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权力东方编译所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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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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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棋局

作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译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1

页数：175

内容简介：

《东方编译所译丛·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为东方编译所译丛之一。《东方编译所译丛·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权威地讲述了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欧亚各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纠纷，对几个关键性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国家和地缘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发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国的利害关系作了分析和判断，书中有关中美关系的评述篇幅较大，其中的分析发人深省。对于热衷于国际问题分析的实践者和研究者，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作者简介：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着名的战略思想家，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28年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随父母到了加拿大。1953年从加拿大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也是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以后又为汉弗莱和麦戈文竞选总统时充当顾问。1977-1981年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1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同时担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布热津斯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着述颇丰，曾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先后出版十几本着作，各种评论与文章达数百篇。主要着作有：《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苏联集团：统一和冲突》，《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政治权力——美国和苏联》，《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思想》，《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和《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等。其中《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思想》（1986年）和《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7年）是他研究地缘外交思想的代表作。

② 中国近代史研究－外国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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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着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着《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着《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着《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着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着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着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着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着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着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着《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着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着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着《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着《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着《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着《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着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着《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着《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着《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着《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着《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着《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着《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着《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着《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着《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着《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着《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着《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着《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着《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着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着《天安门》、柯文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着《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着《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着《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着《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着《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着《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着《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着《中国的内战》、齐锡生着《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着《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着《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着《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着《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着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着《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着《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着《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着《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着《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着《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着《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着《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着《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着《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着《卡尔逊与中国》、凯恩着《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着《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着《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着《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着《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着《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着《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着《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着《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着《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着《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着《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着《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着《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着《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着《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着《毛泽东传》、迈斯纳着《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着《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着《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着，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着，这些专着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③ 请问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有哪些书呢

全在这，满意吗？1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学术名着系列/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 作者:(美)温都尔卡·库芭科娃 尼古拉斯·奥鲁夫 保罗·科维特 译者:肖峰 2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着系列—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作者:(美国)(Donald E. Davis)唐纳德·E. 戴维斯 (美国)(Eugene P. Trani) 尤金·P. 特兰尼 译者:徐以骅等 3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9版)(经典教材系列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 作者:(美国)约翰·罗尔克 译者:宋伟4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7版)(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 作者:(美)汉斯·摩根索 译者:徐昕 郝望 李保平5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经典教材系列，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 作者:(美)斯蒂芬·范埃弗拉 译者:陈琪 6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 作者:(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 西蒙·巴亚斯里安 译者:杨毅 种飞腾 苗苗 7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学术名着系列·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 作者:(英国)(Susan Strange)苏珊·斯特兰奇 译者:肖宏宇 耿协峰8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着系列) 作者:(美)彼得·卡赞斯坦 译者:秦亚青 魏玲 9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着系列) 译者:冯玉军 徐向梅 编者:(俄罗斯)A.Ⅱ.齐甘科夫 10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经典教材系列) 作者:(美)威廉·内斯特 (William Nester) 译者:姚远 汪恒

④ 如何学习政治学

一、政治学研究的几种常见的方法
1.历史研究法。就是从政治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目的是探讨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发展的规律性，并测预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政治学对历史的研究侧重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出问题的方法来开辟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空间，它重视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力求严格用因果性去解释政治现象：宏观上解释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自然等因素，微观上把握领袖人物的生活轨迹，揭示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制度研究法。“制度”一词含有习惯、规则、公共机构等意思。它是有组织的人类关系的形式和体系。也有的学者把制度看作是一种结构化的要求，这种结构化的要求在把社会系统作为整体进行观察时获得社会的认可。政治学的制度研究法是从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探求制度结构类型成长的规律。对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传统政治学的制度研究法主要是静态分析，把政治科学看成一种法律规范的科学，研究国家制度的构成、国家法制等制度问题，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政府正式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或宪法文件的研究。讨论诸如国家主权、联邦制和宪政体制等基本概念。从动态上分析，须研究制度的功能变化、政治制度在社会制度体系中的关系、制度模式的相互冲突和协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行为关系机制。这些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建设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制度转型期间，制度的转型与过渡、制度的创新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协调的发展。
3.比较研究法。比较方法就是通过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现象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从而发现政治现象本质和规律的方法。通俗地说，这种方法就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方法。比较可以在纵向上进行，也可以在横向上进行。纵向的比较是从历史角度比较政治现象，即比较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现象；横向比较是比较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政治现象，如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比较方法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当代政治科学中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的“比较政治”实际上就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物。
4.结构--功能研究法。政治结构功能分析试图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而揭示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特定政治现象、反复发生的政治行为模式和这些行为发生于其内的政治系统。结构在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国家问题，而国家建设即是一个结构问题。国家结构包括政府的宪政结构、行政结构、司法结构和非政府的政党结构、利益团体结构、公民的政治文化结构等。结构和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任何结构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功能。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有：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沟通、法规制定、法规执行等。政治结构--功能方法是一种相当有用的研究方法，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各种政治现象之间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致力研究各种政治组织、政治机构和政治设施之间的关系，把复杂的政治设施分解成各种各司其职的政治结构，为对政治现象进一步作实质性分析创造条件。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新概念，如正结构、负结构、正功能、负功能等等。

⑤ 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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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着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着《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着《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着《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着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着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着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着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着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着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着《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着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着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着《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着《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着《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着《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着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着《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着《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着《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着《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着《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着《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着《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着《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着《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着《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着《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着《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着《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着《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着《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着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着《天安门》、柯文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着《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着《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着《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着《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着《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着《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着《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着《中国的内战》、齐锡生着《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着《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着《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着《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着《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着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着《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着《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着《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着《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着《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着《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着《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着《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着《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着《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着《卡尔逊与中国》、凯恩着《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着《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着《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着《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着《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着《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着《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着《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着《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着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着《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着《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着《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着《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着《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着《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着《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着《毛泽东传》、迈斯纳着《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着《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着《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着，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着，这些专着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着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着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⑥ 怎么做一个外交官，我现在是一个高中生，想看看关于外交，国际关系的书，有什么好书么

大国政治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着就对这个感兴趣了。
看着好玩。
《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
很薄的一本小册子，新华出版社的。
就是喜欢看这样的。

还写两本：[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理乍得·克罗卡特，50年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这是一本冷战史方面的佳作。

一部书写尽50年风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
东方编译所译丛

我是学国政本科的，实事求是的说，这个专业不好就业，希望你三思而后行。

如果要看书的话，推荐你看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基欧汉的《霸权之后》，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几本书是国际政治最为经典的几本书。你看你是否有兴趣读下去~

不过建议你还是不要选这个专业，确实很不好找工作。本科出来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我现在读研了也很难~

⑦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epub下载在线阅读，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大棋局》（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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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棋局

作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译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1

页数：175

内容简介：《东方编译所译丛·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为东方编译所译丛之一。《东方编译所译丛·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权威地讲述了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欧亚各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纠纷，对几个关键性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国家和地缘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发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国的利害关系作了分析和判断，书中有关中美关系的评述篇幅较大，其中的分析发人深省。对于热衷于国际问题分析的实践者和研究者，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作者简介：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着名的战略思想家，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28年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随父母到了加拿大。1953年从加拿大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也是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以后又为汉弗莱和麦戈文竞选总统时充当顾问。1977-1981年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1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同时担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布热津斯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着述颇丰，曾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先后出版十几本着作，各种评论与文章达数百篇。主要着作有：《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苏联集团：统一和冲突》，《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政治权力——美国和苏联》，《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思想》，《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和《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等。其中《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思想》（1986年）和《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7年）是他研究地缘外交思想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