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1. 政治与政治学的作者简介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井任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等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

2.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宗旨、性质与范围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旨在激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改革与创新，总结并弘扬地方改革与创新的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促进并完善地方党政机关的公共服务。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项民间奖，评奖活动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由全国专家委员会依据科学的评审程序和评估标准对申请项目进行严格的评选，最后由全国选拔委员会选举产生10名优胜奖。
该研究和奖励计划设全国选拔委员会和全国专家委员会；项目活动总负责人为俞可平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和王长江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每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将获得人民币5万元的奖金。项目评奖活动的所有费用，包括奖金，全部由项目组织者承担。严禁项目组成员接受参评单位任何形式的资助，一经发现，立即取消项目组成员资格，同时取消资助单位的参评资格。但项目接受非参评的企业、基金会、个人和政府部门的捐助。在此，我们希望有志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有识之士积极参与“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奖励与研究项目。
凡是由地方政府和党团组织所从事的创造性公共服务或公共行政活动均属于选拔范围。地方政府机关和党团群众组织是指：省、市、县(包括县级市、城市的区)或县以下党政机关、工青妇群众组织和其他合法的社会团体。第六届（2011-2012）“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开始专门为中央国家机关的优秀创新项目设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特别奖。

3. 俞可平的简介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着名的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着名政治学者 俞可平，男，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着名的政治学者。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1]。 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 1982年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班， 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哲学系讲师。 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 1987年毕业留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 1993年-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至2003年任该研究所所长。 2003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
编辑本段任职
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编辑本段研究领域
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外语水平及学术活动：第一外语英语；第二外语德语、日语 1994年应邀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应邀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现代化的进程"等课程)。2008年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是德国历史上第10位获得名誉博士的中国人。

4. 俞可平的个人履历

1981年，毕业于浙江省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政史系。
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哲学系讲师。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1988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旋即调任中共中央编译局。
1988—2001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人员。期间，1994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并于同年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1998年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创办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
2001年10月—2015年10月，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期间于2002年、2010年和2013年分别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省部班进修学习。2011年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新世界高级研究员”（中组部选派）。
2015年11月至今，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5. 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对政府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政府创新一般不涉及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是一种国家治理机制的改革。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政府都希望自己的执政能够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公民能够更加满意,得到公众的更多支持。因此,政府创新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和世界性趋势。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进步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主要是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集中体现为政府体制的改革创新。

从2000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共有1500多个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申报该奖项,经过课题组初选和全国专家委员会复选,共有114个项目获得入围奖。这些入围的政府创新项目,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部门、课题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典型地反映了过去十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重点,也体现了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对政治改革的价值导向。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入围奖项进行简单的分类,并按照各类项目入围数量的多少来分析和论述,我们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

一、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体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类入围项目数量最多,共计12项,占总数的10. 5%多) 。

政府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兼有政治统治和公共管理的职能,前者主要体现为强调性管制,后者则为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服务政府的基本意义在于,增进和维护公民的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政府主要通过对公民的服务而不是管制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的管制性职能将逐渐减少,服务职能将日益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改革目标,这既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体现了政府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各级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相当缺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偏低,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部门依然比较严重(公共服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石泉县委、县人民政府“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建设”; 2.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改进基层政府公共服务”; 4.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人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5.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服务承诺制”; 6. 广西南宁市“社会应急联动系统”; 7. 河南省焦作市构建“三级服务型政府”; 8. 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9.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工委、办事处“康乐工程”; 10. 浙江省衢州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农技110”; 11. 中共南京市下关区委、区人民政府“政务超市”; 12.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财政支农方式创新”) 。

二、简化审批,减少管制,提高效益,方便群众(行政审批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管制政府强化行政审批,增大政府寻租的机会,而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则必然要求减少行政审批的环节与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方便公民。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府,应当是一个高效的政府。一方面,政府应当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包括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讲求时效等,效益政府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政府不是企业,不应当有获利的动机,但政府应当像企业那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为准则。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必须本着节约的原则,以最少的成本来取得最大的效益。在过去的十年中,从中央到地方,有将近一半的行政审批程序得以减少,由此明显地提高了行政效益。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行政成本畸高,相当一些领域中行政管制过多,但在某些领域则出现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在行政管制中,政出多门的现象尤其严重
(行政审批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海口市委“实行行政审批的‘三制’”; 2. 深圳市人民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3.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政府“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公开评税”; 4.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流程再造”; 5. 天津市南开区“超时默许”新机制; 6.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效能革命”; 7. 广东省深圳市监察局“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8. 中共咸宁市咸安区委“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9.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一窗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0.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 11. 新疆兵团农七师“天北新区管理体制改革”) 。

三、实施扶贫政策,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弱势群体权益类入围项目11项,占总数的9. 6%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市场经济不仅不会自发地消除困难群体和贫困人口,反而会催生新的弱势群众。实施扶贫和救助政策,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了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和传统的政治资源,在扶贫和救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长久的、持续的扶贫机制,实现从以输血型扶贫为主,转向以造血型扶贫为主;在政府救助之外,尽快建立民间的社会救助体制;除了继续注重对困难群体的物质性救助之外,更加注重教育、司法、环境等方面的制度性救助,除了继续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帮助外,更加注重对妇女、儿童、民工、残疾人员和少数民族的帮助,从而全面地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的权益(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总工会、成都市总工会“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 2. 广东省揭阳市总工“民间社团建工会”; 3.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4. 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构建外来工维权新模式”; 5. 北京市延庆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 6. 河北省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7.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维权”;8. 北京大兴区“巾帼维权岗”; 9.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 10. 中共鹤峰县委“扶贫项目民营
企业业主负责制”; 11. 中共金平县委“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 。

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势必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教育、卫生、安全、参与、养老甚至司法的不公平。对于市场经济的不足,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逐渐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保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推出了许多重大举措。但从总的情况看,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程度还相当低,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立(社会保障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建设”; 2.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政府“农村宅基地换养老”; 3. 重庆市中共黔江区委、区人民政府“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创新”; 4. 中共青县“农村合作养老制度建设”; 5.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7. 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教育券制度”; 8.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爱心超市”; 9. 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五保村”建设) 。

五、广泛推行村民自治,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促进农村城镇化转型(乡村治理类入围项目10项,占总数的8. 8% ) 。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与城镇的人口比例为8 ∶2,在急速城镇化的三十年后,变为4. 5 ∶5. 5。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所谓的“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就无法实现。无论是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如竞争性的选举,首先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战略眼光。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遵循中央的改革思路,在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突破性改革。但是,现行的农村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曾经对众多农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家庭承包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正面临着严重困难,对农村治理进行结构性改造,建立新型的农村土地、房屋、行政、自治和公共服务制度,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任务(乡村治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湖北省秭归县“撤组建社”; 2. 中共青县县委“青县村治模式; 3. 中共广水市委组织部容“两票制”选拔村党支部书记; 4. 吉林省梨树县“海选”; 5. 中共武义县委、县人民政府“村务监督委员会”; 6.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农村合作协会”; 7.江西省民政厅“村落社区建设”; 8. 宁夏盐池县外援项目办公室“推动农村社区公众参与”; 9. 中共湄潭县纪委“村民集中诉求会议制度”; 10. 南京市中共六合区委、区人民政府“自然村中的‘民议会’”) 。

六、逐步扩大竞争性选举,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政治的进步(竞争性选举类入围项目9 项,占总数的7. 9% ) 。

民主离不开选举,尤其是竞争性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竞争性选举,选举就可能变成推举。但是,中国没有选举的文化传统,公民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选举知识和经验。中国近代以来的几次大规模选举,或者受制于军阀,或者给国家带来了分裂,基本上都流于失败。因此,竞争性选举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困境:不推进竞争性选举,民主政治就难有突破性的发展;若推进竞争性选举,则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继广大农村实行竞争性的“海选”后,在乡镇和县两个行政层级,一些改革者大胆而审慎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竞争性选举试验。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进展很少。我们对竞争性选举还存在着极大的恐惧心理,竞争性选举制度也很不完善,试点性的突破改革也不多见,甚至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县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也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机制而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竞争性选举类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 2. 四川省平昌县“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 3. 四川省雅安市“直选县级党代表”; 4. 浙江省台州市“乡镇(街道)团委书记直选”; 5.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县(市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6.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直选乡长”; 7. 中共深圳市大鹏镇委“‘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 8. 中共遂宁市市中区委“‘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 9. 河北省迁西县妇女联合会“村妇女代表大会直接选举”) 。

七、大力推进行政机关自身的改革,确立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目标,提高政府机关的绩效(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入围项目9 项, 占总数的7. 9%)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党和国家一直强调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执政能力。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是合理地设置政府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职能,提高政府行为的绩效;强调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更多地听取公众对政府机关的意见,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日益增大民意的比重,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严重流失,依法行政的程度还不高,离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遥远的距离,科学的政府绩效和国家治理评估体系急需建立(政府自身建设与绩效评估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中共江阴市委、市人民政府“‘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干部考核机制创新”; 3. 中共青岛市委、市人民政府“多样化民考官机制”; 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6. 北京市人民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市级国家行政机关绩效管理体系”; 7. 沈阳市沈河区“诚信体系建设实践创新”; 8. 重庆市“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度安排”; 9. 中共庆元县委组织部“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

八、发挥现行政治体制的优势,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民主决策或协商民主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在党和国家着力推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种民主形式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民主选举可以解决权力产生的问题,民主决策则可以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民主选举方面,中国现行法律的制度授权相对不足,但在民主决策方面,现行的制度空间则相当广阔。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决策民主和协商民主方面作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但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决策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一些好的做法迟迟不能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形式主义现象在各种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尝试中比较普遍存在(协商民主或民主决策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开放市民旁听”; 2. 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 3.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开放式决策”; 4. 中共河南省社旗县委“实行领导干部‘下访’制度”; 5. 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6. 中共开县麻柳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八步工作法”; 7. 中共乳山市委组织部“全面推进党内民主”) 。

九、化解矛盾,加强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类入围项目7项,占总数的6. 1% ) 。

社会稳定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公民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策略。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根本性转型的过程。旧的利益格局瓦解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打破了,正统的道德价值观沦落了,这一切都引发了众多新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冲突,从而使得社会稳定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级政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整体上维护了转型时期的稳定局面,这种努力和成绩必须充分肯定。但以下问题仍需要我们高度警醒:犯罪率居高不下,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明显不足,恐怖活动成为新的威胁,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机制尚未建立,而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机制正在积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稳定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四川省遂宁市政法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2. 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草原110”;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预防和减少犯罪机制创新”; 4. 中共沈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新机制”; 5. 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区人民政府“‘大综管’信访维稳机制”; 6. 中共尼木县委、县人民政府“寺庙管理服务机制创新”;7. 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社区矛盾调解”) 。

十、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政务公开类入围项目6项,占总数的5. 3% ) 。

政务公开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事关公民的正当知情权和信息权,在信息化时代,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其次,它关系到公民对政府政策和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再次,它关系到决策的民主化,决策过程和决策信息的公开是决策民主化的前提;最后,它还关系到政府的廉洁,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遏制官员的严重腐败。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例如,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进行重大政策公示和官员任前公示等。但下面这些问题仍然不可忽视:政务公开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机制很不完善,作为核心权力机关的各级党委的政务公开明显落后于政府机关,不少地方政府没有切实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决策公开性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政务公开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江苏省公安厅“执法告知服务制度”; 2. 乌鲁木齐市七道湾乡人民政府“少数民族地区村务公开”; 3. 中共沭阳县委“干部任前公示制”; 4.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政务公开”; 5. 江苏省淮安市信访局“阳光信访”; 6. 山东省青岛市“‘阳光救助’工程”) 。

十一、拓宽监督公共权力的渠道,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权力监督类入围项目5 项,占总数的4. 4%) 。

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导致官员的腐败, 这是政治学的公理。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腐败进入高峰期,至今仍没有实质性下降。为了遏制严重的腐败,党和国家推出了众多的反腐倡廉法规。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另辟蹊径,以加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力度,例如,开始进行预算监督的试验,这些新的监督形式意义极为重大。但在权力监督方面的突破性举措不多,预算监督等重要的监督新方式得不到推广,权力监督主要局限于体制内的自身监督,体制外的公民监督严重缺乏(权力监督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参与式预算改革”;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机制改革”; 3.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在线监督’预算执行”; 4.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公众全程监督政务”; 5. 浙江省金华市审计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 。

十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增大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管理类入围项目5项,占总数的4. 4%)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除了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外,所有制形式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从原先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国家、集体、私人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并保持其增值,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尝试。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林地制度的改革、矿产开采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如何有效防止花样翻新的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等等(国有资产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林业产权制度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3. 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小城镇公益事业民营化”;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

十三、改革社区管理体制,促进城市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类入围项目4项,占总数的3. 5% ) 。

快速的城镇化、大量农民工进城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催生了当代中国众多的城市社区管理问题。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不仅严重损害外来居民的正当权益,而且也不适应户籍居民的正当需求,并开始影响城市社区的和谐稳定。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开展了包括户籍制度和社区管理制度在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区管理都面临着严重挑战(社区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浙江省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 2. 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区人民政府“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3.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 4.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政府“淮海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

十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公民参与类入围项目3 项, 占总数的2. 6%) 。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公民参与是人民民主的实质性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其政治参与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大。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关系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稳定。在公民政治参与需求日益增大的条件下,如果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将不断增大,轻则影响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重则爆发严重冲突,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央屡屡强调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一些地方政府也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但总的看来,这方面的探索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严重短缺,相关的法律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政府对公民参与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公民参与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参与式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 2.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区人大“创建人大代表工作室(站) ”;3.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 。

十五、改革完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发挥公民社会的建设性作用(民间组织管理类入围项目3 项,占总数的2. 6% ) 。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原先高度一体化的社会,逐渐分化为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国家系统,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系统和以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系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原先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这一重大变化,为此,一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新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其着眼点不再是阻止和防范民间组织,而是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建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培育公民社会方面,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是: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并形成了对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束缚;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制度性和财政性支持不够;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从总体上说,现存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过重(民间组织管理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办事处“社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2. 广东省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3. 江苏省南京市民政局“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

十六、推广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电子政务类入围项目2 项, 占总数的1. 8% ) 。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电子政务对于政府管理创新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在过去的十年中,经过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引入了电子政务系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差距很大,许多地方政府缺乏电子政务的长远规划,不少已经建立的电子政务系统实际效率不高,电子政务的普及率与网民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电子政务类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 1.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政府利用网络实行政府与市民互动”;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一站式’电子政务新模式”) 。

通过对过年十年中一百多个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性地影响过去十年间政府创新的主要变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大、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与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标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是对政府改革缺乏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政府创新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策机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门化的明显倾向,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举措没有及时地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制度化,党委、政府和人大等公共权力之间缺乏明确的边界与合理的分工,分权和监督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未来的十年中,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将是政府创新的重点领域。对于有远见的决策者来说,政府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6. 如何培育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2014年10月15日，北京市南门仓社区事务自管会在北京中弘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中心推动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谁参加了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感想……”北京中弘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丁传宗作为该组织的指导者参加完会议，一一记下这个社区社会组织成长的每个脚步。他坦言，社区社会组织目前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国家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在基层落地生根，切实解决居民有效需求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共同话题。

并非只是自娱自乐

“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是扎根社区，为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连日的奔波使杭州市上城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阎军楠声音略显疲惫。

与很多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的自组织甚至有些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只是自娱自乐的组织不同，阎军楠更看重社会组织能否切实扎根在社区，是否能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这种认识来自于对汶川地震的反思。汶川地震中，社会组织数量出现井喷，然而很多社会组织却并没有留下来。这使他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长久生命力在于扎根本土社区及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

为此，阎军楠在杭州市上城区探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育社会组织，以社会力量整合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发展助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上城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模式，简称为“以社孵社、以社促社、以社助社”的“三社联动”发展模式。

走进上城区各个社区，会发现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形成了生活互助、红色文化、居家生活等各种主题的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网络；在养老、求学、找工作、看病等百姓需要的方方面面，社区社会组织都能及时提供便民服务；另外，社区文化生活丰富了，社区治安也越来越好，形成了社区和谐的局面，凸显了社区社会组织治理的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并非只是自娱自乐。”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红云在调研中发现，居民会逐渐开始关注社区环境、孤寡老人照顾等带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问题。这一点与阎军楠不谋而合。她认为，在社会治理的大框架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以满足居民需求、提高其服务能力为基础的。

离满足居民需求还差很远

2011年底，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刘轩做的《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显示，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按社区社会组织活动领域划分，文体活动类占47.1%，生活服务类占6.8%，社区事务类占16.2%，志愿服务类约占21.6%，其他组织占3.5%。

“目前，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结构仍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文体活动领域，而进入社区公共服务和公益领域如社区治安、环境维护、助老托老等领域的社区社会组织十分有限，没有形成种类齐全、触角广泛、体系健全的格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周宇宏说。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康晓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相伴随的社会转型，其成长的动力源自公民的社会需求结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郑琦在对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调研时发现，25岁以下的居民最希望建立社区便民服务和共同兴趣类组织，45岁以下居民比45岁以上居民更关注社区便民服务和社区建设。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便捷服务有所期待。

在丁传宗看来，通过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目前提供的服务和居民服务的需求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在挖掘居民内在需求，满足居民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方面还差很远。

阎军楠强调如果不抓好社区居民的内在需求，那么社区社会组织所做的工作便不具备针对性，也无法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落地的问题。在他看来，社区社会组织挖掘居民需求的能力甚至比筹资能力更为重要。

政府和社会协同发力

阎军楠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力量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三社联动”模式也不会成功。

上城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公益创投“相亲会”，使多方资源汇集社区公益项目的服务。2013年，组织街道范围的公益创投，仅望江街道便有50多个公益项目，筹措金额138万元。而组织全区社区层级的公益创投，入围100多个项目，筹集资金470多万元，惠及居民11万人。这不仅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还调动了政府、居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阎军楠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虽然是民非，但是却借助了政府的资源，才全面铺开了“三社联动”模式。

丁传宗在南门仓社区事务自管会的项目中也发现，如果没有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的社工助推社区社会组织1+1项目，没有专业社工的培训与指导，南门仓社区事务自管会不会有现在的成长。

“其实，通过这些模式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与培育很多都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组织来进行的，但其背后都有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周红云说。同时，她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仅靠民政部门来扶持已经远远不够了，政府需要通过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扶持，但未必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在实操经验及专业上不如专业的社会组织有优势。在她看来，政府扶持第三方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加强协调合作是可行性选择。

“社会组织在社区将大有可为。”在采访中，阎军楠一直强调此观点。他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不需要多么“高大上”的理论，而是要根据本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运用社工方法，让居民知道自己是社区建设的主体之一，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然后，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社会良治，切实解决社区建设多元主体动员问题及社区居民没有归属感的问题，从而实现社会治理转型。

7.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介绍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于2000年联合创办，每两年举行一次，已举办4届。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从2009年4月10日正式开始接受项目申请，9月30日截止申请，2010年1月举行选拔及颁奖大会，计划评选出10个优胜奖项目。

8. 陈家刚的介绍

陈家刚，男，汉族，1969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专业领域及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协商民主1。

9. 陈雪莲的介绍

陈雪莲，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社会调查研究室主任。

10. 民主通过什么方式体现出来

现代民主政府的建构、完善与发展，也必然走创新之路。实践的发展要求一个民主的政府需要从理论、制度、技术和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完善民主制度，提高民主程度。

1、理论创新。民主政府理论的创新是规范民主政府建设的理论依据。首先，理论创新是民主理论本身的特征，从古典民主理论，到近代民主理论，以至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民主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也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才能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理论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研究和回答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群众的社会实践为智慧源泉，总结和升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以现实为基础，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

2、制度创新。民主的制度创新是指规范民主实践的制度结构，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安排。在我国现阶段，民主的制度创新主要在于充分利用、挖掘现有制度设计中“空置”的民主资源。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选举制度等设计还存在很大的利用空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设计的最主要体现，也需要更多的实践来实现其制度允许的原则和价值。民主创新在这里也意味着将民主的制度设计充分的运用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操练民主。

3、技术创新。民主的技术创新，是指在实践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具体的程序性安排。民主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统一，缺少实质的民主是没有灵魂的，而缺少程序的民主则是空泛的民主。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价值主要是因为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设计而无法完全体现出来。近年来，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逐步推开，民主的技术创新也开始进入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以村民自治为例，村民民主选举中的“秘密写字间”或者“划票间”的设计，就是民主技术创新的典型。民主政府的建构必须以民主程序、民主技术的具体设计为基础。只有这样，民主才是具体的、现实的。

4、机制创新。推行民主和透明的政治运行机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环节。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导致利益分化与重组，也改变了传统的利益表达方式。因此，面对由市场经济发展而诱发的利益多元化及利益表达的多样性时，政府机制必须能够做出调适以化解非制度的、极端的利益表达所诱发的政治压力甚至动荡。就具体的机制而言，建构与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协商民主是指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参与者能够理性表达自身利益并充分考虑他人的偏好，在讨论、审议和偏好转换中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协商民主为多元利益表达提供了平台，为社会利益主体达成共识准备了空间，为立法和决策拓展了合法性基础。因此，在实践中大力发展协商民主将是我国民主政府机制创新的重要环节。

（三）民主创新的具体方法

遵循民主创新的原则和层次，各级地方政府在进行民主创新时，首先必须坚持学习的方法。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民主是外来的。传统中国没有本土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因此，我们必须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中学习、借鉴各种民主政治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环境和不同时间的政治实践产生的结果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民主创新在时间上表现出来的差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后来者完全可以在学习先行者的基础进行民主创新。学习型创新可以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在此基础上以更完善的设计实践民主。

其次，民主创新必须坚持试验的方法。民主价值是普遍的，但民主制度在各国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国内各地之间的具体民主程序设计也可能表现出不一致。因此，某种具体的民主创新是否适合本地实际情况完全是未知的。只有试验、尝试，才能够总结出民主实践的基础、条件，从而最终促进民主的发展。

结 论

在人们的印象中，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方面，政府的改革与创新，或者说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没有多少起色。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的民主建设。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就指出，在国内各项政策中，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 民主政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如果深入到中国政府的实践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政府改革与创新取得了显着的成效。首先，国家出台了许多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政策法规，例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许可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其次，各地的政府在诸如改革传统政府体制，实现决策民主化，推广并完善选举制度，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已经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地方政府的这些民主创新，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和经验；再则，政府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项目，按照科学的学术标准，从民间的角度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和奖励，有效地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

当然，由于历史与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如传统对民主建设的制约、民主创新对既有体制的冲击、民主创新的可持续性与推广、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等等。但是，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会更进一步地促进我们在理论上思考民主创新的基础、条件与制度设计，促进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更具创造性的努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政府的民主建设也必然会越来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