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訪問印尼

⑴ 北京自然博物館鎮館之寶 急！！！！！

148件國寶級標本在北京自然博物館首次亮相

有朱德總司令80歲壽禮 有乾隆皇帝珍藏的氂牛角 148件標本中有許多是國寶級的「鎮館之寶」

八大看點 麝牛「見證」尼克松訪華

自然博物館開辟出澳洲特有動物展廳 搬出了製作精良的珍禽異獸標本 首次亮相的孔鳥能叼起小汽車

北京自然博物館標本部主任、古生物專家王文利說，自然博物館明天要拿出來展出的148件標本中，有許多是國寶級的「鎮館之寶」。

作為標本，它們的珍貴之處不僅僅是因為年代久遠、稀有、研究價值大，或是揭開了生命進化中的某個懸疑，還在於它們是一段歷史的見證。

看點之1

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的饋贈

葫蘆結出木瓜如意

王文利主任說，建館至今，自然博物館一直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本次展覽上將展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轉送的珍貴禮品標本近20件。

靈雀窩和高鼻羚羊角標本是1954年全國人民慰問解放軍代表團贈送給毛澤東主席的。這兩件標本仍被裝在當年的禮品盒中。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標本——「木瓜如意」。整個如意長約半米，是用一整個葫蘆製成的，其造型和圖案全部是在葫蘆生長過程中用壓模方法使葫蘆依勢長成的。這個如意是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我國近代實業家陳叔通先生贈給朱德80歲壽辰的壽禮，是陳老家的傳世珍寶。

看點之2

「見證」中美友好的麝牛標本

老飼養員不禁落淚

精品廳展示的標本中，有些是有著重大歷史背景的。其中，來自北美的麝牛是最具代表性的。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前冥思苦想，不知該送中國人民什麼禮物。最後，他決定贈送一頭北美的特色動物——麝牛。

這頭麝牛來中國時是活著的，在北京動物園安了家。幾年後，麝牛死了，自然博物館便將其剝製成標本保存。

前幾年，中央電視台曾來自然博物館製作節目，還特意請來了當年飼養這頭麝牛的老飼養員。老人一看到這頭麝牛的標本，不禁流下了眼淚，說：「它哪都好，就是脾氣不太好，有時挺任性的！」

麝牛身長約3米，體態健壯，一身深褐色的毛垂得很長。標本剝制精美，栩栩如生，難怪老人會見標本而落淚。

看點之3

來自紫禁城的皇家珍藏品

夜光蠑螺容納百川

自然博物館建館之初，大多數標本來自各種渠道的捐贈，其中有一部分極品曾經久居深宮。

在皇宮收藏標本展位里，一對氂牛角色澤剔透，額骨的中央刻有青藍色的滿文，上面記載著這是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4月17日由當時的理藩院侍郎贈送給乾隆皇帝的。

一同展出的還有兩只夜光蠑螺。一隻雕刻著一條盤龍，極富動感；另一隻體積略小，繪有一組山水人物。

王主任介紹說，珍珠層如此厚且光澤度這么好的蠑螺極為罕見，即使在皇室收藏中也堪稱上品，其價值難以估算。

看點之4

蝴蝶翅膀拼成的「蝶趣圖」

燈下映出斑斕五彩

在標本樓2樓樓梯，迎面懸掛著一幅藍色的「壁畫」，名為「蝶趣拼圖」。其實，它是由巴西特有的蝴蝶拼制而成的。正中間是一隻完整的「歡樂女神蝶」，周圍全部由小閃蝶的翅膀拼成。

據介紹，拼成這幅圖共用了200多隻閃蝶的翅膀。從不同角度看，拼圖呈現出的是不同的光澤和色彩，時而幽藍，時而碧綠。而且，打開不同的燈光，其色彩也不相同。

「蝶趣拼圖」是由原我國駐巴西參贊從巴西帶回國的。就在前不久，他將拼圖贈給自然博物館收藏。

看點之5

狼鰭魚凝固在1.24億年前

火山埋藏奇幻世界

在3樓展廳門口的對面牆壁上，懸掛著一幅巨大的化石圖畫「戴氏狼鰭魚圖」。這塊化石形成的年代是距今1.24億年前。

狼鰭魚是中生代時期東亞地區特有的淡水魚類。畫面中約有上千條狼鰭魚，它們正在河湖淺灘捕食戲水。可就在這時，火山突然爆發，它們頃刻間就被大量的火山灰迅速埋藏，凝固在了那個遙遠的瞬間。上千條狼鰭魚都還保持著被埋藏的一瞬間的姿態，連魚刺、魚鱗、頭尾、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

狼鰭魚是我國發現最早的真骨魚類，這塊保存完整的化石更堪稱稀世珍品。

看點之6

獨一無二的模式標本

堊齒犀正洗泥沙浴

模式標本是最早發現物種時的奠定標本，它的特點是世間僅有，獨一無二。通常是由發現者自己來為標本命名。

明天的展覽上約有10餘件自然博物館研究人員找到的模式標本，包括精美的琥珀、蝴蝶、飛禽、蟹類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3樓展出的產自寧夏、甘肅一帶的堊齒犀，直到現在，它的半個身體居然還被埋藏在沙地中。

王主任說，堊齒犀是自然博物館研究人員首次建立的新種，其名稱也是由發現者創立的。

看點之7

首次公開展示罰沒珍貴標本

興義龍曾遠渡重洋

明天的展覽上，將首次展出一批被罰沒的珍貴標本。其中包括：美國和中國海關合作，在美國聖地亞哥罰沒的「興義龍化石」；北京市工商局宣武分局罰沒的「鸚鵡嘴龍化石」；朝陽區小關派出所罰沒的距今約1.2億年前的「恐龍蛋化石」等。

這些標本都是首次在公開場合展出。王主任說，近年來，一些貪利之徒偷偷地將我國珍貴標本和化石帶到國外，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最可怕的是，這些珍貴的標本常常被切割，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看點之8

澳洲特有動物池塘邊大聚會

袋熊鴯鶓各得其樂

為了再現動物生存環境，自然博物館還將3樓展廳的整個右側展位用來展示從未展出過的澳洲特有動物。

在約10米長的展位中，遠處是蔚藍色的大海，腳下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著14種澳洲動物，有澳洲鱷、鴨嘴獸、鴯鶓、紅袋鼠、樹袋熊、環尾袋貂等。它們有的在樹上攀援，有的在湖泊中小憩，還有的正在草地上覓食……

王主任介紹說，這批動物標本是澳大利亞堪培拉博物館贈送給自然博物館的。

本版撰文/記者 汪紅

1東北虎

標本室的專家正在把東北虎的整體標本安裝在標本架上。

與以往自然博物館陳列的大型哺乳動物標本相比，這次的展品無論從毛色、品相還是剝制工藝上都是頂級的。特別是這些動物的動作和神態，更是活靈活現。

2大極樂鳥

這是1963年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印尼友人贈送的印尼特有鳥類大極樂鳥的標本。

3金剛鸚鵡

這是李先念贈送給自然博物館的金剛鸚鵡標本。

金剛鸚鵡是南美特產。

這只鸚鵡標本體型高大，足有0.5米高，毛色亮麗光鮮，極為罕見。

4孔鳥

這是紐西蘭政府贈送給自然博物館的孔鳥標本。這只孔鳥高約2.3米，腰彎著，頭微微昂起，形態極為逼真。

關於孔鳥的生存年代一直是有爭議的，有人推測它在距今300年前左右就滅絕了，但也有人聲稱在航海時見過此鳥。

孔鳥的身材高大。據傳說，最大的孔鳥科鳥類身高約10米。有專家估計，它的嘴能叼起一輛小汽車。

⑵ 劉少奇對新中國成立做出哪些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50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並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規定了方向。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六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劉少奇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參與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使國民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從1963年到1966年，他先後到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塞、越南、朝鮮、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進行了友好訪問。

⑶ 紅幫文化的紅幫人物

王才運，奉化江口王漵浦村人。
王才運父親王睿謨，早期在上海做裁縫，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譜》，記述了王氏家族的歷史。光緒庚子(1900)，王睿謨在上海站穩了腳跟開起服裝作坊，為紅幫早期創業者之一。
王才運，1879年生於王淑浦，13歲離家去滬當雜貨店學徒。其時外籍駐滬者逐漸增多，而一些開始修補西服的裁縫因技藝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發生，有志者便東渡日本，北上海參威、朝鮮等地學藝。王才運在雜貨店三年滿師後，恰逢其父王睿謨自日本學做西服返滬。親屬長輩見才運為人機靈，有股鑽勁，便叫他改行隨父學裁縫，專做西服。起初同樣是「包袱店」，即用進口毛料零買零做，積累資金。當時的大多「包袱店」是來料加工，純屬手工作坊型，只賺些加工費糊口。而王才運的「包袱店」則是從備料入手，可讓來店量制西服的顧客先行挑選面料里料，並備好紐扣等各種附件，配套縫制。店中融門售與加工為一體，恰好高人一籌，便有了較多的利潤，初步積累了一些資金，遂在「包袱店」中脫穎而出，在上海小馬路處租了間店面，開設了一家「王榮泰」西服店（「榮昌祥」的前身）。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有了一定的資金和技術人才的基礎，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資助，於1910年在南京路（即現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開設了「榮昌祥」呢絨西服號。
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為3層建築10開間門面，店外燈光輝映，店內裝飾講究，在當時頗具氣派。為擴大經營范圍，王才運親自到奉化家鄉來物色人才，招收較為年輕而聰明伶俐的親屬鄉鄰當學徒，滿師後即為職工。那時的「榮昌祥」已頗具規模，一樓鋪面辟為商場；二樓前半部分經營呢絨批發，後半部分則為裁剪間、工場間和配料間；三樓一半仍是工場，一半為職工宿舍。這是當時滬上第一家有規模、有鋪面又有工場的工貿合一的西服商店。開業伊始，因當時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開發，該店的地段尚屬偏僻。但民國以後，市中心逐漸向西延伸。並隨著發辮剪割，服飾趨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國人如官僚買辦、律師教授、醫生商人、洋行職員、駐外使節、富家子弟、洋場闊少及留學生等都趕起時髦來。一時西裝革履蔚然成風，這是第一次中國西服熱。於是，「榮昌祥」在規模和檔次上又上了一個台階。王才運第二次從家鄉招去大批學徒，又從日本、朝鮮等地聘來華工師傅精心傳授西服工藝，可謂博求人才，廣育後輩。其盛時擁有職工100餘名，其中商場30餘人，工場間及裁剪人員70餘人。經營范圍除擴大呢絨零剪和批發外，以定製西服為主業，兼營西服所需的各類配套商品及飾物，諸如襯衫、羊毛衫、領帶、硬領、領結、領夾、呢帽、「開普」帽、吊襪帶、皮鞋、鹿皮絨鞋罩直至大衣、禮服、晨服、睡服等應有盡有，花色俱全。單以袖口紐及領帶夾為例，就有銀質、14K鍍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規格。1916年，王才運合夥三人拆股，「榮昌祥」獨資達10萬銀元之巨，成為當時上海最著名最完備的呢絨、西服及西服配套產品的大型專業作坊和商店。
王才運出身裁縫門第，他從不滿足於現狀，墨守成規，而是博採眾長，兼收井蓄，不斷進取。為提高西服的檔次，增強與外商的競爭力，他一方面從英國訂購西服樣本，使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另外，又從日本、朝鮮、海參崴等地重金聘請出類撥萃的華工裁縫，還通過「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國、義大利等國廠商定貨。高檔的備料，充裕的貨源，為「榮昌祥」的發展奠定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高超的技術，周全的服務，使「榮昌祥」在中外顧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譽。隨著「榮昌祥」的繁榮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漢口、青島、廣州、廈門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紛紛前來選料定貨。
王才運的「榮昌祥」，伙計和學徒大都來自奉化王漵浦，有子侄一輩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親戚。他深知「功以才成、業由才廣」，不管是親非親，同等待之，從嚴管教。凡初涉西服業者，一律先到工場實習，在學會服裝結構、裁剪技術和縫紉手藝後，再視其品行和特長，有的留在工場當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營業員，有的做管理人員。去工場的，先要拜師，然後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漸進。掌握各種面料的性能，各種服裝的款式，按顧客的身材、氣質，靈活運用，謹慎操作，精心縫制。到商場的必須學會量、算、裁、試4項基本功，練習過硬本領。王才運還聘請文化教員，店堂打烊後，即組織學徒學習國文、英語、珠算、會計等課程，並明立制訂了18條店規，嚴格管理員工，文明熱情待客。王才運培養了服裝行業不少優秀人才，從「榮昌祥」出去自立門戶的有20餘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開西服店，與「榮昌祥」遙相呼應。王才興、王和興兄弟，開設王興昌呢絨西服號干南京路807號；王來富，開設王榮康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815號；王輔慶開設王順泰呢緘西服號於南京路791號：王廉方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於南路781號；王士東、周永升合資開設匯利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775號；王正甫、王介甫兄弟開設洽昌祥西服號於廣西北路346號；王繼陶開設匯豐西服號於靜安寺路429號；孫永良開設順泰祥西服號於貴州路；王增表開設開林西服號於南京路957；王豐萊開設王榮康西服號於重慶路。他們都在南京路的繁榮和西服業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運嘔心瀝血，為紅幫裁縫這支隊伍的壯大和總體素質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身處十里洋場的王才運，目睹各國租界和帝國主義的肆意掠奪，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譽和「榮昌祥」的品牌，被公推為上海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會長和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副會長，並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董事。在風起雲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個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積極響應五四運動，聲援五卅慘案斗爭，領導南京路商界參加罷市斗爭，又竭力抵制日貨，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國主義蠶食中國的囂張氣焰。1926年春，王才運為實現「不買不賣洋貨」誓言，他決定棄商歸里，把「榮昌祥」交給王宏卿經營。王才運把大部分資產以分紅的形式分給門生子侄們，這批昔日「榮昌祥」職工有了分紅資金開始自立門戶，獨立打拚，形成了紅幫裁縫在上海灘百舸爭流的場面。王才運攜家眷離滬回鄉，被人們譽為「模範商人」。這表明王才運在紅幫人中享有崇高聲譽。
1927年王才運被公推為鄞奉長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主任，王才運不負眾望，全力以赴，為早日實現甬臨線旅客往來自由而盡心盡責，後浙江省公路局要將此段公路收歸省辦，並委任王才運主任之職，因王才運不願與官方合作而推辭。 王廉方，江口王漵浦人。他所創辦的「裕昌祥」是當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榮昌祥」、「王興昌」、「王榮泰」、「王順泰」、「裕昌祥」、「匯利」）之一。這6家西服店主均來自奉化王漵浦村，上海人稱之為「南六戶」。「裕昌祥」店面與「榮昌祥」隔路相望，其規模雖略小於「榮昌祥」，但卻有其自己的經營特色。王廉方也是當時很有名望的愛國商人。
王廉方於20世紀初在堂兄王才運的幫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榮昌祥」學藝，因其年輕好學，不久便當上了帳房，且學得一手「左手稱盤右手筆」的絕技，店內記帳、盤存、核資，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顯露出理財的天資，幾年後，不僅善理帳籍，且精西服的經營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別堂兄王才運，在南京路781號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四開間門面，中英文招牌，一樓當店堂，二樓是作坊，三樓為卧室。
「裕昌祥」始辦時，專做西服，產品單一，和別的西服店一樣，或來料加工或看樣定製，兼營少量呢絨。民國初年，繁瑣的封建婚禮開始改革，簡化儀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禮服，當時上海一些著名學校的師生帶頭發起集體婚禮，時稱「文明結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紗。然而，這—襲禮服，尤其是號稱大禮服的燕尾服，價格昂貴，婚禮中只穿一次，就墊箱底了，實在遺憾。王廉方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別出心裁地及時推山婚禮服出租業務，博得了社會的歡迎，名利雙收。
經過幾年的商場搏擊，「裕昌祥」發展到有員工近30人，逢旺季還得另雇員工加班加點。日積月累，資本增多，王廉方憑著理財和經營的天資把重心由西服轉到呢絨生意上來。並與女婿鄔榮甫聯手，王廉方在外進料接洽業務，女婿在店內分理銷售，零批兼營，大小生意一樣對待。如此運作，自然生意興隆，「裕昌祥」的營業額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於光華大學附中畢業，此時，王廉方因積勞成疾，於是讓兒子接替了他的事業。兒子因少時即對西服和呢絨業務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兒子接班後，便將精力放在新興產業和社會福利上。先後開設了「大華氧氣廠」、葯業銀行、「富華保險公司」等實業。他愛國愛鄉、熱心慈善事業，急公好義，德高望重，在滬奉兩地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舉其要者如下：
（一）聲援納稅華人會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組織華人納稅會，函告公部局，推選5名華董作為顧問，進入工部局就職，以爭市民權，體現愛國心。經過半年交涉，進展緩慢，西方列強推三阻四，企圖取消華人納稅會章程中的某些條款。以王才運為首的南京路商界聯合會團結民眾，奮勉催進，王廉方褒貶是非，愛憎分明，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在幾次會上與余華龍、倪念先、萬選青、費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陳詞，就華董顧問就職問題，列論是非曲直，理正詞嚴，痛斥帝國主義，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大無畏的斗爭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島」，日寇派飛機瘋狂轟炸閘北、南市區，大批難民流連失所，有的死裡逃生到租界避難。王廉方與熱心人士一起舉辦難民收容所進行救濟。以後又為抗日的十九路軍辦過傷兵醫院，他幾次冒著呼嘯的子彈，搶救受傷戰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勵部隊抗日。
（二）資助奉化孤兒院
王廉方羈旅思鄉，始終關心奉化的社會公益益事業，熱情扶持慈善事業。在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會長時，他扶貧濟困．樂善好施。又投資鄞奉汽車股份公司，促進家鄉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嬰堂基礎上創辦孤兒院，救助縣內困苦顛連的孤兒，教育引導他們以學自立，增進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盜賊四起，困難重重，王廉方聞訊帶頭認捐，一次捐贈310元，後從1930年起，每年資助60元。孤兒院以「忠恕勤儉」為院訓，開展勤工儉學，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兒成人自立。同時，他又捐款捐田資助家鄉的漵浦學堂。
（三）籌建同業公會，興辦職業學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業同業公會．王廉方出任公會理事長。作為一個獨立的自然行業，王廉方走馬上任，不管事務紛雜，家業牽累，團結本業同仁，促進西服業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以江輔臣、夏筱卿、唐瓊相為主，奉命整頓。1940年3月，借寧波旅滬同鄉會會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業同業公會」，會上經民主選舉，6l歲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長。在兩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獨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訓，雖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陳漢泉等17名理事監事配合下，他經常出入南京東路大慶里40號會所，對公會下設的西服組、海員服裝組、調查科、財務科、總務科和同業福利會、勞資協調會作具體指導，上承下達，任勞任怨。他經常抱病工作，四處奔波，為維護同業的福利和業務的開拓，作山了貢獻。兩年以後，他雖然不擔任同業公會理事長，還兢兢業業，關心和支持公會的重大事務。在王宏卿等創辦上海市西服工藝職業學校時，他捐款1120萬法幣．作為建校基金，不收回報，後來得知學校開辦經費緊張，購置設備困難，他親自出面與「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協商，懇請他們慷慨資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漵浦人，原名嘉讓。15歲遵父命從家鄉至滬，隨族叔王才運在「榮昌祥」當學徒。在師傅的嚴格訓導下，王宏卿學習奮發，技藝絕佳，且能用英語熟練地同外國客戶洽談業務。3年滿師後便在「榮昌祥」當伙計（營業員），工作認真負責，深得王才運的喜愛。
「五卅」後，王宏卿受師傅委託，接替了「榮昌祥」。他悉心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改變過去的經營方式，並進一步開拓團體制服業務，發展留學生出國西服生產，承接鐵路員工號衣和航空軍校學生制服等訂單，後又承製軍服、雨衣，增大呢絨批發量，使「榮昌祥」始終保持了興旺發達的勢頭。
20世紀30年代初，廣東巨商籌建大新百貨公司大樓，擇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榮昌祥」的店址在內。「榮昌祥」得到一筆賠償金後遷至原址對面營業。由於僅有低層鋪面，無法開設工場，於1933年再次遷到南京東路782號。新址系一幢雙開間假3層房屋，比較寬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裝修，分設商場、試樣室、帳房間、經理室、裁剪間、上下兩個縫制工場、職工宿舍及休息活動場所，又調整了經營范圍，確定以呢絨西服、團體服裝為主業。
名師出高徒，「榮昌祥」先後培養門生林天石(後任志翔服裝廠經理)、蔡和鳴(後任中國皮鞋店經理)、李舜耕(後任景華西服商店公方經理)、胡沛天(後任春秋服裝商店公方經理)、水永銘(後任上海絲綢公司批發部負責人)等20餘人。還派遣蔣月卿去日本學習西服專業，向歐美長期訂購西裝時新樣本，及時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榮昌祥」的工藝、款式，質量不斷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將歐美新出版的西裝時裝樣本，分售給同業客戶，使同業共同獲得國際服裝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業共同提高。同時擴大承接軍服及團體服裝業務，做鐵路呢制服，他派專門技術人員在鐵路沿線各站，按人量體，務使鐵路員工穿上合身的制服。這種服務方式深得鐵路當局及職工的好評。為了做好出國留學生出國前西服定製工作，「榮昌祥」每年派出技術人員去北京清華、燕京等大學為學生量體、試樣。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王宏卿會同周永升（匯利西服店經理）、莫高明（亨達利鍾錶行經理）、毛釗炳等著名商人到內地，克服種種困難，籌建華南被服廠，為抗日出力。先在漢口，後遷香港，再至祁陽等地辦廠，生產軍需服裝、被頭、水壺等物品，供給前方將士需要。「榮昌祥」仍留上海繼續營業，為了前方的需要，他從上海抽調了一批技術管理人才、縫紉設備和原輔材料，支援華南被服廠並提供後勤保障。華南被服廠雖屢遭敵機轟炸，但仍輾轉內地，堅持生產。從王宏卿身上，充分體現了民族工商業者的愛國主義精神。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榮昌祥」業務，並悉心整頓，重整旗鼓。又開設了「華東雨衣廠」和「光華皮鞋店」，使「榮昌祥」的業務量得以不斷的增加。
王宏卿在擔任上海市同業工會理事長時，殫精竭慮，為西服事業的發展盡心盡責。他多方奔走、協調，並在同業公會中集資，在宋公園路開辦了上海市西服職業學校，學生由同業公會內每個會員企業單位保送。學生免費學習，學費由保送會員單位支付，使學員一心一意學好西服技術。該校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培養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業西服製作技術更上一層樓，對培養西服業專業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會上的合法身份，積極擁護和平民主主張，他的經理室經常成為中共地下黨員蔣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會議場所。有一次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槍殺「銀元販子」(實際是進步人士)時，而附近的「榮昌祥」經理室里地下黨同志正在開會，卻安全無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業工作外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949年後曾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聯委員、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購買折實公債、申請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則，積極帶頭，為帶動同業作出了貢獻。1953年因「左」的路線影響，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橋村人，8歲上學，小學畢業後，託人介紹，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學藝，因戰亂兩次回家避難。1941年滿師，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順泰主管業務和裁剪，並以出眾的才華和技藝深受老闆的賞識和職員們的稱道。抗日戰爭勝利後，年輕有為的余元芳離開了王順泰，自立門戶，以一身好手藝招來了一群群客戶臨門。當時，好些國民黨的高官都上門找余元芳製作西服，如張嘉璈，貝聿銘之父貝祖貽，李鴻章侄女婿劉攻塵等。
1949年2月，與其兄余長鶴在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一樓大廳開設波緯西服店，承接各國領事館、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制服業務，一時門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門路。後因當時大批蘇聯專家支援我國建設，就住在上海大廈，經常到波緯做西服，有時一天能接40多套業務，余長鶴忙不過來，於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聯手。當年6月初，余元芳進入波緯，男女服飾全做。並以精工細作、款式新穎、交衣及時而頗受好評。當時的陳毅市長，劉曉書記，潘漢年、盛丕華副市長，以及華東局的譚震林、吳克堅、魏文伯、陳丕顯、谷牧等先後找余元芳定製過西服，一時波緯的店堂外面，小轎車首尾相接，顧客應接不暇。
1955年，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在北京做了西服，接連改了幾次，仍不滿意，專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託余元芳擔此重任。余在兩天時間內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魯試穿，結果十分合適。回京後小尼赫魯與彭真說起此事，面臨日益頻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長指令到上海挑選一批服裝名店和技師來京，帶動首都服裝業。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長鶴和波緯14名職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門飯店。考慮到外賓和中央領導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緯搬到東交民巷28號，並與遷京的萬國時裝合二為一，由余元芳任經理，於1957年4月18日隆重開業。
波緯服裝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館區，出入中南海，可謂顧客雲集、名揚京師。好多業務都是直接為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服務。余元芳先後為劉少奇、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賀龍、羅榮桓、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製作過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裝等服飾，為劉曉、黃鎮、姬鵬飛、伍修權、丁國鈺、徐以新等外交使節和西哈努克、恩克魯瑪、卡斯特羅等外國元首也做過西服。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周總理的內衣外套，幾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國訪問，或參加重大國際會議，或會見外國貴賓，周總理總是委託余元芳准備中山裝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總理安排到會見廳，目測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妻子、王子。隨後，余元芳便為他們三人做大衣和西裝。過了兩天，衣服交貨，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後拍手叫絕，可見余元芳技藝之精。
1964年4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東南亞4國，隨同出訪的有外交部長陳毅,副部長黃鎮、喬冠華和國務院外事辦的官員共百餘名，他們的西服都到波緯來定製。余元芳率領10多位一流的裁剪、縫紉技師，下榻釣魚台國賓館，夜以繼日突擊工作，出訪前所有服裝相繼完工，受到劉少奇的稱贊。劉少奇主席訪問了印度、緬甸、柬埔寨、越南回國，准備下一輪赴印尼訪問。在昆明作短暫停留時，劉少奇主席吩咐外交部用專機接余元芳到他的住處，再給他的服裝作了一番修改。文革中，劉少奇主席遭批鬥至死，余元芳被戴上反動資本家帽子，遣送回鄉，與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勞動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實政策，回到北京，此時波緯服裝店已更名「紅都」，余元芳老經理復出，被任命為顧問，直至退休。 據奉化市江口鎮王漵浦村《王氏宗譜》記載：「昌乾公，從事工業，先王母俞氏，以紡織佐之，艱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時，二子睿謨公，字立華，僅7歲。王睿謨13歲時，繼承昌乾公家業，工余做小販,補家用不足。王睿謨24歲結婚後，赴上海工作。」他37歲時，伯父病危，二家合而為一。家中生寡食眾，王睿謨仍在上海就業。打工之餘，憑他做裁縫活的本領，經常做些衣服，賺錢補貼家用。王睿謨39歲那年，適逢日本明治變革，產業發展，勞動力緊缺。王睿謨打算東渡打工賺錢，維持全家生計。開始，他的主張遭母親拒絕。後來，由於上海生意蕭條，王睿謨走投無路，再三懇求母親讓他去日本，終於得到允許。大約在1885—1886年之間，王睿謨在日本勤學苦練，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訣竅。1891年，他與幾個同鄉回到國內，當時正值上海租界擴展，西服業開始成為熱門行業，他從早到晚，四處奔波，為人縫制西裝。兒子王才運13歲時，王睿謨即帶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當學徒。滿師後，經過幾年艱辛努力，於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匯處的憶鑫里附近，父子倆開辦了「王榮泰洋服店。」該店曾為徐錫麟做過西服，王睿謨根據徐錫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時間完成。
王睿謨、王才運父子在經商致富後，積極投身公益事業，捐款興修水利，造橋鋪路。1920年王睿謨出資銀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東面的壽通橋，在甬臨線未開通前，此橋是溪口、新昌、嵊縣等地從陸路赴寧波必經之橋。1860年以來，奉化屢次遭受大水災，災民蜂擁，流離失所，王睿謨、王才運父子積極捐款賑災。1924年元月，王睿謨臨終前囑咐王才運把家鄉的田撥出120畝，其中100畝田租收入，供20名貧寒子弟免費進入漵東學校，歲助學費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於19世紀後期東渡日本學藝，在橫濱與開西服店的寧波老鄉經常探討製作西服的技藝，1896年學成回國後在上海靜安寺路407號開設「和昌號西服店」，這是華人在上海開設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紅幫裁縫早期的創業功臣。
江良通在發家致富後積極回報桑梓，當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達捐資16000元，另助田123畝創建錦沙小學。錦沙小學在民國年間是奉化校舍完備、設施齊全、師資強大的小學之一。該校有二層走馬樓式校舍23間、會議室和638平方米風雨操場。
江輔臣是江良通的兒子，畢業於上海的法國教會學校「聖芳濟學院」。此校創辦於1874年，1880年起開始吸收一些中國學生，1901年起開設中國部。
由於江輔臣自幼接受東西方兩種文化教育，懂得外語，這對經營西服業十分有利。江輔臣畢業後，其父就讓兒子繼承他的事業，讓他擔任「和昌號」經理。此店一直開到20世紀40年代。店內盛時有從業人員11人，其中技術人員7人。當時的「和昌號」一直以技工多、技藝好而著稱滬上。
江輔臣從20年代起，還擔任了數屆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的領導職務，為「紅幫裁縫」在滬上的發展傾注了不少心血。

⑷ 開縣三絕的綜合介紹

開縣三絕分別水竹涼席、龍珠茶和香綢扇。
水竹涼席是用臨江、鐵橋等地盛產的白竹、水竹為原料，經過特殊的物化處理後精心編織而成，國慶十周年時曾送北京參加獻禮展出，後又被評為全國六大名涼席之一。1960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出訪印尼，曾帶10床開縣水竹涼席作為禮品饋贈禮邦。
龍珠茶原產於開縣敦好鎮龍珠村一帶，其清香味醇。早在唐朝時，龍珠茶就被列為貢茶，專供皇帝享用。建國後，龍珠茶又獲得原四川省名優茶十連冠、國家博覽會金獎等殊榮。
香綢扇又叫臨江摺扇，是利用當地盛產的白竹為骨架，以薄而透明的皮紙或白綢為扇面，經過72道工序精製而成。扇面圖案有古人書畫，也有「嫦娥奔月」、「三峽風光」、「白帝城小景」、「溫泉仙女洞」一類人物、山水及花鳥魚蟲圖案。摺扇在製作中經過葯物、香料熏煮，使用起來開合自如，且具有香味。近年來，生產了黑扇、竹雕扇、戲劇扇、單面綢扇的同時，其產品已遠銷湖北、湖南、安徽、陝西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

⑸ 開縣三絕是什麼

開縣三絕 現在我再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所要到達的幾個鎮的傳統特產。開縣的土特產品種繁多，琳琅滿目， 香綢扇 每一個傳統產品都有一番傳奇。比如開縣的冰薄月餅，據傳說當年八大王張獻忠帶領隊伍來到開縣，准備攻下臨江鎮後在打到成都。臨江鎮的王記月餅鋪避開官兵，專門為義軍特製了一批皮薄餡多、運送方便的冰薄月餅，以後其精巧的工藝便一代一代 的相傳下來。開縣的特產中還有「三絕」-----水竹涼席、龍珠茶和香綢扇。一絕是水竹涼席，是用臨江、鐵橋等地盛產的白竹、水竹為原料，經過特殊的物化處理後精心編織而成，其柔軟爽滑、清涼宜人，圖案層次豐富，達到了實用與藝術的完美結合，堪稱席中珍品，國慶十周年時曾送北京參加獻禮展出，後又被評為全國六大名涼席之一。1960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出訪印尼，曾帶10床開縣水竹涼席作為禮品饋贈禮邦。第二絕是龍珠茶，原產於開縣敦好鎮龍珠村一帶，因其清香味醇，獨具特色而久負盛名。早在唐朝時，龍珠茶就被列為貢茶，專供皇帝享用。建國後，龍珠茶又獲得原四川省名優茶十連冠、國家博覽會金獎等殊榮。 第三絕是香綢扇，主產於臨江鎮。據史料記載，在北宋時期摺扇由高麗國（今朝鮮）傳入我國。清道光年間，臨江鎮人用白竹為骨架，以皮紙、桐油製作摺扇，投放市場後，求購者絡繹不絕，於是製作摺扇的從業人員及摺扇產量日漸增加，至建國前夕，年產量達到30萬把，成為臨江鎮的特色傳統產業。後來改進工藝，以薄而透明的皮紙或白綢為材料製作扇面，用國畫技法繪以人物、山水及花鳥魚蟲圖案，小小的摺扇便成為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藝術品。同時，由於在製作過程中採用葯物、香料熏煮，暑天扇涼，令人感到風來香滿，心曠神怡。臨江香綢扇多次獲得省市級「優秀產品」、「消費者喜愛商品」等稱號，並被北京人民大會堂列為紀念專用商品。1992年，臨江扇廠與航天工業部重慶機電設計院合作，建立香綢扇自動化生產線，摺扇年產量可達180萬把。如今，臨江香綢扇除了暢銷國內，還遠銷到香港等地 . ( http://chongqing.kaixian.map456.com/ )

⑹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什麼時候提出的

1.提出

1953年周恩來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周恩來先後訪問印度和和緬甸，兩國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

2.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

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3.實踐：

①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新中國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國的身份參加，提高了新中國國際地位。

②1955年的萬隆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國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為會議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貢獻。加強了我國同亞非各國的聯系

4.意義：

①標志著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成熟（因為它是在我國實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前提下提出的，既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它是我國處理國與國之間相互關系，參與國際事務所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它為開創中國外交新局面莫定了基礎。

②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解決國與國之間問題的基本准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以其包容性和開放性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

時間成就意義

1949.10—1950.10與蘇聯等17個國家建交打破了美國的外交孤立政策

1953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標志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成熟

1954年參加日內瓦會議新中國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國身份參加

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加強了我國同亞非各國的聯系

⑺ 開縣三絕的水竹涼席

開縣竹涼席以本地盛產的白竹、水竹為原料，經過劃青、破竹、備篾，過勻刀並進行物化處理後編織而成。這種涼席在使用過程中，自然產生公變：初淡綠而漸漸泛黃，由中黃而金黃，多年使用，黃色浸潤，黃中呈紅。此外，它還具有席面柔軟滑膩，折疊後無損傷的特點。
開縣編織竹涼席，始於清乾隆年間。新中國成立後，開縣竹涼席的生產得到了長足發展。利用竹篾在編織中自然形成的不同反光，生產出了有山水、人物、飛禽起獸等各種新式圖案的睡席、坐席、掛席、簾席等近10多個品種，上百個花色。其中，「二龍搶寶」、「仙女補衣」、「喜慶豐收」、「萬馬奔騰」、「獅子滾綉球」等涼竹席，圖案層次豐富，形象生動，坡曾送北京參加國慶十周年獻禮展出。在全國涼席評比會上，被列為全國六大名涼席之一。
1960年，劉少奇主席出訪印尼時，曾帶十床編織有「巫姬奇峰」、「嫦娥奔月」、「獅子滾綉球」等圖案的開縣竹涼席作為禮品饋贈友邦。近年來，「熊貓戲竹」、「巫山神女」等圖案的開縣水竹涼席銷往往美國、日本、南朝鮮、新加坡、埃及等國家和地區。

⑻ 那時候——關於穿

  民以食為天，但是溫飽也罷，半飽也好 ，人不能不顧及穿衣戴帽的問題。從某種程度說，一個人在家吃的怎麼樣，別人不知道。但你出門穿成什麼樣，別人可是看的清清楚楚。要不怎麼說「衣食住行」，穿著之事還放在前面呢？

  很多人一說到60-70年代中國人的服裝，就說是一片灰、藍、綠。這大體上是事實，但也不能概括全部。比如我上小學時，白襯衫、藍褲子是標准配置。尤其是六一兒童節，十一國慶節等重要節慶以及開學典禮畢業典禮等重要活動時 ，白襯衫藍褲子是要求穿著的。女孩子（中小學生）則要求穿白襯衫，花裙子。

  50年代末，北京東單街頭曾經有一幅巨大的宣傳畫 ，口號是「姑娘們打扮起來吧」，畫面是一些穿著「布拉吉」的姑娘，這顯然是受到蘇聯服裝的影響。其實那時候，包括學生的白襯衫藍褲子和紅領巾，成年人的列寧裝、鴨舌帽等等 在內，恐怕都是蘇聯文化影響的一部分。在一些城市中，東北的哈爾濱、大連、長春以及北京，可能受蘇聯服裝的影響多一些。而離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 ，歐美服裝的影響就比較多。上海更不用說了 ，「海派」服裝明顯能看到老租界十里洋場的影響始終存在。

  60年代有一部話劇，後來還改編成電影，叫《千萬不要忘記》。裡面有個年輕工人丁少純，被認為是追求享受的典型。他在丈母娘的忽悠下打野鴨子賣錢，還喜歡穿著皮夾克，毛料褲子和皮鞋。那故事說的是東北某工廠的事，由此可見，當時至少在大中城市有一些工人的穿戴還是比較講究的。

（60年代時的照片 ，反映工廠女工的生活。她們在試穿布拉吉式的裙子）

  60年代，每逢五一十一都有遊行慶祝活動。中小學生 ，工人，市民都穿上漂亮衣服。在北京，十一國慶節時早起已經比較涼了，因此很多人還穿上毛衣毛背心。參加遊行的青年人，衣著鮮亮，干凈利落，顯示出那個時代的風貌。

  60年代時有個《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尼》的紀錄片 ，劉主席夫人王光美，陳毅外長夫人張茜等人穿著的都是剪裁合體的旗袍裙， 印象深刻。可見，當時的服裝服飾還是多樣化的。

  或許是《千萬不要忘記》那類文藝作品的輿論引導，或許是提倡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意識形態不斷發揮作用。總之，從6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風氣趨向樸素。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破四舊」，許多服裝如旗袍、西服、高跟鞋等都被視為「封資修」的產物，人們在服裝方面的選擇越來越「革命化」，或說是單一化。其結果是灰藍綠漸漸成為城市服裝顏色的主流。

  灰色藍色成為主流，原因大概有兩個：一個是染料普通，便宜，質量也相對穩定  ，不掉色。另一個原因是 ，50-60年代的幹部服裝多數是灰色 ，工人的工作服以藍色的為常見。至於綠色（確切地說包括土黃色、黃綠色、橄欖綠等），是那時軍裝的基本色調。而那時候，「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軍隊的地位極高，軍裝，哪怕是舊軍裝，都成為年輕人心目中最時髦的服裝。「文革」初期 ，北京一些部隊大院的子弟把父親的舊軍裝翻出來 ，是那種做工考究的毛呢料，即所謂「將校呢」，穿在身上，一幫人騎著自行車呼嘯而過，頗顯威風。影響所及，一般的年輕人也以穿舊軍裝為榮耀。

  如果沒有舊軍裝該怎麼顯示自己呢？那時候，年輕小夥子比較流行的服飾是這樣的——藍色的上衣+西裝褲+一雙黑色的松緊口布鞋+一個白口罩。衣服褲子沒什麼多說的。那鞋  ，北京孩子稱之為「懶漢鞋」或者「片兒鞋」。鞋一定要黑幫黑面的「沖服呢」（燈芯絨面的不行），白塑料底（紅塑料底的不行），鞋邊也要白色（黑色的不行）。這里所謂的「不行」，就是不夠「份兒」，不上檔次。

  再說口罩。那時候 ，北京風沙大，秋冬季戴口罩也正常。但當時的男孩子弄個口罩並不戴，而是掖在上衣衣襟里，把口罩帶露出來。女孩子則是用口罩捂著臉，只讓別人看見眼睛。這樣的打扮，現在在公園里那些跳水兵舞的女士們仍然時興 ，年輕女孩好像也繼承了。

（上面這張照片是當年我們在江西幹校時一個夥伴參軍的臨別紀念。仔細看，能看到別在衣襟上的口罩帶。）

  前面提到毛衣毛背心，其實，那時候能穿上毛衣毛背心可不簡單。因為 ，毛線貴 ，而且要憑工業劵購買，還要有人會編織。不過 ，當年的人講互相幫助，鄰居、同事之間都可能幫忙編織毛衣。我曾經有一件毛衣就是母親單位的一個阿姨幫忙編織的。

  那時候，北京四季分明 ，反映在服裝方面是夏穿單，冬穿棉，春秋兩季要穿「夾」，意思是至少兩層衣，或者穿毛衣毛背心，甚至是呢子外套。所以過去形容人有錢，就說人家家裡有「四季衣裳」，什麼「單、夾、棉、毛、紗 ，綢、呢、皮、貂、獺」，換著穿。但大多數人，沒那麼講究。夏天大背心大褲衩，冬天大棉襖。春秋天如果沒有毛衣毛背心，有的人就穿絨衣。那種絨衣，純棉的，裡面一層絨，很暖和，價格也不便宜。也有人毛衣絨衣都沒有，稍冷一點兒套兩件褂子，再冷，早早的就披上棉襖了。

  說到棉襖，那時候，沒有羽絨服之類的成品棉服，多數人家都是自己絮棉花自己做。那種家庭自製棉襖，做的漂亮不容易，薄了不扛冷，厚了顯得臃腫。因此，有的年輕人不願意穿，寧可只穿毛衣，也要保持體型。北京人管這個叫「耍單兒」。

  1975年，冬天特別冷。我在公交公司上班有夜班，母親給我絮了一件大棉襖。車隊有一位大姐摸著我那件棉襖的肩膀部位，說了句話：「肯定是親娘做的。」什麼意思呢？後來才知道，民間有「後媽絮袖，親娘絮肩」的說法。意思是，袖口的棉花容易絮，這個部位厚一點，一般人拉下袖子以為棉襖挺厚，其實，人最怕冷的地方是肩膀和後背。

  憑著那件厚厚的大棉襖，我度過了那幾個寒冷的冬天。

那時候，冬天要穿棉鞋。比較好的棉鞋，是燈芯絨面，塑料底，半高腰。更好的，是部隊配發的「大頭鞋」。對多數人來說，皮靴或者皮棉靴是不可想像的。

冬天穿棉鞋，夏天就要穿涼鞋。那時候 ，多數人所謂的「涼鞋」可能就是一雙布鞋，也許就是拖鞋。即使穿涼鞋，也是一雙塑料的。當然，在北京，在我的記憶中，小孩子夏天光腳穿布鞋球鞋的比較多，真正穿涼鞋的少。

  說到鞋，不能不提一下運動鞋。那時候，我也喜歡體育，籃球，排球，田徑等都喜歡。當時，參加體育比賽一般就是一雙網球鞋或者叫田徑鞋，其實就是最普通的淺幫薄底的球鞋。那時，我最想要的是上海生產的「回力」球鞋。那鞋雖然跟現在的「耐克」之類的鞋沒法比，但它的天然橡膠底帆布高幫鞋面也是讓人感覺舒服。我當時在五七幹校，常常一個人抱著籃球苦練，心裡的一個小目標就是爭取入選縣代表隊，能夠穿上配發的「回力」鞋。皇天不負有心人，後來，我還真成了縣隊一員，踏踏實實的穿上了心儀已久的球鞋。

  那時候，服裝面料主要是棉布，什麼咔嘰布，府綢，斜紋呢，燈芯絨等等。毛料，呢絨，綢緞，不是一般人能穿的起的。到了70年代，開始有了化纖面料。其中最有名的是「的確良」。「的確良」有厚有薄，挺刮，易洗易干，耐磨，做襯衫、制服都可以，感覺是不要布票。雖然說價格比棉布貴一點，但很多人還是想辦法買一件穿。如今，消費觀念又變了，化纖面料種類繁多卻成了大路貨，純棉布成為高端產品。想一想，真是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