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文化腳本

1. 請解釋一下什麼叫跨文化交際，並陳述跨文化交際為什麼日益受到重視。

是不同文化底蘊的交談，有了交談才能了解對方

2. 普通話是北京話么

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

[困惑]
到過北京的人或者聽過北京話的人都有這樣的認識：北京話跟普通話不一樣。普通話說得很好的人也有可能聽不懂北京話，甚至電台的普通話播音員到了北京有時也同樣會聽不懂當地的北京話，這就是關於普通話和北京話的語言現實。這個事實說明了普通話和真正的北京話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然而各種書上卻明明寫著普通話是以北京話為腳本的，這給國人造成很大的困惑：普通話到底是不是北京話？普通話跟北京話到底是什麼關系？

為了弄清楚北京話和普通話的關系，很多人通過各種途徑去尋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這個國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語言問題，希望能得到一個清晰的關於普通話和北京話的概念。事實上，普通話是不是北京話呢？這一點歷史會告訴我們答案，因為普通話不是憑空出世的，它也是跟世界上其它所有語言一樣，是從原始的語言一步一步地進化成長起來的。

[普通話的定義]
根據舉世公認的普通話的定義，普通話以北京音為標准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現代白話文為規范語法的語言。
但是，這個定義真的是那麼鐵定地正確嗎？
對這個定義，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反證去驗證它的科學准確性。如果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那麼，它反過來也應該是正確的，就是說，根據普通話的定義，用純正的北京口音，以純正的北方方言詞彙，以標準的現代白話文語法說出來的必然就是普通話了。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完全依照普通話定義中的嚴格標准說出來的卻仍然不是普通話！就是說，用純正的北京口音，以純正的北方方言詞彙，以標準的現代白話文語法說出來的仍然不是普通話！即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用標準的現代漢語白話文的語法說出來的話一樣不等於是普通話。這一點是任何人都可以驗證的，這就是事實。這就清楚地說明了普通話的定義不夠嚴謹。
那麼，普通話到底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重新去思考。這是普通話的定義給中國國民的一個困惑，有了這樣的一個困惑，重新審定普通話到底是什麼就應該了。

[移民與語言的關系]
那麼，怎樣才能准確知道普通話到底是什麼呢？
世界上任何語言的產生、發展和生存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我們暫時叫它語民。人群才是語言的決定因素，即使是象世界語、女書這樣的人工語言也不能逃避社會群體的決定性作用。離開了人群，語言將無從產生，也無從生存。研究和思考一種語言也必須從移民的角度出發，這樣才能找到語言的根源，才能真正認識一種語言的本質。
認識普通話也只能如此，跟其它所有語言一樣，普通話也不能逃避它自身的生成發展史，普通話生成發展史也必然是跟說普通話群體的移民史為一體的。

[比較分析語言關系的歧路]
作為一個語言學者，可以對某種語言抽象出出千千萬萬個特性來，可以對這些特性做一層又一層、一套又一套的理論演釋，可以找出兩種語言之間很多很多的，各種各樣的「關系」，甚至象中文和英文這樣兩種幾乎互不相關的語言也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同音同義詞」來。然而不能否定語言的社會根源。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沒有什麼羞恥，只有存在的事實。
有位傑尕（Hercules)先生曾寫道：
「如果你有100個有編號的球，隨機放入五個有編號的箱子，每箱二十個。一次不行，再放一次。問兩次同樣編號的球放進同樣編號的箱子的大約有多少個？根據該率計算，平均有100*1/5*1/5*5等於20個。這與你們的學說有什麼關系？且慢，聽我慢慢道來。人類一般所用的詞彙量大約都是以萬計，就取五萬吧。不考慮聲調現代北方話約有400音節，英語那可就多了，可能的組合據說上萬。咋一看兩者重疊的可能性應該很小，不過沒必要這么斤斤計較，很多情況下你們沒有考慮韻部，這不是責怪你們，確實在語言的變化中聲母更穩定一些，這樣可考慮的組合都只剩下二三十個。相近意義詞彙相近音的就已達到數千個。事情還沒完，聲母也不是一成不變，無論是漢語，還是諸印歐語言中都有g-k-k',b-p-p',d-th-t-t'等等相互轉化的例子，還有數目繁多的輕唇重唇，舌尖舌上我都搞不懂的玩意。這下好了，箱子只剩下了這么幾個b,d,g,l,x,s。再者，英語和上古漢語都有復輔音，這等於把球放了兩次。最後在發揮一下想像力，在意義上再去附會一把，哈哈，同源詞就上萬了。有個網友說他已找到兩千個，太少了，回頭把漢英，漢德，漢什麼的詞典再翻一翻，多動點腦子，不就成了，更有說服力了？」
雖然他這里是只針對於漢印歐同源詞比較，但總的說來就是，任何語言間都有出現同義諧音詞的幾率，而且這個幾率還是很大的。本人認為傑尕先生的問題是應該引起重視的，這個問題回答不了，任何語言間的同源詞比較都是無意義的。以前的學者對於普通話到底是什麼或者普通話與北京話的關系這個問題的分析幾乎都是傾向於比較兩種語言的相似特點，但這樣的分析方法顯然有很大的謬誤性，傑尕（Hercules)先生的例子就能夠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這說明了比較普通話與北京話的關系的時候，重要的是沿著語民這條思路而不是兩者之間的語音語言特點。

普通話是自然語言，自然語言是一群人（語民）長期的語言實踐中自然產生的，語言和語民是一體的，知道了語民也就自然知道了語種，這是起碼的邏輯。而語音特徵不論如何都是間接的東西，因而沒有直接的證明意義。況且，語音特徵上的象不象這種東西是很難說得準的，中國人的老母是「ma」，英國人的老母也叫 「ma」，莫非英語是從漢語中分出去的一種方言？某某語種用的是某某音系，這並不能說明普通話就是北京話，如果是這么簡單，就不能做次方言的分類了。

我的討論的特點是從語民入手而不是從語音分析入手，這與以往的那些論來論去的普通話是受滿語影響的廢話是大不相同的。

[普通話語民史的考證]
從語音考證上來看，有語音記錄的標准普通話可以考證到清朝末年的愛新覺羅.溥儀，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的記錄片,裡面有對溥儀的質問,他說的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而不是老北京話。那麼，普通話設計出來的時間應該是在溥儀生活年代之前。
從記錄的考證上看，以下的資料也可以證明普通話設計出來在清朝末年之前：
可以考證的普通話的歷史：
「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
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
同年，清朝==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
1910年，江謙再次在《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中提出「用合聲字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的主張。
1911年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
民國成立後，1913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讀音統一會」，確定了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國音，1919年9月編輯出版了《國音字典》。
由於《國音字典》語音標准與北京語音標准產生的矛盾，1920年爆發了「京國之爭 」。
南京高師英文科主任張士一1920年發表《國語統一問題》，認為注音字母連同國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認國音，主張以北京音為國音標准，響應者眾。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和江蘇全省師范附屬小學聯合會相繼做出了定北京語音為標准音的決議，並開始在學校推廣。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國語統一籌備會」，1928年國民==改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匯》，為確立國語的標准提供了範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55年後採用「普通話」一詞取代「國語」。
「普通話」一詞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語言學者使用，據考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黎錦熙、瞿秋白、魯迅等陸續對「普通話」有過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了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國語」這個名稱可能引起的誤解，1955年10月相繼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 「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決定將規范的現代漢語定名為「普通話」，並確定了普通話的定義和標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 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說：「漢民族共同語早已存在，現在定名為普通話，需進一步規范，確定標准。這種事實上已經逐漸形成的漢民族共同語是什麼呢？這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准音的普通話。為簡便起見，這種民族共同語也可以就叫普通話。」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這些考證說明了普通話的出現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遠的時代，然而，憑當時中國的語音理論水平和白話文發展水平都與普通話的定義不相符。根據當時這樣的理論水平如何能設計出普通話定義中的那種語言來？假設普通話是被設計出來的，則普通話必然會有具體把它設計出來的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然而普通話到底是誰設計出來的始終沒有一個說法。而普通話是自然語言而不是人工語言，這一點已經是全世界的共識，而作為自然語言的語民，條條證據都指向滿清的統治者——滿族人。

[基本思路]
為什麼說普通話是「滿人學說的漢語」而不是「受滿語影響而形成的漢語」？要點如下：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話」、中華民國的「國語」和滿清的「國語」是同一口音的一種語言而不是不同的*語種*；
2，滿清的「國語」的最純正的口音是滿族人——中國的統治者群體的口音，滿族人是滿清「國語」的正統語民；
3，滿語是滿族人入關以前的主要語言，滿語是滿族人的母語，滿人母語的更替說明，滿清的「國語」是滿族人學習而會說的漢語。
實際上，要論證普通話是什麼語種，最重要的應該是判斷普通話的語民而不是普通話語音特徵。

[400年前的北京話：下江官話]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義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下江官話？）。利馬竇的記錄同時也徹底否定了所謂的入聲在明代以前就已經消失的謊言。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范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我們分析一種語言以及這種語言的表達對象，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語言學基本定理：語言與社會實踐相一致。是社會實踐決定語言而不是語言決定社會實踐，就是說，一種語言有一種說法就必然有這種說法所表達的那種生活實踐。打個比方，比如「椰子」這個詞，如果滿族人的滿語中有「椰子」這個詞，則滿族人所生活的那種生活實踐中必然有「椰子」這個果子的存在。
在統治中國之前，滿族人是一個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們的生活環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環境完全不一樣的，滿語正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中形成的，並且是歷史短暫的，而且滿族人的生活歷史也從來就沒有經歷過象中華幾千年的那種發達的科技和藝術高級社會實踐。這就決定了滿語不具備表達中國境內生活實踐和中華文化的能力。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可以說，滿語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不論它的發音、詞彙以及語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對剛剛取得對中國統治權的滿族人來說，即使在北京，滿語也難以滿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曰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這些東西用滿語都很難描述和交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但是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小至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改造滿語已經是來不及了，滿人除了學習和模仿漢語之外別無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於是第三種北京話出現了——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

關於「外來式地方話」
對說不同漢語方言的人學習與模仿其他方言，如廣東人說普通話，別人一聽就能聽出是「廣東普通話」而不是標准普通話，同樣，北方人說粵語也是別人一聽就能聽出「佬崽廣州話」，很多北方人在廣州住了三四十年，能說一口流利的「廣州話」，他能清楚地聽懂別人說的廣州話，別人也能清楚地聽懂他的「廣州話」，但是別人同時也能一下子認出這不是正宗的廣州話，最主要的一點是因為他說的是沒有入聲字的「廣州話」。
對說不同語言的人學習與模仿其他語言，如蒙古人、新疆人、西藏人說漢語普通話，別人還是一下子能辨別出他們不是漢人。
外國的朋友學習漢語，目前我還沒有見過一個象中國人一樣的完全聽辯不出來的外國朋友，加拿大來的大山是學得最好的一個之一，然而他說的漢語還是沒有真正中國人說漢語的那種親切感，即使只聽一小段錄音而看不到他本人說話也一樣能分辨出來，這是因為他說的是「洋式普通話」。可以想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中國式英語」在英國人心目中會是怎樣。
福建琴江的旗下話是漢語而不是滿語，說的確切點就是「滿式漢語」，「軍話」實際上是一種不太成熟的當地話。一群操不同語言的人來到當地人當中，因為在當地交流的生活實踐需要，當地人的語言也就成了唯一全面通行的共同語言，所以，外來的人群就學起了當地人的語言來，「外來式當地話」是學習的一個必然過程。但是，軍隊、建設兵團是一個龐大的人群，他們的社區結構、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等有自己的特色，當他們的「外來式當地話」演變到能實現當地生活實踐的各種需要特別是語言交流需要的時候，這種「外來式當地話」也就喪失了繼續向當地話靠攏的強大動力，於是，這種「外來式當地話」就被固定了下來，形成自成一體的一種語言，這就是「軍話」。
不單如此，更重要的是要看北京是否保留著一個固定的人群，這個人群是否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社區、自己的生活特色、自己的文化習俗，更重要的是這群人是否有保留自己特色的意志，以及這個意志有多強，有多大的保衛自己意志的能力等。我們必須堅信是社會實踐需要決定語言而不是語言決定社會實踐的需要。兩三萬人可以形成一種「軍話」說明了形成一種新的語種不需要太大的社群。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裡的一棵小樹、廚房裡的一件工具，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工具，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就象曰本皇軍學說中國話：「你的，八路的，幹活？」一樣，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但是，歷史就是這么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曰本皇軍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

考證歷史很難，但是我們應該相信決定語言的是社會實踐。
可能會有漢人把內地的漢語帶到了關外，在滿人入關以前漢人和滿人應該有交流並且產生語言的相互影響，這很合清理，「滿人在入關之前就多一會漢語。努爾哈赤的漢語就很嫻熟」這也很合理。
但是，這應該不會引起滿語的質的變化，更不會引起滿語在滿人中的主流地位的改變，因為語言的生存是由人群社會活動的需要決定的。在滿人入關以前，滿人的社會活動並沒有根本的改變，滿人說漢語僅僅是政治需要或者只是部分人參與的滿漢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需要，滿人根本就沒有必須徹底改變自己母語的社會迫切需要。這不是滿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改變，滿人只有在入關以後才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社會活動方式，變成了絕大多數滿人都必須與漢人交流，正是這種社會活動的質的改變才產生了「滿式漢語」在滿人中的主流地位。 所以，滿式漢語一定是在滿人入關以後才出現的事情。

具體的時間有待考證，在《康熙字典》中的語音跟今天的普通話的語音還是一定的差別的，但是跟其它漢語方言相比已經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話了，《康熙字典》的出現標志著普通話作為一種獨立的方言的成熟。這些說明了普通話是在滿人入關到《康熙字典》完成這段時期形成的。
《康熙字典》的歷史偉大作用是消滅了8萬多個漢字，盡管今天的微軟公司在很多程度上把漢語的字型檔恢復到了十幾萬，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已經不懂得使用這些漢字了，《康熙字典》的出現同時也標志著漢語及漢語文化衰落的開始。
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3. 文字是中華文化傳承至今必不可少的，他從出現到現在共經歷了哪些改變

文字的演變受環境的影響。有一點是肯定的，首先是語言，然後是文本。詞語的功能是繼承和保留語言的印記，並開始作為一種契約存在。在集體密集生活領域，人們對事物有著共同的認識，也就是說，對事物的形象化描述有著共同的認識，從而推動了象形文字的發展。由於象形文字是一個特定的故事或場景在開始時的表現形式，其圖形解釋存在著多樣性和多入口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認識。當一個故事或場景被識別出來時，圖片就完成了替換語言的過程，這相當於成語的形成。因此，古象形文字主要產於埃及、中國中東、中東兩大流域、南美瑪雅文字等地區。

隸書起源於秦朝，盛行於漢代，筆畫筆直、粗細，「隸變」是古今漢字的分界，因此隸書對漢字的影響是巨大的。最明顯的一個官方腳本是「啃頭吞尾」。草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秦朝，但真正形成和成熟是在魏晉時期。眾所周知，草書太草率，所以它只有藝術欣賞價值。草書分為「章草」和「金草」。章草一般是早期的草書，是隸書的草書寫法；仙草是章草的進一步草書，它脫去了隸書的筆畫，上下筆畫相連，邊部和部首相互簡化借用行書是介於草書和楷書之間的一種快速書寫方式。為了彌補楷書書寫速度慢的缺點，草書很難識別。

4. 酒文化對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產生了哪些影響

酒文化是指酒在生產、銷售、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總稱。酒文化包括酒的製法、品法、作用、歷史等酒文化現象。既有酒自身的物質特徵，也有品酒所形成的精神內涵，是制酒飲酒活動過程中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態。酒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不少文人學士寫下了品評鑒賞美酒佳釀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寫詩、作畫、養生、宴會、餞行等酒神佳話。酒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在人類交往中佔有獨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經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對文學藝術、醫療衛生、工農業生產、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著巨大影響和作用。
酒文化簡介
中國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國，中國是酒的故鄉， 圖書封面
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長河中，酒和酒類文化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酒是一種特殊的食品，是屬於物質的，但酒又融於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有其獨特的地位，其中也衍生出了酒政制度。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幾乎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首先，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因此一切政治、經濟活動都以農業發展為立足點。而中國的酒，絕大多數是以糧食釀造的，酒緊緊依附於農業，成為農業經濟的一部分。糧食生產的豐歉是酒業興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統治者根據糧食的收成情況，通過發布酒禁或開禁，來調節酒的生產，從而確保民食。 中國是酒的王國。酒，形態萬千，色澤紛呈；品種之多，產量之豐，皆堪稱世界之冠。中國又是酒人的樂土，地無分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少，飲酒之風，歷經數千年而不衰。中國更是酒文化的極盛地，飲酒的意義遠不止生理性消費，遠不止口腹之樂；在許多場合，它都是作為一個文化符號，一種文化消費，用來表示一種禮儀，一種氣氛，一種情趣，一種心境；酒與詩，從此就結下了不解之緣。不僅如此，中國眾多的名酒不單給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給人以美的啟示與力的鼓舞；每一種名酒的發展，都包容勞動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奮斗，英勇獻身，因此名酒精神與民族自豪息息相通，與大無畏氣概緊密相接。這就是中華民族的酒魂！與歐洲標榜的「酒神」，甚稱伯仲。似乎可以認為，有了名酒，中國餐飲才得以升華為誇耀世界的飲食文化。 酒，作為世界客觀物質的存在，它是一個變化多端的精靈，它熾熱似火，冷酷像冰；它纏綿如夢縈，狠毒似惡魔，它柔軟如錦緞，鋒利似鋼刀；它無所不在，力大無窮，它可敬可泣， 古代酒文化
該殺該戮；它能叫人超脫曠達，才華橫溢，放盪無常；它能叫人忘卻人世的痛苦憂愁和煩惱到絕對自由的時空中盡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無忌，勇敢地沉淪到深淵的最底處，叫人丟掉面具，原形畢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類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它已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存在，而是一種文化象徵，即酒神精神的象徵。 在中國，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學為源頭。莊周主張，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齊一生死。莊周高唱絕對自由之歌，倡導「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無何有之鄉」。莊子寧願做自由的在爛泥塘里搖頭擺尾的烏龜，而不做受人束縛的昂頭闊步的千里馬。追求絕對自由、忘卻生死利祿及榮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種植業和釀酒業之神狄奧尼蘇斯為象徵，到古希臘悲劇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論高度，德國哲學家尼採的哲學使這種酒神精神得以升華，尼采認為，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是拋棄傳統束縛回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人類在消失個體與世界合一的絕望痛苦的哀號中獲得生的極大快意。 在文學藝術的王國中，酒神精神無所不往，它對文學藝術家及其創造的登峰造極之作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因為，自由、藝術和美是三位一體的，因自由而藝術，因藝術而產生美。 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這是古老中國的藝術家解脫束縛獲得藝術創造力的重要途徑。「志氣曠達，以宇宙為狹」的魏晉名士、第一「醉鬼」劉伶在《酒德頌》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有扃牖，八荒為庭衢。」「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山嶽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這種「至人」境界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典型體現。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醉里從為客，詩成覺有神。」（杜甫《獨酌成詩》）「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蘇軾《和陶淵明〈飲酒〉》）「一杯未盡詩已成，涌詩向天天亦驚。」（楊萬里《重九後二月登萬花川穀月下傳觴》）。南宋政治詩人張元年說：「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得自由身。」酒醉而成傳世詩作，這樣的例子在中國詩史中俯拾皆是。 不僅為詩如是，在繪畫和中國文化特有的藝術書法中，酒神的精靈更是活潑萬端。畫家中，鄭板橋的字畫不能輕易得到，於是求者拿狗肉與美酒款待，在鄭板橋的醉意中求字畫者即可如願。鄭板橋也知道求畫者的把戲，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誘惑，只好寫詩自嘲：「看月不妨人去盡，對月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吳帶當風」的畫聖吳道子，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醉後為畫，揮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黃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畫」。「書聖」王羲之醉時揮毫而作《蘭亭序》，「遒媚勁健，絕代所無」，而至酒醒時「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李白寫醉僧懷素：「吾師醉後依胡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飛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懷素酒醉潑墨，方留其神鬼皆驚的《自敘帖》。草聖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於是有其「揮毫落紙如雲煙」的《古詩四帖》。

5. 越南人對停止使用漢字作為他們的書寫系統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復雜的觀點，大約有一億越南人民。

首先，據我所知，大多數越南人並不在乎停止或禁止漢字作為他們的書寫系統。你知道，他們是普通人，每天都在為生活而奮斗，沒有時間考慮把漢字作為他們的書寫系統繼續下去。這對他們重要嗎?當然,沒有。

對於大多數學習拉丁文字多年的越南人來說，改變書寫系統是無用的。因此，如果越南的政府想要改變當前的制度，他們應該考慮其他可以給越南人帶來更多好處的問題，比如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改善投資環境，而不是花錢和時間去停止/繼續使用漢字。學習漢字或漢語。楚辭應該是每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個人選擇的問題。

有些人抱怨他們看不懂歷史遺址大門上的越南古文《楚辭》。然而，近年來，有一些運動鼓勵在這些歷史遺址中使用現行的拉丁語文本來取代古代文本，以幫助越南人從這些歷史遺址中更多地了解他們的文化。當然,這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改變所有這些當前的書寫系統,但從我的角度來看,越南將會發生,因為它是必要的,了解自己的價值觀,而不是寫在古代文本無人或少人能夠理解他們。

(越南，南沙群島，臨山塔)

第三，當越南政府決定將其許多漢字的古文字改為目前的拉丁文字時，一些有興趣學習楚語的越南人會感到遺憾。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傾向於認同當前腳本相比舊腳本的優勢。

6. 易中天：文化大國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文化大國，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成為「文化大國」，也不應該是少數精英的一廂情願，而應該是全體國民的共同追求。國民活得有尊嚴，中國才有尊嚴；國民活得有文化，中國才有文化。 腳本/奶豬 漫畫/麻雀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 最近，所謂「文化大國」，好像是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並不奇怪。官方公布的數字和一些媒體的報道，讓許多人覺得，我們現在已經是經濟大國、軍事大國、政治大國。在各類國際事務中，都很有些發言權，甚至舉足輕重。這時，如果文化跟不上，不能同時也成為文化大國，那就像喝酒喝到興致最高，突然沒了。雖然也許只少了一口，但那感覺，別提有多別扭。 更何況，我們先前，可是當之無愧的文化大國。春秋戰國不說，強漢盛唐也不說，便是弱宋，至少文化是拿得出手的。宋詞，宋瓷，繪畫，理學，禪林，書院，那可真是「鬱郁乎文哉」。明清兩代，似乎也不差。所以鬼子們打進來，要搶文物，或者偷。瞅著咱家的東西，什麼都好。現在西方許多博物館和收藏家那裡，還有不少偷來搶去的瑰寶。河南、陝西地底下，埋著藏著沒挖出來的，也不少。如此悠久的歷史、豐厚的家底，沒有不能成為「文化大國」的道理。如果居然不能，那是要愧對列祖列宗的。 所以，甭管怎麼說，這事得弄成了。 只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就得琢磨兩個問題：一個叫「是否可能」，一個叫「如何可能」。當然，不需要說明，我指的是現在。如果說過去，我們老早就是。 先說「是否可能」。 中國，能夠成為當代的「文化大國」嗎？鄧曉芒先生有一個觀點，叫「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為什麼都有可能呢？我想，是因為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沒有文化的國家和民族，是不存在的。什麼是文化？在我看來，文化非他，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任何民族在任何時代，都要生存，都要發展，這是沒有疑問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代，又有不同的方式，這也是沒有疑問的。既然所有的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則所有的國家，便都可能成為「文化大國」。 但這只是「可能」。而且，這種「可能性」，也只是理論上的。實際上，當今世界，堪稱「文化大國」的，屈指可數。不不不，准確地說，是數不出。文化大國，標準是什麼？如果是文化產業的產值、利潤、出口量、市場佔有份額，或者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例，那麼，美國要算一個。可惜，美國卻被認為是「沒文化」的。也不光是中國人這么認為，歐洲人也這么認為。我在百老匯看音樂劇，當時就犯嘀咕：就這，也算文化？ 也只好說歷史。歷史上，文化大國可不少。中國就不說了，當然是。印度，也是。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俄羅斯，還有義大利，都是。怎麼都是呢？因為都有標志性的文化人物。這些人物，全世界也都認賬。比方說，提起托爾斯泰，大家都點頭稱是；提起莎士比亞，大家都心服口服；提起歌德、貝多芬、康德、黑格爾，沒人不承認德國是文化大國。美國吃虧，就在這里。標志性人物是誰？總不好把米老鼠也算一個。 那麼，為什麼只要有了這樣的文化人物，成為「文化大國」就靠譜了呢？ 很簡單，就因為他們的影響，都是超國界的。請大家想想，孔夫子、釋迦牟尼、盧梭、伏爾泰、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影響，哪一個是僅限於本國的？事實上，但凡「文化大國」，一定具有國際性。比方說，有一段時間，亞洲一些國家，都寫漢字；歐洲一些國家，則以說法語為榮。這個時候的中國和法國，豈能不是文化大國？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文化大國，一定是有影響力的。而且這影響力，還一定是超國界的。事實上，文化，文化，一要「文」（文明），二要「化」（影響）。有文能化，即有文化。化出國界，即為大國。不能化出國界，豈不成了卡拉OK，自娛自樂？ 這就又有了一個問題：文化大國的影響力，為什麼會超出國界呢？ 我想，恐怕還是因為有魅力。有魅力，才有吸引力。有吸引力，才有影響力。影響力不是硬推出來的。想當年，孔子何曾漂洋過海辦儒學堂？佛祖又何曾不遠千里辦佛學院？然而其影響力，卻是不脛而走，遠播四海，流傳至今。為什麼？自身有魅力，擋都擋不住。由此可見，文化魅力，是成為文化大國的關鍵所在。 於是我們又要問：文化魅力，來自哪裡？ 也有三條。第一，這些國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自己都沒有精神，卻說可以影響世界，豈非天方夜譚？第二，這種精神，一定有著深刻的內涵。膚淺的東西，可以喧囂一時，難以影響一世。第三，這種精神，一定有著出彩的形式。出彩不一定就是美，就是精緻、高雅、燦爛、輝煌，但肯定不是說套話、打官腔、陳詞濫調、人雲亦雲。它一定是讓人耳目一新、嘆為觀止、愛不釋手的。 有了這三條，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就會有一種極具魅力的精神氣質和精神風貌。比方說，魏晉風度或者盛唐氣象。這就會有吸引力，也就會有影響力。因為深刻的內涵讓人尊敬，出彩的形式讓人喜歡。如果還能像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一樣，立人文之本，開風氣之先，那就能對人類文化做出卓越貢獻。有這樣的貢獻，世界就會承認你是「文化大國」。 這樣看，美國，是「有希望」甚至「可以算」的，因為有「美國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獨立宣言》，也體現在美國民眾的世俗生活。它也有自己出彩的形式，這就是好萊塢大片。只不過，說這種形式是經典，很多人想不通。但文化是與時俱進的。誰能肯定，它將來在人類文化史上，就不會有荷馬史詩或唐詩宋詞的地位？何況就算這樣的東西，也不是誰都拿得出的。 那就再說「如何可能」。 可以肯定，用錢堆，是不行的。那隻能叫「紋銀大國」。光演戲，也是不行的。那隻能叫「文藝大國」。把別人偷的，地下埋的，都找回來、挖出來，同樣不行。那隻能叫「文物大國」。紋銀大國、文藝大國、文物大國，都不能叫「文化大國」。文化大國得能「化」，得能影響別人，影響世界，甚至影響人類的歷史進程。這就必須有「干貨」，有拿得出手、站得住腳、經得起歷史檢驗，讓他人由衷欽佩、贊美、學習的東西。 也就是說，要有體現出現代文明的中國精神。 這里有兩個條件。第一，必須是現代文明。所以，照搬老祖宗是不行的。老祖宗不是不能搬，是不能「只搬」、「照搬」。要搬，也得現代化。第二，必須是中國精神。所以，照抄西方人，也是不行的。學得再像，也是人家，不是咱們。要學，也得中國化。建立「現代文明的中國精神」，必須置根於傳統，置身於世界。也就是說，得處理好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這並不容易。如果還要創新，就更不簡單。 那又該怎麼辦呢？我認為，一要實干，喊口號是沒有用的；二要智慧，打官腔是沒有用的；三要理性，唱高調是沒有用的。動不動就「不高興」，更是無聊。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是吼叫出來的。那樣的垃圾製造得越多，我們離文化大國就越遠。 更何況，文化大國，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成為「文化大國」，也不應該是少數精英的一廂情願，而應該是全體國民的共同追求。國民活得有尊嚴，中國才有尊嚴；國民活得有文化，中國才有文化。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能產生出有影響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為人民的實踐，才是文化的源泉。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對話】所謂文化大國 作者: 南方周末編輯部 為什麼面子比命都重要 易中天：講到體育，2000年我們申奧成功，我正在麗江。那天晚上，麗江所有的酒吧擠滿了中國人在看電視，在歡呼。第二天早上，我們所有媒體的頭版頭條是同一個標題，非常整齊：「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是什麼意思？第一層意思，「他們輸了」；第二層意思，「我沒贏過」，我好不容易贏了一回。我當時感覺真的很不好。如果我來做媒體，我的標題應該是「中國感謝世界，北京歡迎大家」。我就想問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把這個事兒看得這么重要？ 鄧曉芒：講得通俗一點，就是愛面子。但是里頭很有文章。為什麼國人那麼愛面子呢？我覺得還是因為自己的心理缺乏自尊，要靠外部的東西來支撐自己。中國兩千多年來處在人際關系的一種規范、禮節、禮貌、禮尚往來之中，這些東西成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對內在的看不見的那些東西，做的功夫很少。 易中天：剛才說到武德，武德的特點首先是把自己做大做強，然後表現出來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這不是挺好的嗎？如果世界上能有這樣一個老大，又大又強，但實際上表現出來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那不是世界太平了嗎？ 鄧曉芒：對。 易中天：而這種武德，美國人好像沒有。由此推出的必然結論是，最好中國做老大。文化大國、軍事大國、經濟大國，都做大國，然後還挺柔弱。 鄧曉芒：對。這是中國傳統的理想，前提是你要能贏，然後你表現出柔弱。 易中天：就是先把人家打得滿地找牙。打趴了以後，再摸摸他。 鄧曉芒：皇帝就是這樣。一個王朝建立的時候，首先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了，看他們沒有再爬起來的可能了，就仁愛治天下，皇恩浩盪。實際上每個人都想成為皇帝，都想贏，然後表示我贏了對你們只有好處，我贏了會慈悲為懷，我會照顧你們的，這是中國傳統的體制，從武德到國家體制，裡面是一脈相承的，是同一個模式。所以我講文化心理模式非常重要，它可以貫通中國人的各個方面。但問題是，今天這種理想已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了。你不可能再推出一個皇帝統治全世界，然後關懷全世界。 易中天：今天討論文化大國，你覺得文化大國有標准嗎？ 鄧曉芒：有歷史標准，沒有絕對標准。文化有歷史的發展過程，有它的必然性。很多人否認這個必然性，但是文化的發展必然會走向某些共同的標准，這個標准，應該就是文化大國的標准。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 中國足球比中國教育希望要大些 易中天：有一次，教育部的一個官員視察一所非常著名的理工科大學，問它的學生會主席：「阿房宮是誰燒的？」這個學生會主席回答：「不是我燒的。」主管學生工作的校黨委副書記在旁邊，也對著教育部的領導說：「我用黨紀和人格擔保，確實不是他燒的。」中國教育為什麼弄成這樣？我上次在一個場合，問著名的教育學者楊東平：「你覺得中國教育和中國足球哪個更有希望？」資先生認為呢？ 資中筠：我看足球比教育希望更大些。其實足球有沒有希望關系不大，愛輸不輸，愛贏不贏，影響不了國運，而且它還是容易改造一些，但是教育真是很難。現在，教育問題已是盤根錯節，簡直沒法再改。大家都對應試教育有很多批評，覺得應試教育把人的思想都束縛起來了。但在中國現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試教育還是惟一能相對公平的方法，使得貧困子弟有機會接受比較高的教育，就是大家拚命念書；要改的是應試的內容，考什麼，這個非常重要。但是現在即使是應試教育都在變質，一些重點中學憑分數錄取的比例越來越小，憑關系和憑錢的比例越來越大。 另外，教育不公平，其表現最主要的還不在於沒錢交學費，沒錢交學費的問題是屬於比較容易解決的。最難解決的問題是師資的退化。你想，你這么教出來的學生，將來當了老師，然後再一批一批這么下來的話，說得悲觀一點，有品種退化、民族退化的危險， 現在我們特別缺乏的是公平教育的問題，大家都唱高調，小學生都心懷祖國、放眼世界，但是對於怎麼樣不隨地吐痰，不隨地扔垃圾，公民的責任是什麼、權利是什麼，這一套都沒有教。 易中天：我寫過一篇博文，叫做《誰該清退，該清退誰》，就是談教育部清退代課教師的，最後一句說「該清退的，不知道是誰」。 資先生特別強調文化要有載體，我們中國文化的載體就是漢語，或者說是華文，或者說是中文。您覺得這個還有希望嗎？ 資中筠：中文我覺得還有希望，如果有比較多的教中文的教員都能夠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還可以慢慢地好起來。但是假如電視老是這樣亂七八糟地下去，它可能就抵銷了課堂裡面辛辛苦苦教出來的東西，像正確的字應該怎麼寫。 易中天：我可以告訴您，至少中央電視台對錯別字抓得非常緊，一個錯別字扣50塊錢，編導扣50，製片人再扣50，副主任還得再扣50，一層層扣上去。但是它依然有很多錯別字。 （本版內容最終修訂版，未經專家審定，特此說明——編輯）

7.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哪些

1、戲劇

指以語言、動作、舞蹈、音樂、木偶等形式達到敘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藝術的總稱。文學上的戲劇概念是指為戲劇表演所創作的腳本，即劇本。戲劇的表演形式多種多樣，常見的包括話劇、歌劇、舞劇、音樂劇、木偶戲、皮影戲等。戲劇是由演員扮演角色在舞台上當眾表演故事的一種綜合藝術。

8. 漢語言文學與文化傳播與播音與主持相近嗎

他們的專業課程大致是相同的，只不過有部分課程的偏重點不同。
文化傳播，又名文化擴散，是指文化從一個社會傳到另一個社會，從一區域傳到另一區域以及從一群體到另一群體的互動現象。
播音有固定的腳本，不能自由發揮，而主持則是可以自由發揮的。
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具有漢語言文學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能在新聞文藝出版部門、科研機構和機關企事業單位從事文學評論、漢語言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傳方面的實際工作的漢語言文學專門人才。與漢語言文學相對應的專科專業為語文教育，其培養對象是在高等和中等學校進行漢語言文學教學和教學研究的教師、教學研究人員及其他教育工作等。
專業無所謂好壞，關鍵在於學專業的人是否鍾情於此專業，說白了就是興趣，當你對於專業不感興趣，再好也是沒用的，所以首先得喜歡這個專業，其次要明確自己的目標理想，自己想日後想從事什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