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

1. 政治與政治學的作者簡介

俞可平，政治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聯合國政府創新咨詢專家、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井任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深圳大學等校教授或研究員，曾任美國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台灣東華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比較政治、全球化、治理與善治、公民社會。

2.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宗旨、性質與范圍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是「中國地方政府改革與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旨在激勵地方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改革與創新，總結並弘揚地方改革與創新的先進經驗和先進典型，促進並完善地方黨政機關的公共服務。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是—項民間獎，評獎活動由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由全國專家委員會依據科學的評審程序和評估標准對申請項目進行嚴格的評選，最後由全國選拔委員會選舉產生10名優勝獎。
該研究和獎勵計劃設全國選拔委員會和全國專家委員會；項目活動總負責人為俞可平教授（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和王長江教授（中共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主任）。
每個「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獲獎項目將獲得人民幣5萬元的獎金。項目評獎活動的所有費用，包括獎金，全部由項目組織者承擔。嚴禁項目組成員接受參評單位任何形式的資助，一經發現，立即取消項目組成員資格，同時取消資助單位的參評資格。但項目接受非參評的企業、基金會、個人和政府部門的捐助。在此，我們希望有志於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有識之士積極參與「中國地方政府改革與創新」獎勵與研究項目。
凡是由地方政府和黨團組織所從事的創造性公共服務或公共行政活動均屬於選拔范圍。地方政府機關和黨團群眾組織是指：省、市、縣(包括縣級市、城市的區)或縣以下黨政機關、工青婦群眾組織和其他合法的社會團體。第六屆（2011-2012）「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開始專門為中央國家機關的優秀創新項目設立「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特別獎。

3. 俞可平的簡介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的政治學者，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主要研究領域是當代中國政治、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全球化、治理與善冶、公民社會、政府創新等。以《民主是個好東西》而廣為海內外熟悉。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提出中國改革到了「突破」的關口。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俞可平認為急需突破的領域之一，就是反腐敗。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著名政治學者 俞可平，男，195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哲學和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著名的政治學者。
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總負責人[1]。 1981年畢業於浙江師范學院紹興分校(現為紹興文理學院)。 1982年考入廈門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班， 1984年畢業後留校任哲學系講師。 1985年獲中山大學哲學碩士學位。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政治學博士。 1987年畢業留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即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 1993年-1997年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副所長，1997年至2003年任該研究所所長。 2003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後擔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課題總負責人。
編輯本段任職
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國家行政學院、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校教授或研究員，曾任美國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客座教授。
編輯本段研究領域
當代中國政治、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全球化、治理與善冶、公民社會、政府創新等。 外語水平及學術活動：第一外語英語；第二外語德語、日語 1994年應邀赴美國杜克大學任訪問教授，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應邀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任客座教授(講授"現代化的進程"等課程)。2008年被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是德國歷史上第10位獲得名譽博士的中國人。

4. 俞可平的個人履歷

1981年，畢業於浙江省紹興師范專科學校（今紹興文理學院）政史系。
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畢業後留校任哲學系講師。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1988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旋即調任中共中央編譯局。
1988—2001年，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人員。期間，1994年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副所長，並於同年赴美國杜克大學任訪問教授、1995年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任客座教授。1997年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所長，1998年兼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創辦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並兼任主任。
2001年10月—2015年10月，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期間於2002年、2010年和2013年分別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防大學省部班進修學習。2011年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新世界高級研究員」（中組部選派）。
2015年11月至今，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5. 應當鼓勵和推動什麼樣的政府創新

政府創新是公共權力機關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進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創造性改革。政府創新的過程,是一個持續不斷地對政府公共部門進行改革和完善的過程。政府創新一般不涉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是一種國家治理機制的改革。在任何一種政治體制下,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執政能夠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穩定的社會秩序,從而使公民能夠更加滿意,得到公眾的更多支持。因此,政府創新是一種全球性現象和世界性趨勢。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進步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僅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直強調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中國的政治改革並不是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改革,而主要是國家治理體制的改革,集中體現為政府體制的改革創新。

從2000年開始,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世界政黨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聯合發起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評選活動,至今已經連續舉辦了五屆,共有1500多個省級以下的地方政府創新項目申報該獎項,經過課題組初選和全國專家委員會復選,共有114個項目獲得入圍獎。這些入圍的政府創新項目,得到了各級黨政領導部門、課題組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典型地反映了過去十年來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的重點,也體現了專家學者和社會輿論對政治改革的價值導向。在本文中,筆者通過對入圍獎項進行簡單的分類,並按照各類項目入圍數量的多少來分析和論述,我們應當鼓勵和推動什麼樣的政府創新。

一、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務體制,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建設服務型政府(公共服務類入圍項目數量最多,共計12項,占總數的10. 5%多) 。

政府自從誕生之日起,就兼有政治統治和公共管理的職能,前者主要體現為強調性管制,後者則為公共服務。從某種意義上,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從管制政府不斷走向服務政府的過程。服務政府的基本意義在於,增進和維護公民的公共利益成為政府管理的主要職能,政府主要通過對公民的服務而不是管制來維護自己的執政地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政府的管制性職能將逐漸減少,服務職能將日益增加。進入21世紀後,中共中央及時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政府改革目標,這既反映了執政黨執政為民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體現了政府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在服務型政府建設方面,各級政府在過去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例如,公共服務的制度供給相當缺乏,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偏低,官僚主義作風在一些部門依然比較嚴重(公共服務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中共石泉縣委、縣人民政府「關愛留守兒童長效機制建設」; 2. 山東省萊西市人民政府「為民服務代理制」; 3.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政府「改進基層政府公共服務」; 4. 上海市南匯區惠南鎮人大「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 5. 陝西省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管委會「服務承諾制」; 6. 廣西南寧市「社會應急聯動系統」; 7. 河南省焦作市構建「三級服務型政府」; 8. 北京市「社區公共服務平台」; 9. 上海市徐匯區康健街道工委、辦事處「康樂工程」; 10. 浙江省衢州市農技推廣服務中心「農技110」; 11. 中共南京市下關區委、區人民政府「政務超市」; 12. 山東省棗庄市市中區財政局「財政支農方式創新」) 。

二、簡化審批,減少管制,提高效益,方便群眾(行政審批類入圍項目11項,占總數的9. 6% ) 。

管制政府強化行政審批,增大政府尋租的機會,而市場經濟和服務型政府則必然要求減少行政審批的環節與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方便公民。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政府,應當是一個高效的政府。一方面,政府應當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包括行政管理機構設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學,管理活動講求時效等,效益政府與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效率低下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政府應當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政府不是企業,不應當有獲利的動機,但政府應當像企業那樣有低成本、高效益的行為准則。政府為社會提供的公共品和為公民提供的服務,必須本著節約的原則,以最少的成本來取得最大的效益。在過去的十年中,從中央到地方,有將近一半的行政審批程序得以減少,由此明顯地提高了行政效益。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政府的行政成本畸高,相當一些領域中行政管制過多,但在某些領域則出現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帶,在行政管制中,政出多門的現象尤其嚴重
(行政審批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中共海口市委「實行行政審批的『三制』」; 2. 深圳市人民政府「改革行政審批制度」; 3. 四川省平昌縣人民政府「對個體工商戶實行公開評稅」; 4. 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流程再造」; 5. 天津市南開區「超時默許」新機制; 6. 浙江省溫州市人民政府「效能革命」; 7. 廣東省深圳市監察局「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 8. 中共咸寧市咸安區委「鄉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9.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一窗式」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10. 雲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范化」; 11. 新疆兵團農七師「天北新區管理體制改革」) 。

三、實施扶貧政策,建立社會救助制度,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弱勢群體權益類入圍項目11項,占總數的9. 6% )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引入,極大地提高了當代中國社會生產力,改善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市場經濟不僅不會自發地消除困難群體和貧困人口,反而會催生新的弱勢群眾。實施扶貧和救助政策,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是各級政府的基本責任。在這方面,各級政府充分利用了現行政治體制的優勢和傳統的政治資源,在扶貧和救助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方面我們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建立長久的、持續的扶貧機制,實現從以輸血型扶貧為主,轉向以造血型扶貧為主;在政府救助之外,盡快建立民間的社會救助體制;除了繼續注重對困難群體的物質性救助之外,更加註重教育、司法、環境等方面的制度性救助,除了繼續注重對貧困人口的幫助外,更加註重對婦女、兒童、民工、殘疾人員和少數民族的幫助,從而全面地維護弱勢群體和少數民族的權益(維護弱勢群體權益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四川省總工會、成都市總工會「省際工會聯動維護農民工權益」; 2. 廣東省揭陽市總工「民間社團建工會」; 3. 浙江省義烏市總工會「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 4. 福建省泉州市總工會「構建外來工維權新模式」; 5. 北京市延慶縣「制止和預防家庭暴力」; 6. 河北省石家莊市「少年兒童保護教育中心」; 7. 河北省遷西縣「婦女維權」;8. 北京大興區「巾幗維權崗」; 9. 海南省海口市龍華區「外來工之家」; 10. 中共鶴峰縣委「扶貧項目民營
企業業主負責制」; 11. 中共金平縣委「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 。

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范圍,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保障類入圍項目10項,占總數的8. 8% ) 。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首要價值,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應當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在。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勢必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進而造成教育、衛生、安全、參與、養老甚至司法的不公平。對於市場經濟的不足,只有通過政府的積極干預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在過去的十年中,國家的發展戰略逐漸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變為「更加註重公平正義」,並且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社會保障作為建設和諧社會與促進公平正義的一項基本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相繼推出了許多重大舉措。但從總的情況看,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障程度還相當低,城鄉差別和東西部差別在社會保障方面也呈現出繼續擴大的態勢,覆蓋全民的福利國家體制亟待建立(社會保障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福建省廈門市人民政府「市民健康信息系統建設」; 2. 浙江省松陽縣人民政府「農村宅基地換養老」; 3. 重慶市中共黔江區委、區人民政府「農村衛生管理體制創新」; 4. 中共青縣「農村合作養老制度建設」; 5. 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政府「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 6.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呼圖壁縣人民政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7. 浙江省長興縣教育局「教育券制度」; 8. 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嘉蓮街道「愛心超市」; 9. 河北省遷安市人民政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10.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政廳「五保村」建設) 。

五、廣泛推行村民自治,改善鄉村治理機制,促進農村城鎮化轉型(鄉村治理類入圍項目10項,占總數的8. 8% ) 。

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改革開放之初,農村與城鎮的人口比例為8 ∶2,在急速城鎮化的三十年後,變為4. 5 ∶5. 5。因此,中國最大的問題依然是所謂的「三農」問題。不解決農民問題,中國的社會現代化轉型就無法實現。無論是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如家庭聯產承包制,還是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如競爭性的選舉,首先都是從農村開始的,這反映了黨和國家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和戰略眼光。全國各級地方政府遵循中央的改革思路,在村民自治和農村治理機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突破性改革。但是,現行的農村治理機制已經難以適應整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需要,曾經對眾多農民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家庭承包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正面臨著嚴重困難,對農村治理進行結構性改造,建立新型的農村土地、房屋、行政、自治和公共服務制度,已經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緊迫任務(鄉村治理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湖北省秭歸縣「撤組建社」; 2. 中共青縣縣委「青縣村治模式; 3. 中共廣水市委組織部容「兩票制」選拔村黨支部書記; 4. 吉林省梨樹縣「海選」; 5. 中共武義縣委、縣人民政府「村務監督委員會」; 6.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農村合作協會」; 7.江西省民政廳「村落社區建設」; 8. 寧夏鹽池縣外援項目辦公室「推動農村社區公眾參與」; 9. 中共湄潭縣紀委「村民集中訴求會議制度」; 10. 南京市中共六合區委、區人民政府「自然村中的『民議會』」) 。

六、逐步擴大競爭性選舉,實質性地推進民主政治的進步(競爭性選舉類入圍項目9 項,占總數的7. 9% ) 。

民主離不開選舉,尤其是競爭性選舉。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沒有競爭性選舉,選舉就可能變成推舉。但是,中國沒有選舉的文化傳統,公民一般都缺乏必要的選舉知識和經驗。中國近代以來的幾次大規模選舉,或者受制於軍閥,或者給國家帶來了分裂,基本上都流於失敗。因此,競爭性選舉給我們造成了一個相當大的困境:不推進競爭性選舉,民主政治就難有突破性的發展;若推進競爭性選舉,則有可能帶來極大的政治風險。繼廣大農村實行競爭性的「海選」後,在鄉鎮和縣兩個行政層級,一些改革者大膽而審慎地進行了多種形式的競爭性選舉試驗。但總的說來,這方面的進展很少。我們對競爭性選舉還存在著極大的恐懼心理,競爭性選舉制度也很不完善,試點性的突破改革也不多見,甚至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的縣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選舉也由於缺乏可操作性機制而在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競爭性選舉類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四川省雅安市人大常委會「人大代表選舉制度改革」; 2. 四川省平昌縣「公推直選鄉鎮黨委班子」; 3. 四川省雅安市「直選縣級黨代表」; 4. 浙江省台州市「鄉鎮(街道)團委書記直選」; 5.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縣(市區)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 6. 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步雲鄉「直選鄉長」; 7. 中共深圳市大鵬鎮委「『三輪兩票』制選舉鎮長」; 8. 中共遂寧市市中區委「『公推公選』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 9. 河北省遷西縣婦女聯合會「村婦女代表大會直接選舉」) 。

七、大力推進行政機關自身的改革,確立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目標,提高政府機關的績效(政府自身建設與績效評估類入圍項目9 項, 占總數的7. 9%) 。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黨和國家一直強調進行政府機構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提高執政能力。政府自身建設的重點,是合理地設置政府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職能,提高政府行為的績效;強調依法行政,將政府行為納入法制的軌道;更多地聽取公眾對政府機關的意見,在政府績效評估中日益增大民意的比重,以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在這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有:政府的公信力正在嚴重流失,依法行政的程度還不高,離法治政府的目標還有遙遠的距離,科學的政府績效和國家治理評估體系急需建立(政府自身建設與績效評估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中共江陰市委、市人民政府「『幸福江陰』綜合評價指標體系」;2. 中共湖州市委組織部「幹部考核機制創新」; 3. 中共青島市委、市人民政府「多樣化民考官機制」; 4.浙江省紹興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導入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 5. 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公共部門績效評估」; 6. 北京市人民政府績效管理辦公室「市級國家行政機關績效管理體系」; 7. 沈陽市瀋河區「誠信體系建設實踐創新」; 8. 重慶市「創建法治政府四項制度安排」; 9. 中共慶元縣委組織部「技能型鄉鎮政府建設」) 。

八、發揮現行政治體制的優勢,探索協商民主的新形式,擴大政府決策的民主化(民主決策或協商民主類入圍項目7項,占總數的6. 1% ) 。

在黨和國家著力推動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種民主形式中,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具有最重要的意義。民主選舉可以解決權力產生的問題,民主決策則可以解決權力的運用問題。對於民主政治而言,這是兩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在民主選舉方面,中國現行法律的制度授權相對不足,但在民主決策方面,現行的制度空間則相當廣闊。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動決策民主和協商民主方面作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但存在的一些問題同樣不可忽視:決策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一些好的做法遲遲不能在更大的范圍推廣,形式主義現象在各種協商民主和決策民主嘗試中比較普遍存在(協商民主或民主決策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貴州省貴陽市人大常委會「市人大常委會開放市民旁聽」; 2. 浙江省溫嶺市「民主懇談」; 3.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開放式決策」; 4. 中共河南省社旗縣委「實行領導幹部『下訪』制度」; 5. 成都市新都區「基層民主政治建設」; 6. 中共開縣麻柳鄉黨委、鄉人民政府「八步工作法」; 7. 中共乳山市委組織部「全面推進黨內民主」) 。

九、化解矛盾,加強治安,維護社會穩定(社會穩定類入圍項目7項,占總數的6. 1% ) 。

社會穩定是經濟快速發展和公民安居樂業的基本前提。穩定壓倒一切,是改革開放以來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基本策略。改革開放的過程,其實也是中國社會根本性轉型的過程。舊的利益格局瓦解了,傳統的管理體制打破了,正統的道德價值觀淪落了,這一切都引發了眾多新的利益沖突和價值觀沖突,從而使得社會穩定遇到了嚴峻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各級政府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從整體上維護了轉型時期的穩定局面,這種努力和成績必須充分肯定。但以下問題仍需要我們高度警醒:犯罪率居高不下,公眾的社會安全感明顯不足,恐怖活動成為新的威脅,民族地區的不穩定因素有增無減,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機制尚未建立,而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機制正在積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社會穩定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四川省遂寧市政法委「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 2. 內蒙古公安邊防總隊「草原110」; 3. 上海市浦東新區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預防和減少犯罪機制創新」; 4. 中共沈陽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訪工作新機制」; 5. 中共深圳市龍崗區委、區人民政府「『大綜管』信訪維穩機制」; 6. 中共尼木縣委、縣人民政府「寺廟管理服務機制創新」;7. 上海市浦東新區司法局「社區矛盾調解」) 。

十、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透明政府(政務公開類入圍項目6項,占總數的5. 3% ) 。

政務公開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事關公民的正當知情權和信息權,在信息化時代,這已經成為公認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其次,它關繫到公民對政府政策和官員行為的有效監督,沒有足夠的公開信息,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就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再次,它關繫到決策的民主化,決策過程和決策信息的公開是決策民主化的前提;最後,它還關繫到政府的廉潔,只有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真正遏制官員的嚴重腐敗。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政府在政務公開方面推出了許多重大的改革舉措,例如,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進行重大政策公示和官員任前公示等。但下面這些問題仍然不可忽視:政務公開的相關法律和制度機制很不完善,作為核心權力機關的各級黨委的政務公開明顯落後於政府機關,不少地方政府沒有切實履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決策公開性遠遠不能滿足公民的需求,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遲遲沒有建立起來(政務公開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江蘇省公安廳「執法告知服務制度」; 2. 烏魯木齊市七道灣鄉人民政府「少數民族地區村務公開」; 3. 中共沭陽縣委「幹部任前公示制」; 4. 湖南省長沙市人民政府「市縣鄉村四級聯動政務公開」; 5. 江蘇省淮安市信訪局「陽光信訪」; 6. 山東省青島市「『陽光救助』工程」) 。

十一、拓寬監督公共權力的渠道,加強對政府權力的有效監督(權力監督類入圍項目5 項,占總數的4. 4%) 。

公民對政府權力的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導致官員的腐敗, 這是政治學的公理。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的腐敗進入高峰期,至今仍沒有實質性下降。為了遏制嚴重的腐敗,黨和國家推出了眾多的反腐倡廉法規。在過去的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試圖另闢蹊徑,以加大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力度,例如,開始進行預算監督的試驗,這些新的監督形式意義極為重大。但在權力監督方面的突破性舉措不多,預算監督等重要的監督新方式得不到推廣,權力監督主要局限於體制內的自身監督,體制外的公民監督嚴重缺乏(權力監督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浙江省溫嶺市新河鎮「參與式預算改革」; 2.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行政復議機制改革」; 3.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在線監督』預算執行」; 4. 江蘇省徐州市賈汪區人民政府「公眾全程監督政務」; 5. 浙江省金華市審計局「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制」) 。

十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增大國有資產收益(國有資產管理類入圍項目5項,占總數的4. 4%) 。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除了實現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之外,所有制形式也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從原先的國家和集體所有制的單一公有制,轉變為國家、集體、私人和外資等多種所有制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如何防止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流失,並保持其增值,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成為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在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嘗試。但仍有許多重大問題沒有解決,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探索,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林地制度的改革、礦產開采管理體制的改革以及如何有效防止花樣翻新的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等等(國有資產管理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黑龍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林業產權制度改革」; 2. 廣東省深圳市「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 3. 安徽省舒城縣干汊河鎮「小城鎮公益事業民營化」; 4.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5.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人民政府「推行政府采購制度」) 。

十三、改革社區管理體制,促進城市居民自治(社區管理類入圍項目4項,占總數的3. 5% ) 。

快速的城鎮化、大量農民工進城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催生了當代中國眾多的城市社區管理問題。傳統的城市管理制度不僅嚴重損害外來居民的正當權益,而且也不適應戶籍居民的正當需求,並開始影響城市社區的和諧穩定。為此,一些地方政府先後開展了包括戶籍制度和社區管理制度在內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但是,這方面存在的問題仍然相當嚴重:現行戶籍制度造成了城市戶籍居民與非戶籍居民之間的嚴重不平等、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區管理都面臨著嚴重挑戰(社區管理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浙江省湖州市「戶籍制度改革」; 2. 中共深圳市鹽田區委、區人民政府「社區治理體制改革」; 3. 北京市石景山區「魯谷社區街道管理體制創新」; 4. 江蘇省南京市白下區人民政府「淮海街道管理體制改革」) 。

十四、擴大公民有序參與的渠道,推進人民民主的發展(公民參與類入圍項目3 項, 占總數的2. 6%) 。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公民參與是人民民主的實質性內容。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其政治參與的需求也隨之急劇增大。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的渠道,不僅關繫到人民民主的實現程度,而且直接關繫到社會的政治穩定。在公民政治參與需求日益增大的條件下,如果參與渠道不暢通,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壓力將不斷增大,輕則影響政府與公民的關系,重則爆發嚴重沖突,影響社會政治穩定。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央屢屢強調要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的渠道,一些地方政府也為此作出了積極的響應,但總的看來,這方面的探索嚴重滯後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需求:公民有序參與的渠道嚴重短缺,相關的法律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政府對公民參與處於一種被動應付的狀態(公民參與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北京市大興區清源街道辦事處「參與式社區治理與社區服務項目化管理」; 2. 中共深圳市南山區委、區人大「創建人大代表工作室(站) 」;3. 湖南省婦女聯合會「農村婦女參與村級治理」) 。

十五、改革完善民間組織管理體制,發揮公民社會的建設性作用(民間組織管理類入圍項目3 項,占總數的2. 6% ) 。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原先高度一體化的社會,逐漸分化為三個相互聯系又相對獨立的部分,即以政府組織為主體的國家系統,以企業組織為主體的市場系統和以民間組織(或社會組織)為主體的公民社會系統。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的興起,是改革開放給當代中國社會帶來的最重大的變化之一。原先對民間組織的管理體制已經嚴重不適應這一重大變化,為此,一些有遠見的地方政府開始探索新的民間組織管理體制,其著眼點不再是阻止和防範民間組織,而是積極培育民間組織,建立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夥伴關系,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積極作用。在培育公民社會方面,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是:現行民間組織登記管理體制已經不適應目前社會組織發展的需要,並形成了對民間組織健康發展的束縛;政府對民間組織的制度性和財政性支持不夠;民間組織與政府組織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從總體上說,現存社會組織的行政化色彩過重(民間組織管理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上海市普陀區長壽路街道辦事處「社區民間組織管理體制改革」; 2. 廣東省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 3. 江蘇省南京市民政局「社區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 。

十六、推廣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務質量(電子政務類入圍項目2 項, 占總數的1. 8% ) 。

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電子政務對於政府管理創新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事務的透明度,擴大公民參與的渠道。在過去的十年中,經過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動,許多地方政府紛紛引入了電子政務系統,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質量。這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地方政府之間在發展電子政務方面差距很大,許多地方政府缺乏電子政務的長遠規劃,不少已經建立的電子政務系統實際效率不高,電子政務的普及率與網民發展的速度不相適應(電子政務類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為: 1. 安徽省蕪湖市人民政府「政府利用網路實行政府與市民互動」; 2. 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人民政府「『一站式』電子政務新模式」) 。

通過對過年十年中一百多個地方政府創新獎入圍項目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決定性地影響過去十年間政府創新的主要變數,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大、政治發展的邏輯、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全球化的沖擊以及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與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標相比,中國地方政府在創新方面還存在著一些普遍性的問題,主要是對政府改革缺乏整體性和戰略性的長遠規劃,政府創新的內在動力嚴重不足,政府決策機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門化的明顯傾向,形式主義和「政績工程」在一些地方還嚴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創新舉措沒有及時地在更高的層面上加以制度化,黨委、政府和人大等公共權力之間缺乏明確的邊界與合理的分工,分權和監督機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在未來的十年中,生態平衡、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社會和諧、官員廉潔、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將是政府創新的重點領域。對於有遠見的決策者來說,政府改革的目標應當十分清楚,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責任、透明、廉潔、高效、和諧。

6. 如何培育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

「2014年10月15日，北京市南門倉社區事務自管會在北京中弘社會工作與志願服務中心推動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誰參加了會議，解決了什麼問題，有什麼感想……」北京中弘社會工作與志願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丁傳宗作為該組織的指導者參加完會議，一一記下這個社區社會組織成長的每個腳步。他坦言，社區社會組織目前仍然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國家社會治理方式轉型的大背景下，社區社會組織如何在基層落地生根，切實解決居民有效需求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共同話題。

並非只是自娛自樂

「社區社會組織應該是紮根社區，為居民提供服務的組織。」連日的奔波使杭州市上城區社會組織服務中心常務副主任閻軍楠聲音略顯疲憊。

與很多人認為社區社會組織是社區的自組織甚至有些人認為社區社會組織只是自娛自樂的組織不同，閻軍楠更看重社會組織能否切實紮根在社區，是否能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這種認識來自於對汶川地震的反思。汶川地震中，社會組織數量出現井噴，然而很多社會組織卻並沒有留下來。這使他認識到社會組織的長久生命力在於紮根本土社區及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務。

為此，閻軍楠在杭州市上城區探索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培育社會組織，以社會力量整合促進社會組織發展，以社會組織的發展助推基層社會管理創新——上城區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模式，簡稱為「以社孵社、以社促社、以社助社」的「三社聯動」發展模式。

走進上城區各個社區，會發現各類社會組織蓬勃興起，形成了生活互助、紅色文化、居家生活等各種主題的社區社會組織公益服務網路；在養老、求學、找工作、看病等百姓需要的方方面面，社區社會組織都能及時提供便民服務；另外，社區文化生活豐富了，社區治安也越來越好，形成了社區和諧的局面，凸顯了社區社會組織治理的作用。

「社區社會組織並非只是自娛自樂。」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周紅雲在調研中發現，居民會逐漸開始關注社區環境、孤寡老人照顧等帶有公共性和社會性的問題。這一點與閻軍楠不謀而合。她認為，在社會治理的大框架下，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是以滿足居民需求、提高其服務能力為基礎的。

離滿足居民需求還差很遠

2011年底，中共北京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工作人員劉軒做的《北京市社區社會組織的調查研究》顯示，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社區社會組織按社區社會組織活動領域劃分，文體活動類佔47.1%，生活服務類佔6.8%，社區事務類佔16.2%，志願服務類約佔21.6%，其他組織佔3.5%。

「目前，社區社會組織自身發展結構仍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文體活動領域，而進入社區公共服務和公益領域如社區治安、環境維護、助老托老等領域的社區社會組織十分有限，沒有形成種類齊全、觸角廣泛、體系健全的格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周宇宏說。

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講師康曉強認為社區社會組織的發育基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及相伴隨的社會轉型，其成長的動力源自公民的社會需求結構。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鄭琦在對北京市朝陽區城市社區社會組織進行調研時發現，25歲以下的居民最希望建立社區便民服務和共同興趣類組織，45歲以下居民比45歲以上居民更關注社區便民服務和社區建設。由此可見，社區居民對社區社會組織提供便捷服務有所期待。

在丁傳宗看來，通過梳理社區社會組織目前提供的服務和居民服務的需求來看，社區社會組織在挖掘居民內在需求，滿足居民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方面還差很遠。

閻軍楠強調如果不抓好社區居民的內在需求，那麼社區社會組織所做的工作便不具備針對性，也無法實現社區社會組織在基層落地的問題。在他看來，社區社會組織挖掘居民需求的能力甚至比籌資能力更為重要。

政府和社會協同發力

閻軍楠認為如果沒有政府和社會力量等多元治理主體的協同合作，「三社聯動」模式也不會成功。

上城區社會組織服務中心通過社區公益創投「相親會」，使多方資源匯集社區公益項目的服務。2013年，組織街道範圍的公益創投，僅望江街道便有50多個公益項目，籌措金額138萬元。而組織全區社區層級的公益創投，入圍100多個項目，籌集資金470多萬元，惠及居民11萬人。這不僅為社區社會組織提供了可持續的資金支持，還調動了政府、居民、社區社會組織、企業等多方力量共同參與社區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閻軍楠認為社區社會組織服務中心雖然是民非，但是卻藉助了政府的資源，才全面鋪開了「三社聯動」模式。

丁傳宗在南門倉社區事務自管會的項目中也發現，如果沒有政府購買服務支持的社工助推社區社會組織1+1項目，沒有專業社工的培訓與指導，南門倉社區事務自管會不會有現在的成長。

「其實，通過這些模式發現，社區社會組織的孵化與培育很多都是由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來進行的，但其背後都有政府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周紅雲說。同時，她認為隨著社會組織的發展，僅靠民政部門來扶持已經遠遠不夠了，政府需要通過在政策、資金上予以扶持，但未必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在實操經驗及專業上不如專業的社會組織有優勢。在她看來，政府扶持第三方來培育社區社會組織，加強協調合作是可行性選擇。

「社會組織在社區將大有可為。」在采訪中，閻軍楠一直強調此觀點。他認為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不需要多麼「高大上」的理論，而是要根據本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運用社工方法，讓居民知道自己是社區建設的主體之一，而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然後，通過組織化的方式實現社會良治，切實解決社區建設多元主體動員問題及社區居民沒有歸屬感的問題，從而實現社會治理轉型。

7.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介紹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於2000年聯合創辦，每兩年舉行一次，已舉辦4屆。第五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評選活動從2009年4月10日正式開始接受項目申請，9月30日截止申請，2010年1月舉行選拔及頒獎大會，計劃評選出10個優勝獎項目。

8. 陳家剛的介紹

陳家剛，男，漢族，1969年11月出生於河南省固始縣。200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專業領域及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當代中國政治、協商民主1。

9. 陳雪蓮的介紹

陳雪蓮，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副研究員，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社會調查研究室主任。

10. 民主通過什麼方式體現出來

現代民主政府的建構、完善與發展，也必然走創新之路。實踐的發展要求一個民主的政府需要從理論、制度、技術和機制等幾個方面進行創新，完善民主制度，提高民主程度。

1、理論創新。民主政府理論的創新是規范民主政府建設的理論依據。首先，理論創新是民主理論本身的特徵，從古典民主理論，到近代民主理論，以至社會主義民主理論，民主理論總是隨著實踐的發展在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其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全球化趨勢的迅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創新也變得尤為重要。只有在實踐基礎上發展和創新社會主義民主理論，才能更好地從事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理論創新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研究和回答社會主義時期民主建設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以群眾的社會實踐為智慧源泉，總結和升華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以現實為基礎，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

2、制度創新。民主的制度創新是指規范民主實踐的制度結構，各項具體的政治制度設計和安排。在我國現階段，民主的制度創新主要在於充分利用、挖掘現有制度設計中「空置」的民主資源。我國憲法對公民權利、選舉制度等設計還存在很大的利用空間。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民主設計的最主要體現，也需要更多的實踐來實現其制度允許的原則和價值。民主創新在這里也意味著將民主的制度設計充分的運用於實踐之中，在實踐中操練民主。

3、技術創新。民主的技術創新，是指在實踐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具體的程序性安排。民主是實質民主與程序民主的統一，缺少實質的民主是沒有靈魂的，而缺少程序的民主則是空泛的民主。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價值主要是因為缺乏具體的程序性設計而無法完全體現出來。近年來，隨著我國基層民主實踐的逐步推開，民主的技術創新也開始進入理論與實踐的視野。以村民自治為例，村民民主選舉中的「秘密寫字間」或者「劃票間」的設計，就是民主技術創新的典型。民主政府的建構必須以民主程序、民主技術的具體設計為基礎。只有這樣，民主才是具體的、現實的。

4、機制創新。推行民主和透明的政治運行機制，是實現民主政治的關鍵環節。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導致利益分化與重組，也改變了傳統的利益表達方式。因此，面對由市場經濟發展而誘發的利益多元化及利益表達的多樣性時，政府機制必須能夠做出調適以化解非制度的、極端的利益表達所誘發的政治壓力甚至動盪。就具體的機制而言，建構與發展協商民主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關鍵。協商民主是指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參與者能夠理性表達自身利益並充分考慮他人的偏好，在討論、審議和偏好轉換中達成共識，從而賦予立法和決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協商民主為多元利益表達提供了平台，為社會利益主體達成共識准備了空間，為立法和決策拓展了合法性基礎。因此，在實踐中大力發展協商民主將是我國民主政府機制創新的重要環節。

（三）民主創新的具體方法

遵循民主創新的原則和層次，各級地方政府在進行民主創新時，首先必須堅持學習的方法。作為一種政治文明，民主是外來的。傳統中國沒有本土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實踐，因此，我們必須從世界政治發展的歷史中學習、借鑒各種民主政治的先進經驗和做法。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的情況千差萬別，不同地區、環境和不同時間的政治實踐產生的結果也會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民主創新在時間上表現出來的差序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後來者完全可以在學習先行者的基礎進行民主創新。學習型創新可以吸收前人的經驗、教訓，可以在此基礎上以更完善的設計實踐民主。

其次，民主創新必須堅持試驗的方法。民主價值是普遍的，但民主制度在各國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國內各地之間的具體民主程序設計也可能表現出不一致。因此，某種具體的民主創新是否適合本地實際情況完全是未知的。只有試驗、嘗試，才能夠總結出民主實踐的基礎、條件，從而最終促進民主的發展。

結 論

在人們的印象中，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方面，政府的改革與創新，或者說政治體制的改革一直沒有多少起色。實際上，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我國黨和政府一直在努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政府的民主建設。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就指出，在國內各項政策中，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 民主政治建設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如果深入到中國政府的實踐中去，我們就會發現，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政府改革與創新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首先，國家出台了許多促進民主政治建設的政策法規，例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行政許可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等；其次，各地的政府在諸如改革傳統政府體制，實現決策民主化，推廣並完善選舉制度，加強權力監督與制約等方面已經做出了成功的嘗試。地方政府的這些民主創新，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提供了新鮮的材料和經驗；再則，政府創新的理論研究與實踐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聯合發起的「中國地方政府改革與創新」項目，按照科學的學術標准，從民間的角度對政府行為進行評估和獎勵，有效地推動了地方政府的改革實踐。

當然，由於歷史與現實各種因素的影響，加強民主政治建設的努力還面臨著許多的問題，如傳統對民主建設的制約、民主創新對既有體制的沖擊、民主創新的可持續性與推廣、建立健全黨內民主等等。但是，正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才會更進一步地促進我們在理論上思考民主創新的基礎、條件與制度設計，促進我們在實踐中進行更具創造性的努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政府的民主建設也必然會越來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