静的写作与创作戏剧文学的地方，所以是访问的素材。

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儿，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2)老舍访问延安扩展阅读

在“草原”里，老舍写了这段访问过程。老舍记叙了自己第一次访问内蒙古大草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了大草原的美丽景色和蒙古族人民对汉族人民的深厚情谊，表达了作者对祖国边疆的热爱以及对民族友谊的歌颂.因此，应该舒庆春（老舍）在1947年访问的陈巴尔虎旗。

从新疆回到山东省潍坊市的家乡，正赶上市美协筹备画展，这下激起了她的创作《雪山草原》的 欲望和激情。其实自从看到白哈巴的那一刻，在她的脑海里，就一直在酝酿怎样创作《雪山草原》，筹备画展通知一下达，她就进入了创作状态。

㈢ 查找老舍和冰心的资料

老舍（1899.2.3－1966.8.24），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着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他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着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老舍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现代着名现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福建长乐人，因一生刚好度过了一个世纪,所以被称为“世纪老人”，深受人民的喜爱。
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
冰心出生后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
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着，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着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块肉余生述》时，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扮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一座大院里。这里住着祖父的一个大家庭，屋里的柱子上有许多的楹联，都是冰心的伯叔父们写下的。这幢房子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家的住宅，林氏出事后，林家怕受诛连，卖去房屋，避居乡下，买下这幢房屋的人，便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在这里，冰心于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
1913年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向往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冰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潮流，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冰心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其时，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着名的文学研究会。她的创作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源源流出，发表了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小说《超人》，引起社会文坛反响的小诗《繁星》《春水》，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
1923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20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不约而同到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美丽的校园，幽静的环境，他们相爱了。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冰心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成家后的冰心，仍然创作不辍， 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还反映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同阶层生活的细致观察，纯情、隽永的笔致也透露着微讽。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散文优秀作品是1931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
1932年，《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部作家的全集。
193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他们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在英国，冰心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夫进行了交谈，他们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谈论着文学与中国的话题。
1938年吴文藻、冰心夫妇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冰心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
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1月她随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赴日本，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后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在日本期间，冰心和吴文藻在复杂的条件下团结和影响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爱国和平进步活动。冰心作为一位忠诚的爱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求光明，永不止息。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与周恩来就有过接触，应约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恩来曾邀请她访问延安，虽然未能成行，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解放战争时期，冰心拒绝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支持亲属投奔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她身居日本，心向祖国，坚决支持吴文藻毅然摆脱国民党集团的正义之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形势鼓舞下，吴文藻、冰心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难，于1951年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从此定居北京。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吴文藻、冰心夫妇，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慰勉。冰心感受到新中国欣欣向上的民心，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去。期间，她先后出访过印度、缅甸、瑞士、日本、埃及、罗马尼亚、英国、苏联等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传播友谊。同时她发表大量作品，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新生活。她说：“我们这里没有冬天”，“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她勤于翻译，出版了多种译作。她所创作的大量散文和小说，结集为《小桔灯》《樱花赞》《拾穗小扎》等，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冰心受到冲击，家被抄了，进了“牛棚”，在烈日之下，接受造反派的批斗。1970年初，年届70的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冰心与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党和政府交给的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通力全作完成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着作的翻译。在这段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冰心也和她的人民一样，陷入困顿和思索之中。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尽管受到不公正对待，她坦然镇静地面对一切，坚信真理一定胜利。她时时密切关注社会主义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她曾在《世纪印象》一文中写到：“九十年来……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实践证明，冰心是长期与党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冰心迎来了奇迹般的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她不知老之将至，始终保持不断思索，永远进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的《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她身体力行，先后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十余万元。她热烈响应巴金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捐出自己珍藏的大量书籍、手稿、字画，带头成立了“冰心文库”。冰心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经常出访，足迹遍布全球，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她为国家的统一和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1992年12月24日，全国性的社会学术团体冰心研究会在福州成立，着名作家巴金出任会长，此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活动。
1995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八卷本的《冰心全集》，同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座谈会，赵朴初、雷洁琼、费孝通、韩素音、王蒙、萧乾、谢冕等出版座谈会并发言，高度评价冰心巨大的文学成就与博大的爱心精神。
为了宣传冰心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精神，由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提议，经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在福建省文联的直接领导下，在冰心的故乡长乐建立冰心文学馆。内设大型的《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冰心研究中心，会议厅，会客厅等，占地面积13亩，建设面积4500平方米，1997年8月25日正式落成开馆。
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冰心逝世后，党和人民给她以高度的评价，称她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着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也就是说，冰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祖国和人民，献给全社会和全人类。
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上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七十五年。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她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着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的译作如黎巴嫩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多种，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 1995年曾因此经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授予国家级雪松勋章。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得到海内外读者的赞赏。
冰心同时是位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建国以来，她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顾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至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和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委等职。她总是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孩子的博大爱心，关注和投入各项活动。她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冰心的名言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的一生言行，她的全部几百万的文字，都在说明她对祖国、对人民无比的爱心和对人类未来的充沛信心。她喜爱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她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事物，喜爱玫瑰花的神采和风骨。她的纯真、善良、刚毅、勇敢和正直，使她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人民为有冰心这样的文学大师而自豪。
1999年3月1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人们以独特的方式送别冰心。这里没有往日的肃杀，没有黑纱，没有白花，充溢着灵堂四周的，是大海一般的蔚蓝和玫瑰一般的鲜红。告别室的门前，大红横幅上写着“送别冰心”四个醒目的大字，灵堂内摆满了鲜花和花篮，冰心老人安卧在鲜花丛中，花丛前是冰心生前共同为中国文学事业奋斗的好朋友、中国作协主席巴金的花篮和家属们精心编织的大花篮。冰心生前最喜爱红玫瑰。她在一个世纪的生涯里，始终如一地将玫瑰一般的爱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这个美好的世界。于是，热爱冰心的人们从昆明、从广州空运来了二千余枝最鲜的红玫瑰，以玫瑰的方式向冰心做最后的告别。 灵堂正面在一片浅蓝色和蔚蓝色的背景之下，衬托出冰心老人手书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几个大字，周围是松柏，是用红玫瑰织成的红心图案。走进灵堂，耳边响起大海的波涛声，还有海鸥翱翔的欢叫声，管风琴与小号的幽雅旋律从遥远的天际飘摇而来……这是冰心最喜爱的外孙陈钢精心为姥姥准备的音乐。他从美国赶回来时，特意带回来大自然的音乐素材，由李焕之的儿子经过音乐合成而成，乐曲分为“大海”“生命”“光明”和“晚霞”四个乐章。 冰心去世之后，唁电如雪片一般飞来，表示哀悼的，既有文学界的老前辈、也有充满童心的小读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朋友，此时，灵堂外排着长长的队伍前来向冰心作最后送别的，他们中有的是专程从外地赶来送别冰心的，前来送别的多达数千人。正在参加中国作协第五届第四次全国委员会议和中国文联第六届第四次全国委员会议的作家艺术家们也来向冰心老人告别。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等，代表家乡人民向冰心送别。向冰心送别的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枝红玫瑰，向冰心老人三鞠躬，然后轻轻地将红玫瑰搁在冰心老人的身边，渐渐地冰心在一片红玫瑰的海洋中升腾、升华。

㈣ 我要朱自清、老舍、何其芳的生平简介，火速！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着作书目：《雪朝》、《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国文教学》、《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朱自清文集》、《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朱自清序跋书评集》、《朱自清散文选集》、《朱自清全集》。

作家简介：
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曾发表新诗。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论着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着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着，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

老舍(1899——1966)

生于1899年，逝于1966年。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1913年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先后任北京第十七小学校长、天津市南开中学语文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大学中文讲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有长篇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论文集《老牛破车》。1937年，其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问世。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开始写剧本，主要作品有《国家至上》(与宋之合作)、《面子问题》、《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张自忠》、《大地龙蛇》、《谁先到重庆》、及《归去来兮》等。另创作有长篇小说《火葬》，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和通俗文艺集《三四一》。1944年，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巨着《四世同堂》。1951年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此间他创作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女店员》、《红大院》、《全家福》、《神拳》、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为其未尽遗作。

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

老舍有许多作品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如《趵突泉》、《我们家的猫》、《劳动最有滋味》、《草原》等。

㈤ 找两个文学家成长的故事,不是同一个人

作家老舍的成长故事
老舍三岁那年,就没了父亲,母亲靠给穷人洗臭袜子养活他。到九岁,他还不识字,后半生就将是一个提篮沿街卖樱桃的小贩吧。一位好心的刘大叔资助了他,老舍上学了,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老舍9岁进了小学。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路遥，原名王卫国，汉族，中国当代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
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引起很大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着《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因此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㈥ 老舍的写作特点和成就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着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着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着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着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着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着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着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着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着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着作。

㈦ 老舍简介（主要作品）

第一次接触老舍的作品应该是初中课本里面的《济南的冬天》，同时也了解到了老舍的生平。老舍被认为是京派小说的代表，因其幽默诙谐的语言，也被称为中国的幽默大师。素有“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其中的老就是老舍，他的《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是现代文学的经典着作！

那么老舍先生这一生当中都有哪些作品呢？据我了解到，老舍先生确实用他一生的时间写出了很多部优秀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以下这些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也是我目前所知道的一些：

老舍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赵子日》、《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 《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

㈧ 老舍简介（简短）

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着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着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1966年8月24日，中国作家老舍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暴力批斗，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1978年初，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8)老舍访问延安扩展阅读

胡风：“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

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舒乙：“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

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朱光潜：“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

樊骏评价幽默之于老舍：“在某种意义上， 失去了幽默，，就没有了老舍， 更谈不上他在文学史上取得那样的成就与地位。”（南方都市报评）

㈨ 京味小说巨擘老舍的一生是怎样的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原籍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着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尤其以描写北京文化见长。

老舍诞生在一个国家、民族、家庭都深处忧患的年代。他出生前家里已有好几个哥哥和姐姐，他的降生给家庭带来的更多是不幸——沉重生活负担给家里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而在他一岁半时，家中受到了几乎是灭顶的灾难：八国联军入侵，家庭遭到劫掠，而父亲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惨死。一群侥幸活下来的孤儿寡母不知何以为生。正像老舍自己所说，自从父亲死后，他们一家人怎么活过来的，连自己也难以说清楚。他说了一件事可反映当时的生活：每逢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

家庭的重担落到了老舍已经四十多岁的母亲身上，她日夜操劳，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作为一个孩子的老舍，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的苦难，从一懂事便知道生活的艰辛，不能不同母亲一起为生活而焦虑，成为一个“抑郁寡欢”的孩子。不幸的生活虽剥夺了他童年的欢乐，却也给了他一般孩子没有的坚忍和深沉，成为他今后艺术生命中宝贵的财富。

像老舍这样穷人家的孩子，在当时一般是很难有机会读书的，老舍一直到七岁，还不识一个字。如果他一辈子没有读书的机会，也许会成为一个很平凡的人，中国现代文坛上也不会有“老舍”和他的杰作了。

但命运对老舍还是宽厚的，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老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

这一天，一个极富的人——刘大叔（刘大叔本名刘寿绵，官宦之家，前半生大富大贵，晚年出家为僧，法号宗月）偶然地来到老舍家看望他们。老舍家和刘家一直若断若续地保持联系，因为老舍与刘大叔女儿相隔一天出生，刘大叔对他特别关注。

刘大叔一进门看见老舍就问他几岁了，上学没有。得知情况后，他马上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费、书籍，你们都不必管。”第二天，在刘大叔的带领下，老舍进了一家改良私塾，开始了学生生活，这成为了他生命的新起点。

1913~1918年，老舍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期间学习作诗、作文和演讲。1918年，老舍担任了一所小学的校长，此后被提升为劝学员，待遇丰厚，后因故辞职。

1924年~1929年，老舍去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东方学院华语讲师。1930年，老舍从国外回到北平，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胡絮青。经过一年多的了解，他们举行了婚礼，开始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只身离开济南，来到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创办《抗战文学》三日刊，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贡献。老舍与妻子儿女分开整整6年，没有一天不牵挂他们。而妻子胡絮育更是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女，侍奉婆婆，直到婆婆逝世之后，她下定决心离开沦陷区去重庆与分别多年的老舍重逢。于是她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穿过了一道道封锁线，九死一生，在近两个月后，才来到老舍身边。

老舍在重庆生活到1945年。1946年他去了美国西雅图，过了3年的旅美生活。1950年，他回到新中国，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艺》主编，次年获“人民艺术家”奖。

1965年，老舍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文革”前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革”中被批斗、侮辱，于1966年8月24日深夜在北京投太平湖自尽。

老舍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处地方：第一是他一生执着于描写城市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第二是老舍作品中浓郁的京味。他作品的广大世界里不仅体现了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简直就是北京文化史的象征。第三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他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

老舍是个作家，他给自己规定下定额，每天必须写2000字。然而每天写有每天写的难处，没有休整，没有间隔，必须不断地想。于是，便形成了“连轴转”，写完了这个2000字，还得为明天的那个2000字而思考。走路，吃饭，浇花，所有的活动，都在思考，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

老舍一生创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约700万字。有长篇小说《赵子曰》、《骆驼祥子》、《二马》、《猫城记》、《牛天赐传》、《离婚》、《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断魂枪》等，还有话剧《茶馆》、《龙须沟》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着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以具有独特的幽默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融合群众口语和文学语言的优点，形成了自己富有浓郁的“京味”气息的语言。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