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马列着作的专门机构是编译局
⑴ 柴方国的个人经历
柴方国,男,汉族,1963年7月出生,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学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译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研究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译工作。
先后负责或参与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多个卷次的编译工作。柴方国同志负责编译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卷,依据德文、英文多个版本基本完成全卷译文修订;参与译校和审定了第14、15、48、49卷等多个卷次,审定了哲学、经济学部分文章和书信,修订了多个卷次的前言。其中有的卷次已出版,其他卷次已完成付排准备工作。
积极参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编辑和译文审核修订工作。编译《马恩文集》十卷本,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柴方国同志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全体同志一道,按照中央的要求,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格科学的态度参与了文集各卷的篇目选编、题注编写、重要译例审定和各卷说明的撰写。另外,柴方国同志还负责编译和审定了第10卷(书信专卷)全卷的正文和资料,参与审核和修订了其他卷次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等重要哲学着作的译文。《马恩文集》已在去年12月出版,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央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尽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编译人才。《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而编译人员严重短缺。作为中央编译局马列着作编译部领导班子成员,柴方国同志多年来一直把加强编译队伍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在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努力为加快培养年轻业务骨干出主意想办法,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并通过校改译稿、相互切磋、共同研讨等方式,引导年轻同志在实践中尽快熟悉并胜任编译工作。多年来,柴方国同志校改年轻同志译稿近百万字,对于推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在编译过程中,柴方国同志努力贯彻科学精神,采取科学态度,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选择最权威可靠的外文版本作为依据,充分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原着字斟句酌,从语言、理论和历史事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求吃透原文内涵并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尽力使译文达到忠实准确而又明白通畅的要求。《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内容丰富,文字艰深,原文残缺散失之处很多,译校和编辑难度很大,是《马恩全集》中文版编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做好译校工作,柴方国同志不仅反复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八九个中外文版本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早期着作,而且仔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论战对手的着作和观点,以求彻底弄清原着的背景、语境、逻辑结构和理论要义。针对该卷的编辑问题,柴方国同志系统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史和版本史,在认真比较各种版本优劣的基础上,提出中文新版编排方案。新版编排方案得到国际《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专家的赞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和两种编排方式比较》被评为中央编译局优秀课题结项报告。
经典着作编译要求细致严格,考验每一位编译者的耐心和毅力。为提高编译质量,确保译本充分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柴方国同志在文献考证、资料编纂和校样审读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仔细核查,反复推敲,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加上语言文化上的隔阂,他们的着作所涉及的许多内容现在查考起来相当困难,琐细繁复,费心耗时。在编译和研究工作中,柴方国同志为了确认某篇文献或某个确切时间,往往像大海捞针一样查阅多种外文辞书,核对大量相关资料。遇到原文版本有疏漏的地方,柴方国同志便利用多种外文版本加以参证,或通过网络与外国同行进行讨论,尽量把工作做得扎实可靠。《马恩文集》编译工作启动以后,为落实中央领导关于“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的指示,柴方国同志长期加班加点,节假日也难得休息,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没有休过周末。2009年夏天,《马恩文集》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母亲生病住院时也没有顾得上回去看望,嘱咐弟弟妹妹照顾好母亲,自己留下来坚持工作。几年来,柴方国同志先后校改《马恩文集》有关卷次的译稿多达十几遍,大到重要理论表述问题,小到字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作了认真负责的修订,尽最大努力使《马恩文集》成为经典着作编译的精品。
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介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于1955年启动编译,至1985年完成,共50卷,译自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恩全集》俄文版。1986年,编译局着手中文第二版编译,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蓝本,参照德、英、俄等版本,计划出版70卷,目标于2020年完成。
第二版编排为四大部分:普通着作卷、资本论及其手稿卷、书信卷、以及笔记卷。第一部(1至29卷)收录普通着作;第二部(30-46卷)汇集经济学手稿、着作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第三部(47-60卷)收录书信;第四部(61-70卷)收录笔记。这一修订版旨在完整呈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及其创作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通过细致的编译工作,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深入的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研究平台。这一版本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也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⑶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人员是谁呢
估计是外交部翻译室的。
⑷ 常见的事业单位有哪些
常见的事业单位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人民日报社、全国人大培训中心、全国人大信息中心、中国人大杂志、 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是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2、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成立于1942年,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着作。
3、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监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性现代通讯社。
4、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于1949年11月,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5、中国工程院
中国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于1994年6月3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⑸ 何锡麟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原顾问
1915年1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军粮城,曾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北平汇文中学读书。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34年春,在苏州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35年6月,参与组织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后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联,任执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北平社联书记、北平文总执委兼党团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会委员、北平学委会干事会主席。
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学员班学习。同年5月,调入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员。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党报社论撰写、教材编写及翻译工作。
1944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组从事翻译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教育长兼文法学院院长、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团团长,军调第33执行小组支部书记兼翻译,吉林省民主学院教育长。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学教育长。同年6月,任东北大学(曾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4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任中央编译局顾问。
1987年12月离休。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3年8月15日,何锡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何锡麟同志的学生和生前友好分别致电或致函,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敬献花圈。
何锡麟同志病逝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何锡麟同志家中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编译局领导贾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陈和平、杨金海,原局领导宋书声、韦建桦、顾锦屏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锡麟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并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以及何锡麟同志的亲友、同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何锡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何锡麟主编了进步刊物《丧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3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何锡麟同志曾在延安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着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1944年冬,调入中共中央外事组。在此期间,何锡麟从国外刊物中摘录资料,译成中文,编成《供您参考》,送中央主要领导参阅,受到肯定和表扬。延安时期,何锡麟同志主要翻译的作品有:《马恩丛书》中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以及《列宁选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为党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何锡麟同志服从党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对用马列主义指导教育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期间,何锡麟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成立教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同时开办马列主义、共运史、教育学等研究班为全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力量。何锡麟为全校作了题为《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并邀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以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学校作报告。在何锡麟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确为中学培养政治课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系科,成为现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锡麟同志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授课,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党的三大作风教育。何锡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为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严谨治学,积极推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研究,为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宝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锡麟同志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何锡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期间,十分关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学术研讨会。离休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在90多岁高龄时,何锡麟每天都坚持看电视新闻,读书学习,为编译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积极协助编译局筹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接受采访并撰写回忆录。何锡麟十分关心编译局青年一代的成长进步,经常给青年同志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鼓励青年同志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作为一名具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何锡麟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近些年来,在历次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活动中,何锡麟都率先垂范,积极响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先后交纳特殊党费和捐款共计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贵图书捐献给编译局图书馆。何锡麟还捐款50万元,用于青年人才培养。中央编译局用此捐款设立了“何锡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何锡麟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何锡麟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的逝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何锡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⑹ 中文版马恩全集有几个版本
中央编译局从1955年开始翻译,到“文革”开始,共出版了21卷。“文革”开始后,这项工作被耽搁了几年。 1969年马列着作的编译工作得到恢复。全局同志全身心地投入《马恩全集》的翻译工作。到1983年,50卷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1986年中央又决定编译《马恩全集》第二版。到目前(2002年12月)为止,已经出版了11卷,即第1、3、10、11、12、13、25、30、31、32、44卷。已经付排的有6卷,即第2、21、33、45、46、47卷。计划2020年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