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訪問

㈠ 張學良以前被關閉的地方是哪裡

1936年 36歲 12月31日，軍法會審結果，張學良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剝奪公民權5年，他從宋子文公館移住南京中山門外孔祥熙公館。 1937年 37歲 1月4日，國民政府發布『特赦令』，但仍將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從此開始幽居生涯。 1月13日，遷移浙江奉化溪口鎮雪竇山中國旅行社。 2月17日，致函於學忠，希望維護東北軍團結。 3月30日，於學忠到溪口見張。 冬，遷移安徽黃山「聽濤居」。十天後遷移江西萍鄉「絳園」。 1938年 38歲 1月，遷移湖南郴州蘇仙嶺。 3月，遷移湘西沅陵鳳凰山。 1939年 39歲 11月下旬，日軍進犯湖南，張又遷移貴州修文縣陽明洞。 1940年 40歲 2月，於鳳至因病赴美就醫，趙一荻由香港到陽明洞陪張幽居。 1941年 41歲 5月，張因患盲腸炎到貴州中央醫院做手術，出院後移住貴陽黔靈山麒麟洞。 1942年 42歲 2月，遷移貴州開陽縣劉育鄉。 1944年 44歲 春，移居距息蜂縣15華里的陽朗壩。 初冬，日軍進犯湘南，貴陽告急，張遷移黔北桐梓縣天門洞。 1945年 45歲 春，東北籍國民黨中央委員莫德惠到桐梓天門洞。 1946年 46歲 11月2日，遷移重慶戴笠公館。不久被騙到台灣新竹井上溫泉（也稱清泉）。 1947年 47歲 10月，保密局設計委員會主任張嚴佛奉命陪張居住數月。 是月，張治中夫婦到井上溫泉看望張學良。他托張治中向蔣介石提兩點要求：（一）恢復自由；（二）希望劉乙光搬出本該由他居住的房子。張治中的此次控訪引起蔣的不快。蔣介石手諭：「以後非經他批准，任何不人不得見張學良」。 1954年 54歲 5月下旬，在蔣介石官邸與蔣晤面。 1957年 57歲 9月，蔣介石70壽辰前夕，張學良託人送蔣一塊金錶，以示祝賀。蔣介石回贈一根拐仗，表示謝意。 1959 59歲 蔣介石下令解除對張學良的管束。張學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蓋房。蔣經國表示贊成，並親自在台北市北投復興崗給張學良選擇地皮。 1961年 61歲 張學良新居落成後，蔣經國給張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傢具。此房是棟兩層小樓，位於北投路70號。張學良自己買了一部二手福特汽車，可以自由進城拜訪張群、莫德惠老朋友。在台的親朋故舊偶爾也去看望他。 8月30日傍晚，張學良在寓所會見了他的長女張閭瑛及丈夫陶鵬飛教授。這是他25年來首閃見到他久別的女兒和他未曾謀面的女婿。 8月，周鯨文應台北「國民政府」之邀，出席陽明山座談會。經有關方面批准，前去會見分別25年的老朋友張學良。 1964年 64歲 7月4日，64歲的張學良與53歲的趙一荻正式結婚。他們經過20多年與世隔絕、相依為命的生活後，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國人吉米·愛爾竇的家中舉行婚禮。愛爾竇是張學良的老朋友，證婚人是年已百歲的陳維屏牧師。女方證婚人是黃仁霖。13人的來賓中有宋美齡、張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禮、馮庸等。 1966 66歲 7月，周鯨人又一次到台訪問張學良。這時張學良正在參加美國一家神學院的聖經函授學習，並著手翻譯一本有關基督教的書。精神更集中宗教了。 1971年 71歲 周鯨文再次訪張學良，被警察人員擋駕，說張先生旅遊去了。 1975年 75歲 4月5日，蔣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次日，張群電話告訴張學良。 4月8日，張學良和趙一荻前去弔唁，並送去自己題寫的輓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 ，宛若仇讎。」 1976年 76歲 張大千從巴西回台定居，在台北市郊外雙溪自建摩耶精舍。張學良與這位老朋友經常會晤。後來在張大千的提議下，張學良、張群、王新衡（監視張學良的特務，後來成為朋友），每月在摩耶精舍歡聚一次，人稱「三張一王團團會」。 蔣經國當上台灣「行政院長」後，張學良與蔣經國達成君子協定，每半年兩人會面一次。 1978年 78歲 蔣經國被選為台灣的「總統」，第一個打電話祝賀蔣經國的就是張學良。 1979年 79歲 10月5日（中秋節）下午，張學良應邀，到蔣經國官邸參加蔣經國夫婦舉行的中秋節茶話會。這時張學良在台北第一次露面。前去參加的還有張群、何應欽和張大千等。10月10日，參加「雙十節」慶祝大會，就座中央觀禮台上。 1980年 80歲 春，張學良的好友、前東北馮庸大學校長去世，張學良、趙一荻前去參加追思禮拜。 9月，四子閭琳到台北看望父母親張學良和趙一荻。 10月20日，張學良偕夫人由「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和副參謀長馬安瀾陪同，訪問金門，眺望大陸。 1981年 81歲 9月18日，到台北榮民總醫院看望齊世英。 1983年 83歲 4月2日，任張大千治喪委員會委員。 1984年 84歲 6月，張學良五弟張學林之女張閭蘅從香港到北京談商務時，受伯父之託特地看望呂正操，並介紹了張學良在台北的情況。 1985年 85歲 12月25日，看西安事變影片時，因心情激動沒看完就離去。 1986年 86歲 3月13日，張學良與趙一荻陪同張群游覽桃園龍潭小人國。 1987年初，張學良又托張閭蘅帶給呂正操詩作。 1988年 88歲 1月14，張學良到強北榮軍總醫院懷遠堂弔唁蔣經國，並向他這位老朋友深鞠躬。 3月4日，東北大學在美校友會邀張學良赴美參加東北大學建校65周年和張學良兼任校長60周年紀念會，由於台灣當局未予允准，未能成行。會後50多位學者和熱心人士聯署簽名，成立 了「爭取張學良將軍全面自由」執行委員會，並致函繼任「總統」李登輝。要求李作出答復。當局迫於無奈，讓有關人士「同張學良進行商討」，決定以發表公開信的方式處理這件事。是月26日，台灣各大報紙都在顯著位置登載了以張學良名義寫的公開信。 1989年 89歲 5月31日，張學良復函日本人池宮成晃：「華函奉悉，老配林下寒居，素不見來客，警請原宥。老朽年歲衰邁，目朦手軟，又乏記室，對於一般信件素不作復。感先生素昧平生，遠邦厚誼，破例勉為動筆，字跡草率，文句粗陋，先生當可見及矣。願上帝祝福！」 11月26日，張學良給居住上海的杜重遠夫人侯御之復信：「御之夫人惠鑒：11月10日來信及照片8張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扶養子女成人，仲（重）遠有知，當已含笑地下也。我也為你驕傲。我目力衰退，書寫費力，恕不多寫，願上帝祝福你！」 1990年 90歲 1月30日，於鳳至在美逝世，享年92歲。 6月1日，台灣各界人士慶祝張學良90華誕。 6月3日，是張學良90華誕。5月30日，鄧穎超特電祝賀。 5月末，張學良書寄呂正操《謁延平祠舊作》。 6月6日，東北大學校友會等在沈陽慶祝張學良將軍90華誕。 6月17日和8月3日，日本 NHK電視台采訪組三次訪問張學良。 2月16日，張學良復函沈陽張學良陳列館：「敬啟者：茲收到《張學良將軍》共五冊，十分感謝，專此萬事如意。 3月10日，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赴美探親。 3月14日，張學良夫婦去了兒子張閭琳居住的洛杉磯。 4月10日，張學良單獨去到紐約。 4月17日，張學良在紐約公開露面。 6月25日，張學良結束了在美國105天的控親訪友和旅遊，從舊金山返回台北。 3月8日，國家教委正式批准東北大學復校。新的東北大學校名，由張學良題寫。 1997年 97歲 6月6日，在夏威夷會見了率團訪美的瀋陽市市長慕綏新。 2000年 100歲 6月，夏威夷時間22日上午11點11分，陪伴張學良將軍大半生，人稱「趙四小姐」的張學良夫人趙一荻女士，因肺炎及並發症，逝世於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享年88歲。張學良遽然痛失老伴十分傷痛，沉默不語地坐在輪椅上，淚水緩緩流下來。 2001年 101歲 10月15日，張學良將軍因病搶救無效在美國夏威夷逝世，享年一百○一歲。

㈡ 台灣的過去和現在

古時代，台灣與大陸相連，後來因地殼運動，相連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峽，出現台灣島。

台灣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移居而來的。1971年和1974年，兩次在台南縣左鎮鄉發現了迄今為止台灣最早的人類化石，被命名為「左鎮人」。考古學家認為，「左鎮人」是在3萬年前從大陸到台灣的，與福建考古發現的「清流人」、「東山人」同屬中國舊石器時代南部地區的晚期智人，有著共同的起源，都繼承了中國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灣早期住民中，還有少部屬於尼格利陀人種的矮黑人和屬於琉球人種的琅嶠人。上述台灣早期住民是現今台灣少數民族的祖先。

台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當時三國吳王孫權派1萬官兵到達「夷洲」（台灣），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對台灣最早的記述。隋唐時期（公元589—618年）稱台灣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師台灣。據史籍記載，610年（隋大業六年）漢族人民開始移居澎湖地區。到宋元時期（公元960—1368年），漢族人民在澎湖地區已有相當數量。漢人開拓澎湖以後，開始向台灣發展，帶去了當時先進的生產技術，公元12世紀中葉，宋朝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灣。元、明兩朝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負責巡邏、查緝罪犯，並兼辦鹽課。明朝後期開拓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戰亂和災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當局和鄭芝龍集團曾經有組織地移民台灣。

16世紀，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勢力迅速發展，開始把觸角伸向東方。17世紀初，荷蘭殖民者乘明末農民起義和東北滿族勢力日益強大，明政府處境艱難之時，侵入台灣。不久，西班牙人侵佔了台灣北部和東部的一些地區，後於1642年被荷蘭人趕走，台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荷蘭殖民者實行強制統治，把土地據為已有，強迫人民繳納各種租稅，掠奪台灣的米、糖，把其收購到的中國生絲、糖和瓷器經台灣轉口運往各國，牟取高額利潤。荷蘭殖民者的統治，激起了台灣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農民領袖郭懷一領導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這次武裝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它表明荷蘭的殖民統治已經出現危機。

1644年，清軍入關，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權。1661年4月，鄭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討大將軍的名義，率2.5萬將士及數百艘戰艦，由金門進軍台灣。鄭成功在進軍台灣時，向荷蘭殖民者表示，台灣「一向屬於中國」，台灣和澎湖這兩個「島嶼的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自古以來佔有和耕種這一土地」，荷蘭「自應把它歸還原主。」經過激烈戰斗和圍困，1662年2月，鄭成功迫使荷蘭總督揆一簽字投降。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了中國領土台灣，成為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廣大人民的敬仰。

1684年，清政府設置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至1811年，台灣人口已達190萬，其中多數是來自福建、廣東的移民。移民大量開墾荒地，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興的農業區域，並向大陸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陸輸入的日用消費品和建築材料等，使台灣的經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這個時期，台灣與福建、廣東的來往十分密切，中華文化更加全面地傳入台灣。

由於西方列強向中國邊疆侵逼，中國出現了邊疆危機。1884—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法軍進攻台灣，遭劉銘傳率軍重創，到1885年6月《中法新約》簽定，法軍被迫撤出台灣。

中法戰爭以後，清政府為了加強海防，於1885年將台灣劃為單一行省，台灣成為中國第20個行省。首任台灣省巡撫劉銘傳積極推行自強新政，清理田賦，增加財政收入，購買輪船，架設電報線，設立郵電總局，建造鐵路；購買軍艦，增設炮台，設立機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務局，安裝新式採煤機器；設立興市公司，建街造路；創立西學堂、電報學堂，培養建設人才。劉銘傳把眾多新式事業集中於一省，使台灣成為當時中國的先進省份之一。

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台灣。19世紀後半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力圖躋身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1894年它發動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翌年3月攻佔澎湖。腐敗的清政府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台灣從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

日本占據台灣後，在台北設有總督府，作為統治台灣的最高機構。並在各地建立鄉鎮公所，實行警察、保甲制度，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時，基於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初時把台灣作為其發展農業和農產品加工基地，使台灣加工工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得到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為配合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又進一步在台灣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工業，擴大了工業在全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使台灣開始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逐步向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形態轉變。據統計，抗戰結束前夕，台灣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紀初期的約佔7%上升到約佔18%。與此同時，台灣勞工階級也在此轉變中逐步萌芽發展起來。1920年，台灣約有勞工4萬多人；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增至8萬餘人；到了1943年，台灣勞工已達20餘萬人。

從1895年台灣淪失，到1945年重新光復的整整半個世紀中，不堪忍受亡國奴生活的台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從而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

反對割台議和的斗爭 1895年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後，舉國嘩然，人人「痛心疾首」，萬分憤慨。康有為、梁啟超等集十八省舉人千餘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地求和，主張變法圖強。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台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以全台之地使之戰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膽塗地而無所悔。」清廷各級官吏亦紛紛上書，陳述台灣為中國東南七省藩籬，「今日無台灣，明日即可無南洋；中國雖大，雖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譚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舉疆土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灣紳民電奏清廷：「割地議和，全台震駭。……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署誓死守御。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

馬關條約簽訂之次日，全省同胞哭聲震天，悲憤無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鳴鑼罷市，民眾擁圍撫署，反對割台，並要求餉銀不準運出，軍械製造局不準停工，稅收全部留作抗擊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紳還試圖以「自主」的辦法抵抗日本的佔領，建立「台灣民主國」，並要請政府台灣巡撫唐景崧任總統。《自主宣言》中稱：「推擁賢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但隨著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陸，12天之後，這個「民主國」即告解體。

武裝抗擊日寇佔領 日軍侵佔台灣後，清政府敕令其駐台巡撫唐景崧等官員離台。台灣同胞紛紛拿起武器，自行組織抗日民軍，保衛祖國疆土。他們持續進行了前後長達7年之久的武裝斗爭。

初時，台灣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詔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等清軍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和台南一帶與日寇拚死搏鬥。他們手拿土槍和長矛，憑血肉之驅，前赴後繼，猛撲敵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義保衛戰最為激烈、悲壯，抗日民軍首領徐驤等人、黑旗軍的將領以及劉永福新軍七星隊的大部都壯烈犧牲。一個日本人當時記載道：「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斗。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里，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台南抗敵的最後階段極為艱苦。清政府一再嚴令禁絕大陸各地支援台灣，黑旗軍和民眾軍械糧餉俱絕，隊伍餓極不能起。在此情況下，劉永福堅持抗日5個月後，不得不被迫登輪退返大陸。台南遂於1895年10月20日淪陷。至台南失守時止，台灣軍民總共斃傷敵3.2萬餘人，占日寇侵佔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後，台灣各地人民繼續堅持武裝抗日。他們在台北的深坑、雲林鐵國山，嘉義台南之間的番仔山、鳳山附近及屏東潮州等山區先後建立抗日據點。抗日民軍隊伍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他們進攻日寇軍營，襲擊日寇官署，抗擊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瘋狂掃盪，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簡大獅是台北農民抗日武裝的領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領隊伍同其他民眾武裝一道直襲台北，攻入市區。其後，簡輾轉至廈門。日寇殺其妻以泄憤，並向清政府將他本人索去。簡就義前慷慨陳詞：「我簡大獅，系清國台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一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余，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願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後的武裝起義 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鎮壓之下，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斗爭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低潮時期。1906年以後，在祖國大陸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下，台灣同胞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義；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義；1913年的苗栗起義；

915年台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是辛亥革命直接影響下較大的一次愛國抗日斗爭。領導人羅福星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派赴台灣的人員之一。羅以其家鄉苗栗為據點，建立中國革命黨台灣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園、台南等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籌劃起義。事敗後近千人被捕，20餘人慘遭殺害。羅福星就義前的絕命詩說：「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背鄉離井赴瀛州，掃空東庭指顧間，世界腥膻應滌盡，男兒不誤大刀還。彈丸如雨炮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屍回。」西來庵起義是愛國志士八清芳、江定、羅俊等人組織的。他們以台南西來庵等處為據點，訓練骨幹，籌劃起義，號召全省同胞「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台灣」。參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義、屏東等地。因事機為日警獲悉，余、江等率千餘人臨時舉事，血戰七晝夜。起義失敗後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處死刑，被日寇濫殺的群眾竟達數萬人，引起了世界震驚。

「五·四」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祖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台灣同胞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並和祖國的革命斗爭密切相聯系，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一環。1920年1月，受「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台灣籍青年學生產上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仿照北京的《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志，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後，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廈門、南京等地的台灣籍學生相繼成立「台灣青年會」、「台灣學生聯合會」，「中台同志會」等組織。1921年10月以蔣渭水為主聯合林獻堂等人於台北成立旨在「喚起漢民族自覺、反對日本民族壓迫」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啟蒙團體「台灣文化協會」，提出「反對民族差別」、「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廣東中山大學等校的台籍學生在郭沫若等人影響下，建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在該團發表的《告中國同胞書》中呼籲：「勿忘台灣」，「台灣乃中國之台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在這同時，台灣各地農會和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1928年4月，在大陸的台灣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留學日本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於上海成立了台灣的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台灣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眾黨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組合。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同年底「台灣農民聯合會」領導下的會員達3萬多人。各種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階級意識迅速提高。他們把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民族的階級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支持中國工農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鮮明的戰鬥口號。

在台灣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形勢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濁水溪上游霧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壓迫，於1930年10月27日舉行武裝暴動。這就是震憾中外的霧社起義。他們在搗毀十幾處日寇警察分所之後，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軍警激戰20餘天。許多高山族婦女，為激勵丈夫殺敵而無後顧之憂，集體跳下懸崖。最後高山族同胞彈盡糧絕，起義領袖等自戕以殉。

高漲的民族民主運動猛烈地沖擊著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同胞開始全面大鎮壓，實行白色恐怖。無數台灣同胞、愛國進步人士被囚人鐵牢，慘遭迫害。但是，台灣人民並沒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們繼續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根據歷史的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協定重新肯定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後又有蘇聯參加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8年的艱苦抗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終於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使台灣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結束了台灣同胞蒙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的屈辱歷史。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北舉行台灣省日軍受降儀式。會後台灣省行政長官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所屬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於中國主權之下。台灣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戶戶張燈結綵，祭告祖先，通宵歡飲。台北市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環市大遊行，歡呼回到祖國的懷抱，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實現民主，建設獨立、自主和富強的新中國；但是依附於美國的國民黨政府卻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共內戰。它一方面大舉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解放區，一方面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瘋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圖把中國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國人民，迫使人民起來與之進行堅決斗爭。1947年2月28日，在全國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灣全省人民舉行了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武裝起義。「二·二八起義」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給予熱烈支持，指出：「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宣布「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斗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二·二八起義」在國民黨政府的血腥鎮壓下雖然失敗了，但它又一次表現了台灣同胞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新中國宣告誕生。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在祖國大陸解放的前夕，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部分軍政人員跑到台灣，他們依靠美國的庇護與支持，在台灣維持偏安局面，使台灣與祖國大陸再度處於分裂狀態之中。

台灣當局在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同時堅守「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所謂「三不政策」底線，並稱「只有中共徹底放棄馬列主義，認同三民主義後，兩岸官方才有接觸的可能」。

1「兩航談判」 自1949年國民黨當局逃台後，海峽兩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接觸談判是在1986年5月。這是一起因偶發事件引發的兩岸談判，台灣當局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被拉上了談判桌。

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一架編號「B-198」的台灣「中華航空公司」波音747貨機，在飛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啟德機場後，突然偏離航線，朝北飛行，稍後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同行的另兩名機械師要求回台，機上共有貨物22萬磅。事件發生當天，中國民航致電台灣「華航」，請其盡迅派人到北京商談有關飛機、貨物和機組其他成員的處理問題。

面對這一突發的事件，台灣當局立即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按照「三不政策」，就不能與中共談判但不談判又解決不了問題。經過權衡利弊，為避免給外界造成國共兩黨在進行談判的印象，蔣經國最後決定在堅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委託第三者「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全權代表「華航」與中國民航協商解決人機交接事宜。蔣經國還指示「華航」依國際慣例解決善後工作。這一不合適宜、多此一舉的決定自然遭到祖國大陸的反對。祖國大陸方面認為，這純屬兩個航空公司之間的業務性商談，並不涉及政治問題。既然是交接，就應當由當事雙方直接地、負責地辦妥交接事宜，以確保飛機和願回台灣的另兩名機組人員安全返回台灣。中國民航再次致電「華航」，催其盡快作出答復，並提出如果台灣方面認為到北京不方便的話，也可到他們認為方便的地方協商。

在經過兩個星期的交涉後，1986年5月17日至20日，「中華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在香港進行了為期四天的歷史性商談，就交接貨機、機組人員和貨物事宜達成協議，簽署了「兩航會談紀要」。

2.「金門談判」 80年代後期，由於台灣當局拒絕兩岸「三通」，奉行單向的開放政策，限制大陸民眾與台灣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區出現了大陸居民私渡去台的現象。台灣軍警對大陸私渡入台人員採取不人道的強制「並船遣返」的做法，致使台灣海峽連續發生數起大陸同胞在遣返過程中遭受人身傷亡的事件。1990年7、8月間，發生了因「並船遣返」導致25人被集體釘在船倉內窒息死亡，以及21人因遣返船被台軍艦撞擊落水身亡等兩起慘劇，台灣軍警的殘暴行徑遭到兩岸人民的一致譴責。

1990年8月，為避免再次出現死傷悲劇，切實解決私渡人員的遣返問題，中國紅十字總會向台灣紅十字組織建議，雙方簽定遣返作業協議，將私渡人員遣返納入規范程序，使遣返作業在兩岸紅十字會組織的見證下進行。背受強大輿論壓力的台灣當局，對於中國紅十字總會的建議很快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考慮到簽署協議需要實地考察遣返路線，同時也為了照顧台灣方面希望保密的要求，雙方決定協商地點定在當時尚未解除「戒嚴」、仍是國民黨「戰地」的金門島。

1990年9月11日上午，中國紅十字總會秘書長韓長林等4人乘坐一艘懸掛白底紅十字旗的鐵殼船，從廈門東渡碼頭出發，徑直朝金門方向航行。在下榻的「仁愛新莊」，韓長林等與台灣紅十字組織秘書長陳長文等就兩岸紅十字組織參與見證主管部門執行海上遣返事宜進行了協商，並於12日簽署了協議。雙方本著切實解決問題、迴避目前尚難以解決的兩岸政治分歧的務實精神，就見證遣返的原則、對象和遣返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確的規定。
3 。兩會相繼成立 鑒於僵化的「三不政策」，台灣當局無法與祖國大陸進行正式的接觸與談判。1990年11月21日，為應付兩岸關系發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陸政策，台灣當局成立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並於1991年3月9日正式掛牌工作。這是以民間團體身份出現的半官方機構，直屬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任務是接受「陸委會」的委託，辦理台灣當局「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人稱「陸委會」手套。海基會的首任董事長為國民黨中常委、台水泥業巨富辜振甫，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為陳長文、副秘書長為陳榮傑。

海基會成立時的定位是「協調處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以保障兩地人民權益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該會的主要工作有如下7項業務：(1)兩岸人民入出境收件、核轉及有關證件簽發補發。(2)大陸地區文書驗證、身份關系證明、協助訴訟文書送達及兩地人犯遣返。(3)大陸地區經貿資訊的收集發布，間接貿易、投資及其爭議的協調處理。(4)兩岸人民有關文化交流事宜。(5)協助保障台灣地區人民在祖國大陸地區停留期間的合法權益。(6)兩岸人民往來有關咨詢服務。(7)「政府」委託辦理的其他事項。

該會成立後立即承擔先前由紅十字會負責的有關兩岸事務性的接觸和交往的職能，並派遣該會人士訪問祖國大陸各相關部門，建立溝通管道。

㈢ 蔣經國為什麼被認為是「對台灣貢獻最大的

1960年年代，台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在有力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幹，加上國際資本和技術幾次轉移，台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貧人口大幅降低，許多台灣大學生畢業後就往美國跑，人民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的娛樂活動如雨後春筍。如果說美國人努力影響蔣經國的看法，他們顯然沒有白費功夫，蔣經國幾次訪問美國，眼見美國生產力的強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國式的管理不是從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約精神，在這種遵守公共約定的自覺中，人人追求創新，力爭上游。這種現象對於一向習慣於蘇聯式思辨的蔣經國而言，確實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說服力的仍然是發展的 事實本身，在美國受教育的知識菁英開始發揮影響力，他們根據所學結合台灣的情形所制定的發展方案，確實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會財富累積迅速。這樣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視美式管理背後的思維邏輯，一開始是經濟的，接著便是政治的。

㈣ 金信的我與蔣氏父子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韓國，我家與蔣介石先生的關系都不是秘密。 要不是蔣介石先生全力支持，韓國獨立運動很難有發展。1933年，蔣先生通過陳果夫聯系，在南京黃埔軍校秘密會見我父親，共商抗日大計，國民政府撥款支持韓國臨時政府，組建光復軍，選派韓國抗日青年到洛陽軍校受訓。在重慶的時候，中國人民的糧食物資供應非常困難，但是國民政府一直保證韓國臨時政府的活動經費和基本生活開支，我們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時那樣困窘了。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蔣先生的遠見與仁義，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是維持不下去的。1938年，父親在長沙遭獨立運動內部的激進分子行剌受了重傷，送到湘雅醫院搶救，醫生認為希望不大了，已經放棄搶救。這時候蔣先生知道了，下令給湖南省主席張治中：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金九的性命。同時一日三電，關心我父親的情況。張治中將軍親自到醫院去慰問。我父親能轉危為安，與蔣先生的救助是分不開的。事後蔣先生還派人送來巨額慰問金。當年我能進中大附中也是國民政府的特別指示，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里，還保存著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指示中大附中免費接受韓國獨立運動領袖子弟10人入學的文件。
1936年，我在南京孝陵衛參加了童子軍全國的夏令營活動，並接受檢閱，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蔣介石先生，我做夢也沒想到後來我能經常地與他面對面地交談，成為忘年之交。1957年我任空軍作戰部長，隨陸軍總長李亨根將軍去台北訪問，蔣先生接見了我們一行，在我們告辭時，蔣先生忽然說：「金信，請留步，我們合個影。」我立在蔣先生身邊合影，這是我第一次與他單獨留影，彌足珍貴。幾年後我以空軍總長的身分訪問台灣，蔣先生親自給我授勛，並讓蔣經國先生陪同我去金門島考察。後來我任駐台灣大使，見到蔣先生的機會就多了。記得那次到達台北兩三個星期了，還沒有安排我遞交國書，我很焦急，要是蔣先生再不接見我，我就趕不上「雙十節」的慶典活動了，我心中充滿了疑慮。就在「雙十」的前一天，蔣先生接受了我的國書。這時候，我才發現他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輕，嘴唇上全是泡，他是帶病會見我的。他對我說：金大使，令尊金九先生是我的朋友，你我關系非同一般，以後想見我，無須經過外交部，可以直接到我的官邸找我。
我在台灣，蔣先生對我關照很多，我們的關系的確非同一般，他對我說話無所顧忌。他經常來電話，要我到他那裡去聊天，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說實話，且不說我和他的地位不一樣，論年齡不是一輩人，更何況我一直把他當作我們金家的恩人，當年要是沒有他下令搶救我父親，我父親早就不在了。蔣先生對我很親切，很信任，也經常向我打聽外面的事。有幾次，他讓我到士林官邸，秘書與衛士都被他打發出去。我們一老一少在一起談得很愉快，他經常大笑出聲。我告辭時，秘書和侍從都說，老先生沉鬱多日，好長時間沒有這樣笑過了。侍衛長郝柏春先生說，金大使，你以後要常來玩，他會高興的。後來黨政軍要人都知道我可以直接見蔣先生，於是對我尊重有加，有的甚至托我打聽升遷的事。
他是善解人意的人。有一次在士林官邸，他留我單獨聊天，秘書與衛士全退下。談了三四個小時仍無倦意，說起來不好意思，我當時內急，有點不安，蔣先生看出來了，用手指示說：「金信，你是不是要解手？請按那裡。」――蔣的洗手間非常秘密，他要不指給我看，我還以為那兒是牆呢！他晚年更寂寞，經國先生曾對我說，要我經常來玩，並關照我，外面有些事沒必要讓老先生知道，知道後他會煩。這些，我都懂。老先生晚年不大相信別人的話，總認為別人會騙他，而「下騙上易，上騙下難」，――這話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我認為極有道理。我與蔣老先生、經國先生及其他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都建立了很好的關系。我駐節台灣8年多，每年紀念815光復時，使館舉行招待會，蔣先生、經國先生及黨政軍要人都出席，我在致辭中總是先提韓中兩國人民共同抗日的歷史，在等日本使館官員退場後，全場總是又一次響起熱烈的掌聲。――韓中兩國人民的苦難的過去，我們每個人都不應當忘卻！
那些年，我經常應邀到台灣高層人士家作客。我當大使，注意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注意他們的政治。國民黨退居台灣後，黨內是有反思的，蔣在台灣開過許多會，檢討過錯。當時經濟發展得不錯，蔣對高層管得也很緊。我到白崇喜、王叔銘、黃傑等高級將領家作客時，發現他們的住宅都很簡朴，用飯也僅僅是三四個菜，生活比較清苦。政府部門辦公效率比較高，社會也較安定（當然這與實行戒嚴法有關）。可是蔣先生晚年，對周圍的人，他似乎不太信任，自信心也有點動搖，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他得知朴正熙訪美，曾要我讓朴總統向尼克松打聽一下美國人對他究竟是什麼看法。
1969年，朴正熙總統訪問台灣，蔣先生要同他密談一次，我告訴他，朴正熙總統不會漢語，他說：「那你來當翻譯吧！」我告訴朴正熙，他驚訝地說：「哪有外國大使當翻譯的道理？他真是跟你太知己了！」有關蔣朴密談的內容，不但海峽兩岸的有關人士感興趣，韓國歷史學家也感興趣，可是他們二人均已作古多年，僅有我這個「翻譯大使」尚留人間，要我來披露內情，我覺得不大合適。
我與蔣家父子兩代的感情非同一般，後來，韓國方面遇到麻煩的問題，都想到派我去斡旋。有一年，韓國發生旱災，又值總統大選，政府要我想辦法從台灣進口大米，我很為難，因為我知道，當年台灣也遇大旱歉收，僅有以備非常時期的軍備糧。而韓國人只吃粘性比較強的蓬萊大米，只有台灣的米能解決問題。我去找了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陳誠先生，他也覺得困難，他建議我自己去向蔣先生開口。蔣先生考慮問題周密，知道我不到萬不得已，是不好意思開這個口的，就親自安排周轉，調劑了約20萬噸大米賣給韓國，誰能知道，這在當時是多難的一件事啊！我感激不盡，不知說什麼是好。我告辭的時候，蔣先生叫住了我，說：「金大使，對不起，這些米還是賣給你們的。要是我還在大陸，這點米就送給你們了……」靠著這批大米，韓國渡過了難關。但是蔣先生的那句話我始終忘不了，從這一席話也可以窺見他晚年的心境。
全斗煥當政時代，我已經退出政界，1987年2月，發生了涉及朝日韓關系的嚴重的外交事件（具體經過我以後會在回憶錄里細說），需要台灣出面作中介。我國外長當天約我商談，請我出馬立刻到台灣去一趟，找經國先生想辦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說說話，當天就去了台北。我與沈昌煥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見我就問：「你作為全總統的特使，帶沒帶委派書？」我說走得匆忙，沒來得及辦。他說沒有也罷，說著就與經國先生聯系。我想我這張面孔在台北還是很有人緣的。次日。經國先生接見了我，沒說幾分鍾，就主動答應了我們的請求，我一下子如釋重負，――他幫了韓國政府一個大忙。當時韓國與台灣關系已經趨向冷淡，經國先生這樣大度，令我欽佩，也令我感動。
1992年中韓建交前，韓國方面考慮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覺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認為我去「最合適」，可是我認為我「最不合適」。――我相信海峽兩岸所有的人都會理解我復雜的心情。1975年蔣先生謝世，1987年經國先生謝世，我都專程去台北參加葬禮。我到奉化溪口旅遊時，在蔣氏宗祠獻花鞠躬，引起了許多遊客的注意，也許他們把我當成台灣來的了，我很想講一講我家對蔣家的感情，但是有誰還會對這樣的故事有興趣呢？會不會引起誤解呢？我沒有把握。

㈤ 蔣經國為什麼要殺了給他生了兩個兒子的章亞若

章亞若不是蔣經國殺死的，是蔣介石、陳立夫下令中統謀殺的。

因為章亞若在桂林為蔣經國生下兩子，消息很快傳到了重慶。此時章亞若要求，名正言順地成為蔣家的人，而且要做正室。

此事被蔣介石知曉，為了維護蔣經國的威望和形象，蔣介石將蔣經國調回了重慶。對遠在桂林的章亞若，蔣介石則萌生了一個極其毒辣的計劃，將其殺死。

蔣介石把此事交給了陳立夫，他說：經國與江西那個女人的事，對我們家的名聲損害很大。她常在外面說為經國生了兩個兒子，要與經國舉行正式婚禮，這成什麼體統？那個女交給你去處理掉，事情要高度保密。

陳立夫將此事交給了中統特務頭子顧建中處理，他派兩名特務到桂林用重金買通省立醫院的一名醫生，利用給章亞若打針的機會，將毒葯注入針劑中，將章毒死。

2005年，國民黨老特工、保密局退役少將谷正文證實了章亞若是被陳立夫下令謀殺的，蔣孝嚴後來在《中國時報》上也證實了這一說法，這離章亞若去世已經60多年。

(5)蔣經國訪問擴展閱讀：

章亞若與蔣經國的愛情故事

章亞若，生於1913年，死於1942年，只活了29年，可謂是紅顏薄命。章亞若在中學之時，就有著才女的稱號，人長得也很漂亮。

1926年，年僅13歲的章亞若就和18歲的唐英剛結婚，兩人還育有兩個兒子。唐英剛去世之後，章亞若將自己的孩子交給母親照顧，後來為了躲避戰亂和別人的糾纏，章亞若來到江西贛州，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了贛州公署工作擔任文書。

當時，蔣經國也在贛州擔任專員，他一眼就看上了漂亮有才的章亞若。後來，章亞若調給蔣經國當秘書，蔣經國找到機會向章亞若告白，章亞若考慮到兩人的社會地位相差懸殊，就拒絕了蔣經國。但是，蔣經國並沒有放棄，經過不懈的努力，章亞若同意了蔣經國的求愛，兩人走到了一起。

蔣經國與章亞若的愛情，並沒有得到的同意，當章亞若懷孕的時候，將兩人的關系報告給了蔣介石，希望得到蔣介石的同意。

可是，蔣介石以戰事緊張為由，拒絕為兩人舉行婚禮，只是安排章亞若去安全的地方秘密待產。蔣經國在章亞若出發待產之前，請了幾個比較親密的朋友，就當是內部公開了自己和章亞若的關系。

㈥ 蔣經國對台灣發展有什麼貢獻

蔣經國對台灣經濟的貢獻最大。我曾經看過一個內部資料片《風雨14年》講述講述在我國在大搞文化大革命時期，蔣經國在台灣發展經濟，追趕亞洲4小龍的經歷。 近十年在台灣任何一個有關「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意調查里，蔣經國始終穩居首位。1960年代，台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在有力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幹，加上國際資本和技術幾次轉移，台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 1969年，60歲的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接手管理整個政府。在這之前，他已擁有完整的黨政軍資歷，當過"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軍退休人員輔導會"主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台灣"外交"剛好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力量加強，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惡化，使得中美戰略聯盟的空間擴大。 1972年蔣經國接任台灣"行政院長"那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上海公報》，接著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關系正常化，台灣"外交"上受到嚴重的打擊，面臨了空前的考驗。這年蔣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蔣經國獨撐大局，1973年，在台灣社會處於強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際，他宣布提出一項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十大建設"，預計在五年之內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工程"、"蘇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鋼鐵廠"、"大造船廠"等能源、交通和重工業製造等基礎建設，以快速地將台灣推入高度開發的社會。 事實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約二十年間，台灣已完成由農業生產到輕工業生產的初期累積，1971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這或者也是現代史的首次，接下來勢必要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雖然如此，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因規模過大，向外貸款過巨，仍遭到經濟專家的質疑，認為這項計劃將拖垮財政，不過他卻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事實上，他的考慮是多方面的。簡易地說，當外在局勢難為時，蔣經國將資源大量投入內部的建設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並從中確認自我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