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脚本

1. 请解释一下什么叫跨文化交际，并陈述跨文化交际为什么日益受到重视。

是不同文化底蕴的交谈，有了交谈才能了解对方

2. 普通话是北京话么

普通话从来就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普通话有它自己的历史。

[困惑]
到过北京的人或者听过北京话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北京话跟普通话不一样。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人也有可能听不懂北京话，甚至电台的普通话播音员到了北京有时也同样会听不懂当地的北京话，这就是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语言现实。这个事实说明了普通话和真正的北京话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各种书上却明明写着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脚本的，这给国人造成很大的困惑：普通话到底是不是北京话？普通话跟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了弄清楚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这个国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概念。事实上，普通话是不是北京话呢？这一点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普通话不是凭空出世的，它也是跟世界上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是从原始的语言一步一步地进化成长起来的。

[普通话的定义]
根据举世公认的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为规范语法的语言。
但是，这个定义真的是那么铁定地正确吗？
对这个定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反证去验证它的科学准确性。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它反过来也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说，根据普通话的定义，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必然就是普通话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完全依照普通话定义中的严格标准说出来的却仍然不是普通话！就是说，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仍然不是普通话！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标准的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语法说出来的话一样不等于是普通话。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可以验证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不够严谨。
那么，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这是普通话的定义给中国国民的一个困惑，有了这样的一个困惑，重新审定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就应该了。

[移民与语言的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准确知道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产生、发展和生存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我们暂时叫它语民。人群才是语言的决定因素，即使是象世界语、女书这样的人工语言也不能逃避社会群体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人群，语言将无从产生，也无从生存。研究和思考一种语言也必须从移民的角度出发，这样才能找到语言的根源，才能真正认识一种语言的本质。
认识普通话也只能如此，跟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普通话也不能逃避它自身的生成发展史，普通话生成发展史也必然是跟说普通话群体的移民史为一体的。

[比较分析语言关系的歧路]
作为一个语言学者，可以对某种语言抽象出出千千万万个特性来，可以对这些特性做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演释，可以找出两种语言之间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象中文和英文这样两种几乎互不相关的语言也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同音同义词”来。然而不能否定语言的社会根源。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什么羞耻，只有存在的事实。
有位杰尕（Hercules)先生曾写道：
“如果你有100个有编号的球，随机放入五个有编号的箱子，每箱二十个。一次不行，再放一次。问两次同样编号的球放进同样编号的箱子的大约有多少个？根据该率计算，平均有100*1/5*1/5*5等于20个。这与你们的学说有什么关系？且慢，听我慢慢道来。人类一般所用的词汇量大约都是以万计，就取五万吧。不考虑声调现代北方话约有400音节，英语那可就多了，可能的组合据说上万。咋一看两者重叠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不过没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很多情况下你们没有考虑韵部，这不是责怪你们，确实在语言的变化中声母更稳定一些，这样可考虑的组合都只剩下二三十个。相近意义词汇相近音的就已达到数千个。事情还没完，声母也不是一成不变，无论是汉语，还是诸印欧语言中都有g-k-k',b-p-p',d-th-t-t'等等相互转化的例子，还有数目繁多的轻唇重唇，舌尖舌上我都搞不懂的玩意。这下好了，箱子只剩下了这么几个b,d,g,l,x,s。再者，英语和上古汉语都有复辅音，这等于把球放了两次。最后在发挥一下想象力，在意义上再去附会一把，哈哈，同源词就上万了。有个网友说他已找到两千个，太少了，回头把汉英，汉德，汉什么的词典再翻一翻，多动点脑子，不就成了，更有说服力了？”
虽然他这里是只针对于汉印欧同源词比较，但总的说来就是，任何语言间都有出现同义谐音词的几率，而且这个几率还是很大的。本人认为杰尕先生的问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任何语言间的同源词比较都是无意义的。以前的学者对于普通话到底是什么或者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分析几乎都是倾向于比较两种语言的相似特点，但这样的分析方法显然有很大的谬误性，杰尕（Hercules)先生的例子就能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了比较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的时候，重要的是沿着语民这条思路而不是两者之间的语音语言特点。

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一群人（语民）长期的语言实践中自然产生的，语言和语民是一体的，知道了语民也就自然知道了语种，这是起码的逻辑。而语音特征不论如何都是间接的东西，因而没有直接的证明意义。况且，语音特征上的象不象这种东西是很难说得准的，中国人的老母是“ma”，英国人的老母也叫 “ma”，莫非英语是从汉语中分出去的一种方言？某某语种用的是某某音系，这并不能说明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如果是这么简单，就不能做次方言的分类了。

我的讨论的特点是从语民入手而不是从语音分析入手，这与以往的那些论来论去的普通话是受满语影响的废话是大不相同的。

[普通话语民史的考证]
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
从记录的考证上看，以下的资料也可以证明普通话设计出来在清朝末年之前：
可以考证的普通话的历史：
“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学者。
1909年（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
同年，清朝==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
1910年，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
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 ”。
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
“普通话”一词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据考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 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这些考证说明了普通话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远的时代，然而，凭当时中国的语音理论水平和白话文发展水平都与普通话的定义不相符。根据当时这样的理论水平如何能设计出普通话定义中的那种语言来？假设普通话是被设计出来的，则普通话必然会有具体把它设计出来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然而普通话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作为自然语言的语民，条条证据都指向满清的统治者——满族人。

[基本思路]
为什么说普通话是“满人学说的汉语”而不是“受满语影响而形成的汉语”？要点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和满清的“国语”是同一口音的一种语言而不是不同的*语种*；
2，满清的“国语”的最纯正的口音是满族人——中国的统治者群体的口音，满族人是满清“国语”的正统语民；
3，满语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的主要语言，满语是满族人的母语，满人母语的更替说明，满清的“国语”是满族人学习而会说的汉语。
实际上，要论证普通话是什么语种，最重要的应该是判断普通话的语民而不是普通话语音特征。

[400年前的北京话：下江官话]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下江官话？）。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我们分析一种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表达对象，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基本定理：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一致。是社会实践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就是说，一种语言有一种说法就必然有这种说法所表达的那种生活实践。打个比方，比如“椰子”这个词，如果满族人的满语中有“椰子”这个词，则满族人所生活的那种生活实践中必然有“椰子”这个果子的存在。
在统治中国之前，满族人是一个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满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形成的，并且是历史短暂的，而且满族人的生活历史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象中华几千年的那种发达的科技和艺术高级社会实践。这就决定了满语不具备表达中国境内生活实践和中华文化的能力。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对刚刚取得对中国统治权的满族人来说，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曰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关于“外来式地方话”
对说不同汉语方言的人学习与模仿其他方言，如广东人说普通话，别人一听就能听出是“广东普通话”而不是标准普通话，同样，北方人说粤语也是别人一听就能听出“佬崽广州话”，很多北方人在广州住了三四十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他能清楚地听懂别人说的广州话，别人也能清楚地听懂他的“广州话”，但是别人同时也能一下子认出这不是正宗的广州话，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他说的是没有入声字的“广州话”。
对说不同语言的人学习与模仿其他语言，如蒙古人、新疆人、西藏人说汉语普通话，别人还是一下子能辨别出他们不是汉人。
外国的朋友学习汉语，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象中国人一样的完全听辩不出来的外国朋友，加拿大来的大山是学得最好的一个之一，然而他说的汉语还是没有真正中国人说汉语的那种亲切感，即使只听一小段录音而看不到他本人说话也一样能分辨出来，这是因为他说的是“洋式普通话”。可以想象，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中国式英语”在英国人心目中会是怎样。
福建琴江的旗下话是汉语而不是满语，说的确切点就是“满式汉语”，“军话”实际上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当地话。一群操不同语言的人来到当地人当中，因为在当地交流的生活实践需要，当地人的语言也就成了唯一全面通行的共同语言，所以，外来的人群就学起了当地人的语言来，“外来式当地话”是学习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军队、建设兵团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的社区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有自己的特色，当他们的“外来式当地话”演变到能实现当地生活实践的各种需要特别是语言交流需要的时候，这种“外来式当地话”也就丧失了继续向当地话靠拢的强大动力，于是，这种“外来式当地话”就被固定了下来，形成自成一体的一种语言，这就是“军话”。
不单如此，更重要的是要看北京是否保留着一个固定的人群，这个人群是否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社区、自己的生活特色、自己的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这群人是否有保留自己特色的意志，以及这个意志有多强，有多大的保卫自己意志的能力等。我们必须坚信是社会实践需要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的需要。两三万人可以形成一种“军话”说明了形成一种新的语种不需要太大的社群。

[第三种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mandarin)]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就象曰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曰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走出北京内城，形成“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

考证历史很难，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决定语言的是社会实践。
可能会有汉人把内地的汉语带到了关外，在满人入关以前汉人和满人应该有交流并且产生语言的相互影响，这很合清理，“满人在入关之前就多一会汉语。努尔哈赤的汉语就很娴熟”这也很合理。
但是，这应该不会引起满语的质的变化，更不会引起满语在满人中的主流地位的改变，因为语言的生存是由人群社会活动的需要决定的。在满人入关以前，满人的社会活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满人说汉语仅仅是政治需要或者只是部分人参与的满汉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满人根本就没有必须彻底改变自己母语的社会迫切需要。这不是满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改变，满人只有在入关以后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变成了绝大多数满人都必须与汉人交流，正是这种社会活动的质的改变才产生了“满式汉语”在满人中的主流地位。 所以，满式汉语一定是在满人入关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具体的时间有待考证，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康熙字典》的出现标志着普通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的成熟。这些说明了普通话是在满人入关到《康熙字典》完成这段时期形成的。
《康熙字典》的历史伟大作用是消灭了8万多个汉字，尽管今天的微软公司在很多程度上把汉语的字库恢复到了十几万，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不懂得使用这些汉字了，《康熙字典》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汉语及汉语文化衰落的开始。
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从语言的本质上将，“满清官话”还是应该归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不应该归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不过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汉语方言。

3. 文字是中华文化传承至今必不可少的，他从出现到现在共经历了哪些改变

文字的演变受环境的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首先是语言，然后是文本。词语的功能是继承和保留语言的印记，并开始作为一种契约存在。在集体密集生活领域，人们对事物有着共同的认识，也就是说，对事物的形象化描述有着共同的认识，从而推动了象形文字的发展。由于象形文字是一个特定的故事或场景在开始时的表现形式，其图形解释存在着多样性和多入口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一个故事或场景被识别出来时，图片就完成了替换语言的过程，这相当于成语的形成。因此，古象形文字主要产于埃及、中国中东、中东两大流域、南美玛雅文字等地区。

隶书起源于秦朝，盛行于汉代，笔画笔直、粗细，“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界，因此隶书对汉字的影响是巨大的。最明显的一个官方脚本是“啃头吞尾”。草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秦朝，但真正形成和成熟是在魏晋时期。众所周知，草书太草率，所以它只有艺术欣赏价值。草书分为“章草”和“金草”。章草一般是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书写法；仙草是章草的进一步草书，它脱去了隶书的笔画，上下笔画相连，边部和部首相互简化借用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快速书写方式。为了弥补楷书书写速度慢的缺点，草书很难识别。

4. 酒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哪些影响

酒文化是指酒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称。酒文化包括酒的制法、品法、作用、历史等酒文化现象。既有酒自身的物质特征，也有品酒所形成的精神内涵，是制酒饮酒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态。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着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工农业生产、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
酒文化简介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国是酒的故乡， 图书封面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其中也衍生出了酒政制度。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 中国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中国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中国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中国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 古代酒文化
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5. 越南人对停止使用汉字作为他们的书写系统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复杂的观点，大约有一亿越南人民。

首先，据我所知，大多数越南人并不在乎停止或禁止汉字作为他们的书写系统。你知道，他们是普通人，每天都在为生活而奋斗，没有时间考虑把汉字作为他们的书写系统继续下去。这对他们重要吗?当然,没有。

对于大多数学习拉丁文字多年的越南人来说，改变书写系统是无用的。因此，如果越南的政府想要改变当前的制度，他们应该考虑其他可以给越南人带来更多好处的问题，比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改善投资环境，而不是花钱和时间去停止/继续使用汉字。学习汉字或汉语。楚辞应该是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个人选择的问题。

有些人抱怨他们看不懂历史遗址大门上的越南古文《楚辞》。然而，近年来，有一些运动鼓励在这些历史遗址中使用现行的拉丁语文本来取代古代文本，以帮助越南人从这些历史遗址中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文化。当然,这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改变所有这些当前的书写系统,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越南将会发生,因为它是必要的,了解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写在古代文本无人或少人能够理解他们。

(越南，南沙群岛，临山塔)

第三，当越南政府决定将其许多汉字的古文字改为目前的拉丁文字时，一些有兴趣学习楚语的越南人会感到遗憾。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认同当前脚本相比旧脚本的优势。

6. 易中天：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文化大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成为“文化大国”，也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国民活得有尊严，中国才有尊严；国民活得有文化，中国才有文化。 脚本/奶猪 漫画/麻雀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最近，所谓“文化大国”，好像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并不奇怪。官方公布的数字和一些媒体的报道，让许多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在各类国际事务中，都很有些发言权，甚至举足轻重。这时，如果文化跟不上，不能同时也成为文化大国，那就像喝酒喝到兴致最高，突然没了。虽然也许只少了一口，但那感觉，别提有多别扭。 更何况，我们先前，可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国。春秋战国不说，强汉盛唐也不说，便是弱宋，至少文化是拿得出手的。宋词，宋瓷，绘画，理学，禅林，书院，那可真是“郁郁乎文哉”。明清两代，似乎也不差。所以鬼子们打进来，要抢文物，或者偷。瞅着咱家的东西，什么都好。现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还有不少偷来抢去的瑰宝。河南、陕西地底下，埋着藏着没挖出来的，也不少。如此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家底，没有不能成为“文化大国”的道理。如果居然不能，那是要愧对列祖列宗的。 所以，甭管怎么说，这事得弄成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得琢磨两个问题：一个叫“是否可能”，一个叫“如何可能”。当然，不需要说明，我指的是现在。如果说过去，我们老早就是。 先说“是否可能”。 中国，能够成为当代的“文化大国”吗？邓晓芒先生有一个观点，叫“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为什么都有可能呢？我想，是因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存在的。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文化非他，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方式，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既然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则所有的国家，便都可能成为“文化大国”。 但这只是“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也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当今世界，堪称“文化大国”的，屈指可数。不不不，准确地说，是数不出。文化大国，标准是什么？如果是文化产业的产值、利润、出口量、市场占有份额，或者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那么，美国要算一个。可惜，美国却被认为是“没文化”的。也不光是中国人这么认为，欧洲人也这么认为。我在百老汇看音乐剧，当时就犯嘀咕：就这，也算文化？ 也只好说历史。历史上，文化大国可不少。中国就不说了，当然是。印度，也是。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还有意大利，都是。怎么都是呢？因为都有标志性的文化人物。这些人物，全世界也都认账。比方说，提起托尔斯泰，大家都点头称是；提起莎士比亚，大家都心服口服；提起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没人不承认德国是文化大国。美国吃亏，就在这里。标志性人物是谁？总不好把米老鼠也算一个。 那么，为什么只要有了这样的文化人物，成为“文化大国”就靠谱了呢？ 很简单，就因为他们的影响，都是超国界的。请大家想想，孔夫子、释迦牟尼、卢梭、伏尔泰、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影响，哪一个是仅限于本国的？事实上，但凡“文化大国”，一定具有国际性。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亚洲一些国家，都写汉字；欧洲一些国家，则以说法语为荣。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法国，岂能不是文化大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大国，一定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影响力，还一定是超国界的。事实上，文化，文化，一要“文”（文明），二要“化”（影响）。有文能化，即有文化。化出国界，即为大国。不能化出国界，岂不成了卡拉OK，自娱自乐？ 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文化大国的影响力，为什么会超出国界呢？ 我想，恐怕还是因为有魅力。有魅力，才有吸引力。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影响力不是硬推出来的。想当年，孔子何曾漂洋过海办儒学堂？佛祖又何曾不远千里办佛学院？然而其影响力，却是不胫而走，远播四海，流传至今。为什么？自身有魅力，挡都挡不住。由此可见，文化魅力，是成为文化大国的关键所在。 于是我们又要问：文化魅力，来自哪里？ 也有三条。第一，这些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自己都没有精神，却说可以影响世界，岂非天方夜谭？第二，这种精神，一定有着深刻的内涵。肤浅的东西，可以喧嚣一时，难以影响一世。第三，这种精神，一定有着出彩的形式。出彩不一定就是美，就是精致、高雅、灿烂、辉煌，但肯定不是说套话、打官腔、陈词滥调、人云亦云。它一定是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爱不释手的。 有了这三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就会有一种极具魅力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比方说，魏晋风度或者盛唐气象。这就会有吸引力，也就会有影响力。因为深刻的内涵让人尊敬，出彩的形式让人喜欢。如果还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样，立人文之本，开风气之先，那就能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有这样的贡献，世界就会承认你是“文化大国”。 这样看，美国，是“有希望”甚至“可以算”的，因为有“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独立宣言》，也体现在美国民众的世俗生活。它也有自己出彩的形式，这就是好莱坞大片。只不过，说这种形式是经典，很多人想不通。但文化是与时俱进的。谁能肯定，它将来在人类文化史上，就不会有荷马史诗或唐诗宋词的地位？何况就算这样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拿得出的。 那就再说“如何可能”。 可以肯定，用钱堆，是不行的。那只能叫“纹银大国”。光演戏，也是不行的。那只能叫“文艺大国”。把别人偷的，地下埋的，都找回来、挖出来，同样不行。那只能叫“文物大国”。纹银大国、文艺大国、文物大国，都不能叫“文化大国”。文化大国得能“化”，得能影响别人，影响世界，甚至影响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就必须有“干货”，有拿得出手、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检验，让他人由衷钦佩、赞美、学习的东西。 也就是说，要有体现出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 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现代文明。所以，照搬老祖宗是不行的。老祖宗不是不能搬，是不能“只搬”、“照搬”。要搬，也得现代化。第二，必须是中国精神。所以，照抄西方人，也是不行的。学得再像，也是人家，不是咱们。要学，也得中国化。建立“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必须置根于传统，置身于世界。也就是说，得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并不容易。如果还要创新，就更不简单。 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一要实干，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二要智慧，打官腔是没有用的；三要理性，唱高调是没有用的。动不动就“不高兴”，更是无聊。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是吼叫出来的。那样的垃圾制造得越多，我们离文化大国就越远。 更何况，文化大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成为“文化大国”，也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国民活得有尊严，中国才有尊严；国民活得有文化，中国才有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出有影响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为人民的实践，才是文化的源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对话】所谓文化大国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为什么面子比命都重要 易中天：讲到体育，2000年我们申奥成功，我正在丽江。那天晚上，丽江所有的酒吧挤满了中国人在看电视，在欢呼。第二天早上，我们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是同一个标题，非常整齐：“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是什么意思？第一层意思，“他们输了”；第二层意思，“我没赢过”，我好不容易赢了一回。我当时感觉真的很不好。如果我来做媒体，我的标题应该是“中国感谢世界，北京欢迎大家”。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儿看得这么重要？ 邓晓芒：讲得通俗一点，就是爱面子。但是里头很有文章。为什么国人那么爱面子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自己的心理缺乏自尊，要靠外部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中国两千多年来处在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礼节、礼貌、礼尚往来之中，这些东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内在的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做的功夫很少。 易中天：刚才说到武德，武德的特点首先是把自己做大做强，然后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这不是挺好的吗？如果世界上能有这样一个老大，又大又强，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那不是世界太平了吗？ 邓晓芒：对。 易中天：而这种武德，美国人好像没有。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是，最好中国做老大。文化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都做大国，然后还挺柔弱。 邓晓芒：对。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前提是你要能赢，然后你表现出柔弱。 易中天：就是先把人家打得满地找牙。打趴了以后，再摸摸他。 邓晓芒：皇帝就是这样。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首先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了，看他们没有再爬起来的可能了，就仁爱治天下，皇恩浩荡。实际上每个人都想成为皇帝，都想赢，然后表示我赢了对你们只有好处，我赢了会慈悲为怀，我会照顾你们的，这是中国传统的体制，从武德到国家体制，里面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模式。所以我讲文化心理模式非常重要，它可以贯通中国人的各个方面。但问题是，今天这种理想已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了。你不可能再推出一个皇帝统治全世界，然后关怀全世界。 易中天：今天讨论文化大国，你觉得文化大国有标准吗？ 邓晓芒：有历史标准，没有绝对标准。文化有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必然性。很多人否认这个必然性，但是文化的发展必然会走向某些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就是文化大国的标准。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中国足球比中国教育希望要大些 易中天：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个官员视察一所非常着名的理工科大学，问它的学生会主席：“阿房宫是谁烧的？”这个学生会主席回答：“不是我烧的。”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在旁边，也对着教育部的领导说：“我用党纪和人格担保，确实不是他烧的。”中国教育为什么弄成这样？我上次在一个场合，问着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你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资先生认为呢？ 资中筠：我看足球比教育希望更大些。其实足球有没有希望关系不大，爱输不输，爱赢不赢，影响不了国运，而且它还是容易改造一些，但是教育真是很难。现在，教育问题已是盘根错节，简直没法再改。大家都对应试教育有很多批评，觉得应试教育把人的思想都束缚起来了。但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试教育还是惟一能相对公平的方法，使得贫困子弟有机会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就是大家拼命念书；要改的是应试的内容，考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即使是应试教育都在变质，一些重点中学凭分数录取的比例越来越小，凭关系和凭钱的比例越来越大。 另外，教育不公平，其表现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没钱交学费，没钱交学费的问题是属于比较容易解决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退化。你想，你这么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当了老师，然后再一批一批这么下来的话，说得悲观一点，有品种退化、民族退化的危险， 现在我们特别缺乏的是公平教育的问题，大家都唱高调，小学生都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是对于怎么样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扔垃圾，公民的责任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这一套都没有教。 易中天：我写过一篇博文，叫做《谁该清退，该清退谁》，就是谈教育部清退代课教师的，最后一句说“该清退的，不知道是谁”。 资先生特别强调文化要有载体，我们中国文化的载体就是汉语，或者说是华文，或者说是中文。您觉得这个还有希望吗？ 资中筠：中文我觉得还有希望，如果有比较多的教中文的教员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还可以慢慢地好起来。但是假如电视老是这样乱七八糟地下去，它可能就抵销了课堂里面辛辛苦苦教出来的东西，像正确的字应该怎么写。 易中天：我可以告诉您，至少中央电视台对错别字抓得非常紧，一个错别字扣50块钱，编导扣50，制片人再扣50，副主任还得再扣50，一层层扣上去。但是它依然有很多错别字。 （本版内容最终修订版，未经专家审定，特此说明——编辑）

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

1、戏剧

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文学上的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本。戏剧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皮影戏等。戏剧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艺术。

8. 汉语言文学与文化传播与播音与主持相近吗

他们的专业课程大致是相同的，只不过有部分课程的偏重点不同。
文化传播，又名文化扩散，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区域传到另一区域以及从一群体到另一群体的互动现象。
播音有固定的脚本，不能自由发挥，而主持则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门人才。与汉语言文学相对应的专科专业为语文教育，其培养对象是在高等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等。
专业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学专业的人是否钟情于此专业，说白了就是兴趣，当你对于专业不感兴趣，再好也是没用的，所以首先得喜欢这个专业，其次要明确自己的目标理想，自己想日后想从事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