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的資料庫

⑴ 簡述古代中國石刻的不同類型及其通常的製作工序

在中國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數量與它所包含的文化內容之豐富都應該名列前茅。就現有的石刻文物來看，古代石刻遺存中包含有文字、紋飾圖案、造型雕刻、建築構件等多個方面的文化內容，不僅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學、文學、歷史學、民俗學、美術史學等眾多學科的研究。現在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經形成了專門的學科分支，歷來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對石刻的研究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以往對石刻的研究，主要著重於對歷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編輯目錄、對有關信息的記錄、石刻文字辨識與內容考證等幾個方面。在宋代已經興起的中國金石學，就是以歷代石刻作為主要的收藏與研究對象。就現在可以見到的古籍來看，從宋代以來，產生了近千種有關石刻的專門著錄，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資料。而在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後，科學發掘與考古學研究方法的運用，給石刻研究開拓了新的途徑。即注重石刻類型的研究，通過石刻類型的歸納來更好地解讀石刻文字內容，並且通過研究各種石刻類型的產生與變化過程來揭示中國古代文明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使傳統的石刻研究出現了新氣象。近代以來，在科學考古發掘與調查中獲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資料，有助於我們完成上述的研究課題。有關中國石刻的新發現，我在一本小書《二十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古代石刻》中有過比較全面的介紹，可以參考。中國古代的石刻產生與發展的過程，概括地講，應該是從原始的實用性石刻向墓葬紀念性石刻演化，東漢時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國古代石刻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類型，如碑、摩崖、墓誌、闕、柱等，從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國使用的基礎。而後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為代表的宗教石刻產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帶有外來文化因素的石刻類型，如造像、浮圖（塔）、經幢、刻經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間形成了中國古代石刻發展的第二個高潮。在此後，已經定型的各種石刻類型一直沿用到近代。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大量的考古發現加以證實。

特別是在考古發現中有關早期石刻類型的重要發現，對於全面了解石刻類型的形成與演化具有重要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與西方幾個文明古國相比，中國古代文字石刻出現的時間比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亞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兩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區都有公元前一兩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國古代專門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後才開始出現。這就給我們如何認識中國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疑問，即中國古代石刻的產生是否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而要正確認識這一問題，就必須對中國古代石刻的基本類型及其形成過程做出科學的分析。我們在這里試著將中國古代石刻的主要類型及其形成演化的過程作一個簡要的分析介紹。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塊上的，可能是春秋時期的產物。它們或者是在一塊獨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將天然的石塊略加表面處理後進行雕刻。中國古代將這樣的石刻叫做「碣」。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態。

在山崖上直接刻寫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國古代稱之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選擇一片比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漢代以後，有時也在山崖上進行整修，開鑿出一片規整的平面來，甚至有些摩崖還開鑿成一個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銘。保留至今的漢代石刻中，有很多著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陝西漢中的東漢永平六年漢中太守鄐君開褒斜道記，建和二年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永壽元年右扶風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肅成縣的建寧五年李翕析里橋郙閣頌，在新疆阿克蘇的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等。漢代以後，摩崖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著名的風景勝地、寺廟和古代文化遺跡附近，形成了豐富的文化景觀。其中有大量的題名、詩詞、游記、摩崖刻經、摩崖造像等。象山東掖縣的北齊雲峰山題刻，湖南祁陽的唐大歷六年大唐中興頌，福建南安縣九日山的祈風題記，重慶涪陵等地的長江石魚題刻等。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資料來講，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這樣的紀念石刻在中國古代出現，最早也是西漢晚期的事。在西漢晚期和東漢時期，石刻開始大量出現，並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藝也非常成熟。促成這一變化的應該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見，石刻運用得最廣泛的，還是在喪葬建築之中。所以，中國古代喪葬制度的變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國風行開來的一個根本因素。

就現在所見，在西漢時期，文字石刻還主要限於實用性的場合，如黃腸石、地界石、紀事刻石等。但是也是從西漢時起，石材與治石技藝在墓葬中的使用達到了空前的盛況。近年發現的河北滿城西漢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漢梁王陵、江蘇徐州西漢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開鑿出來的。它們規模宏大，建造時的石材加工技術十分成熟。通過考古發現，可以看到在山岩中開鑿陵墓與用石材建築墓室的做法在西漢時已經十分普遍。在山東一帶，西漢時期已經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畫像的石槨墓，有了麃孝禹刻石這樣的小型碑刻。這些表現著中原葬制的一個根本性變化，表明了人們希望彰顯自身聲名，祈求不朽的意識。它推動了墓葬石刻由實用向紀念性的轉化，從而出現了用以標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們推測，石刻的大量使用與文字碑石的出現還可能與漢武帝通西域後西亞北非一帶的文化因素傳入中國有一定關系。

中國的碑在東漢時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長方形的豎石，下部另接底座。頂部的形狀一般加工成圓形、三角形或者平頂。這些外形與西亞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國金石學中習慣稱為：圓首、圭首和平首。以後碑首增加有盤龍紋飾，並逐漸形成一種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龍首。後來發展到將螭龍首單獨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長方形的石座演變成龜形、須彌座形等精美的形狀。這是中國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間多有穿孔。學者多根據《禮記》等古文獻的記載認為碑的形制來源於中國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轆轤座和宗廟前樹立的石碑。

在碑身上面刻寫銘文。是樹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寫銘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中把它專門定為一種文體，叫做「碑銘」。如果內容比較多，還會在背面以及側面刻寫文字。但是這些位置刻寫的文字大多是題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據碑石上的內容，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的碑石大致分為以下幾類：墓碑、功德碑、記事碑、經典刻碑、造像碑、圖碑、題名碑等。

墓碑是專門樹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標明墓葬的主人，頌揚他的一生事跡。它是中國古代墓葬建築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東漢時期，已經基本形成了在墓葬塋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築的制度。根據《水經注》里對漢代陵園的記載，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鮮於璜墓碑、幽州書佐石闕等漢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況，可以推測：在漢代，中上等級人士的墓葬中，一般採用建築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闕一對、神道柱一對（及神道碑一對）這樣的建築組合。這也形成了石闕、石祠堂與石柱等具有實用建築意義與紀念意義的幾種古代石刻類型。墓闕是漢代陵園建築中的大門。現在在四川、山東、河南、北京等地還發現有漢代的墓闕。特別是四川的多座漢闕，保存得最為完好，如雅安的高頤闕。河南登封的少室闕等保存得也不錯。現存的漢闕一般高4——6 米，用石塊壘砌。左右各一座，相對樹立。闕分基座、闕身與闕頂幾部分，闕頂雖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製建築的斗拱屋頂形式，華麗莊重，往往在闕身上刻畫圖象。圖象的內容有神話、歷史故事和各種紋飾。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闕、啟母闕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畫。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陽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東漢幽州書佐神道柱等。漢代與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紋的圓柱和柱頂的一個長方形碑面。以後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與通稱為華表的望柱合為一體。碑具有很大的實用性，出現並定型以後，很快就被社會各界廣泛地使用開來，賦予它多種用途，如記功頌德、詔書告示、文書契約、書籍範本、記事等，成為古代中國最主要的一種石刻類型，也是最重要的紀念性建築。

功德碑是專門歌頌古代帝王、官員、功臣、神靈、以及孝子節婦等人倫典範的紀念性碑刻。記事碑的內容比較豐富，涉及古代社會的各個實用方面，記錄的內容有詔書、公文、契約、協議、合同、詩詞、記事文章等等。經典刻碑是專門刻寫古代經書典籍的碑石。形狀與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組排列，順序刻寫一部或多部經書。在印刷術產生之前，刻寫石經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經文的標准本，供人們對照、臨摹與傳播。最早的一部石經是東漢末年製作的熹平石經，刻寫了中國儒家尊崇的經典七種，就是：《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公羊傳》和《論語》。這些碑石現在已經全部毀壞，僅剩下一些殘石。漢代以下的各個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經的習慣。魏、五代時的蜀、唐、宋、清各代都製作了石經。其中唐代刻寫的12 種經籍與清代刻寫的十三經至今還保存完好。圖碑指在碑面上繪制各種圖表的碑石。例如繪制天文圖、地圖、河流圖、風景畫、世代表以及一些著名畫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圖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歷史時期。現存最古老的圖碑是蘇州博物館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圖、天文圖、紹定二年平江圖和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阜昌七年華夷圖、禹跡圖等。題名碑是以記錄人物姓名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樹立的專門記錄官員姓名的題名碑。如唐開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記錄了曾任御史官員的姓名。唐郎官題名石柱也是類似的題名石刻。

中國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種重要的類型就是墓誌。中國古代的墓誌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傳世的古代墓誌材料大多是被盜掘出來的。清代末年以前，所著錄的墓誌數量還比較少。隨著近代 考古發掘工作的進展，陸續有大量各朝代的墓誌出土，估計可達萬件以上，使得墓誌成為現存中國古代石刻中數量最大、文字內容最多的一個門類。以前對於中國古代墓誌產生的時間有過多種推測，提出西漢產生墓誌、東漢產生墓誌，……一直到南朝出現墓誌的種種說法。實際上，中國墓誌的產生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長期

過程。它與碑的突然出現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夠證明這一點。在古代中國，應該是首先產生標志墓葬的思想與習俗，然後才在長期的演進中，將用於標志墓葬的器物經過多次變化，最後定型為長期使用的中國墓誌的。

在西漢末年，首先是在畫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現了刻有墓主官職姓名與葬年等字樣的題記。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國天鳳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馮孺人畫像石題記：「郁平大尹馮君孺人始建國天鳳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歲不發。」它刻於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陝西綏德出土的東漢「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畫像石題記，刻於墓中主室後壁立石上。這些題記作為畫像石的附屬題銘出現，並不是主要作為墓誌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現象。但是它卻是在墓中較早出現的成篇石刻銘文，開創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質文字銘刻的先例。根據在山東鄒城、滕州等地的漢代石棺槨出土情況，在西漢中晚期已經大量使用石棺槨了。古代文獻中記錄有漢代使用柩銘的事例。《漢書?薛宣傳》雲：「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太平御覽》卷五五二引《博物志》雲：「漢滕公薨，公卿送至東都門。四馬悲鳴，掊地不行。於蹄下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郁，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漢代已經有了在棺柩上刻寫柩銘的習慣。現存實物中有在四川蘆山出土的東漢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暉石棺，棺首刻有婦人掩門的畫像，右側刻寫銘文，就反映了漢代的柩銘原狀。《隸續》卷二十中還記載了漢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壽槨題字。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銘。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柩銘與墓誌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器物，但是晉代的一些柩銘卻改變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一塊單獨的小型碑石，雖然它的銘文中仍然是稱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與棺柩並沒有什麼直接關系，外形也向墓碑與墓誌靠攏。以至在以前的金石著錄中，人們也將它們作為墓誌一類看待。例如晉元康六年（296 年）賈充妻郭槐柩銘，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寬0。312 米，與同時期的另一件晉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雖然自銘為墓碑，但卻出土於墓中，應該也是作為墓誌使用的。又如安徽壽縣出土的晉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蔣之神柩，同樣是刻成小碑形。洛陽古代藝術館收藏的晉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銘也是一件單獨的刻石。此外，晉元康八年（298 年）魏雛柩銘是一件附有兩個小石柱的磚銘，高0。455，寬0。21 米。它們都與後來的墓誌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認為是墓誌一類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東漢時期埋設在墓中的石刻文字還有些自稱為墓門、封記等。其內容也比較復雜。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紹了一件西漢左表墓門，並且認為「前面說的左表墓門把死者官職姓名和年月詳細記載，就是墓誌的用意。」這些墓門應該是指磚室墓或者畫像石墓的石制墓門。在上面刻字的現象並不是很多見，可能還沒有形成風氣。墓記（又稱封記）則和墓磚銘一樣，是與墓誌相近的石刻。金石著錄中記載的傳世品有東漢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賈武仲妻馬姜墓記等。這些墓記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磚刻寫而成，如1929 年在洛陽北郊王窯村出土的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刻於紅砂岩上，據郭玉堂當時所見，「似黃腸石，字刻石端。」收購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棄其餘。」現存石長0。46，寬0。585 米，石面經琢磨，仍存鑿痕。黃展岳指出：「王窯村一帶系東漢帝陵區，曾多次發現黃腸石和黃腸石刻，馬姜墓石為黃腸石無疑，馬姜墓應是黃腸石墓。此墓石原來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顯部位。」墓記表現出專門用於紀念的禮儀作用。文字體例內容與後代正式定型的墓誌十分相似。所以這些墓記可能就是最早的墓誌。

在這里我們需要再提一下漢代的畫像石祠堂題記，如山東嘉祥宋山安國石祠題記、蒼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題記等。如果把它們聯系起來，應該得出一條由墓上祠堂畫像石題記到墓中畫像石題記或墓室題記，再到墓記的演變脈絡。如果此推測不誤，那麼，祠堂畫像石題記對墓誌的形成也應該起過一定的作用。

綜合以上介紹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在秦漢時期的喪葬禮儀中，存在著用不同形式標志出墓主的習俗。這種標志墓葬的習俗與墓葬形制的改變，促使人們不斷改進標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堅固持久，更加富有紀念性。墓誌就是在這樣的改進中逐漸形成的。只是它在漢代的墓葬中還沒有形成統一的一種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現了名目眾多，形制各異的柩銘、墓門、封記、墓記等多種石製品與磚製品。這是正式定型的墓誌出現的前聲。晉代開始把小碑形狀的墓誌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國時期，這種墓中的碑形墓誌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肅武威趙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較罕見的前涼墓誌。原石作碑形高0.37 米，寬0.265 米，厚0.05米。園首。碑額處題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華墓表。梁舒的官職為「中郎中督護公國中尉晉昌太守」。近年來，陝西咸陽市渭城區密店鎮東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國時期的後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呂他墓表，原石形狀也是帶碑座的園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來樹立在墓室中。碑額中央刻寫著兩個字：「墓表。」對照晉代墓葬中的情況，很明顯，這種習俗應該是沿襲了晉代的喪葬制度。由此可見，晉代時，在地位較高的官員墓中樹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並且往往把這種小碑稱作墓表。墓誌這種稱呼在當時還沒有出現。最早出現「墓誌」這一名稱的是南朝劉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劉懷民墓誌。就現有墓誌材料來看，有蓋的石制墓誌大約出現在北魏孝文帝遷洛以後。現知最早的有蓋墓誌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誌。這種形制在墓誌中佔了主要地位，墓誌的文體這時候也基本定型，並沿用了一千多年。

此外，中國古代石刻材料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實用性的建築物構件或單獨的建築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礎、石牌坊、石香爐、石柱、石人、石獸，象漢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漢代石人、十六國時期的柱礎、清代河南南陽山陝會館牌坊等。它們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們上面一般很少刻寫銘文。

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佛教藝術的傳入，帶來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藝與新的石刻適用范圍，產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類型。其中直接服務於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與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經、經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銘以及寺廟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類型都有自己獨特的外形形制，其銘文也有一定的文體格式。中國早期佛教原來被認為是從西域信奉佛教的龜茲等古國經陸路傳入。現在隨著新的考古資料被發現，有了新的認識：佛教傳入中原，可能在漢代有過多種渠道。江蘇連雲港發現的漢代孔望山畫像，裡面有些畫面被確認為佛教的涅般圖和佛像。說明佛教有可能通過海路傳入。四川樂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漢代銅樹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現了東漢時期佛教在四川的傳播情況。這些影響，又可能是從南亞地區陸路（即中國古代所說的身毒道）傳播過來的。這些漢代的石刻圖象應該是中國現有的最早的佛教圖象。

而在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亞地區開鑿石窟寺與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風氣經西域傳入中原。興起了佛教造像的熱潮。從這時起，在中原各地興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薩弟子像與其他紋飾裝飾起來的石窟。著名的雲崗、麥積山、炳靈寺、龍門、響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寶。在不適宜開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製作單尊的石造像與造像碑。附著於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題記，如河南龍門石窟的大量造像題記就是重要的石刻資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時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種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國漢代以來形成的碑的形制來雕刻佛像以及供養人畫像的。造像碑上開鑿小型的佛龕，裡面雕刻佛與菩薩、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開龕，有些是兩面開龕或一面開龕。龕下往往雕刻香爐、護法獅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線刻大量供養人的畫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長篇的造像題記或發願文。還有一些造像碑的題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層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這種碑上一般沒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北朝時期，還出現過另一種具有功德性質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與甘肅西部發現的一批北涼時期製品。這些石塔大多出土於古代寺廟遺址，可能是當時僧人修禪時放在面前觀像用的。這些石塔上面刻寫有佛教經文，如《增一阿含經》、《佛說十二因緣經》等。北朝時期的石塔多製作成四面多層樓閣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經文。大約從初唐開始，佛教徒製造石塔的風氣興盛起來。這時製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帶有發願文、題記與佛經經文等，在發願文中自稱為石浮屠（浮圖）。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發現。

經幢是在唐代初期興起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彷彿教的一種法物——幢。幢原來是用絲帛製作的裝飾品，形似傘蓋，頂端裝有如意寶珠。石經幢的主體是一根刻有經咒的石柱，上有石雕傘蓋與寶珠。根據現有文物，具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石經幢是陝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佛教經幢上面主要刻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晚唐時期起，經幢逐漸由單層變成多層，底部有須彌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規模宏偉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趙縣的宋代經幢。

刻經是佛教石刻中數量最大的成分。現在能見到最早的石刻佛經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潤等造不增不減經。北齊時期，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間刻經的風氣很盛。如著名的泰山經石峪刻金剛經、山西風峪華嚴經、河北邯鄲北響堂寺涅般經、山東鄒縣四山刻經等。幾年前，在山東東平縣大洪山上新發現的北齊刻經與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從隋代開始，由靜琬法師倡導，在北京房山雲居寺進行了佛教歷史上持續時間最久的一項刻經工程。這項工程持續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寫有14620 件石刻經版，還有420 件殘經版和各種碑銘82 件。總共刻寫佛經1100 多種，3500 余卷。限於篇幅，這里僅簡單地介紹了古代石刻的基本類型，有關它們的形成過程還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希望能在以後做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

⑵ 中國古代書法藝術中的石刻文字是什麼內容涉及到哪些范圍

石刻文字是中國古代書法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刻寫在碑、碣、墓誌、摩崖、經幢、畫像、造像上，以碑銘、墓誌多見。其文字內容涉及的范圍，包括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學、文化、宗教、藝術、科學等各個方面，幾乎囊括了人類活動的任何領域。

⑶ 大足石刻在近代是誰發現的

大足縣，建於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隸屬昌州。公元885年（唐光啟元年），昌州由靜南縣遷治大足。至公元1279年（南宋末年），大足一直是昌州州治所在縣。
現存大足石刻作品中，最早的為鑿於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
所以那一帶地區，一直有人居住，一直工匠在雕刻。
參見：http://ke..com/view/7444.htm

⑷ 大足石刻的石刻分布

以大足區、潼南縣、銅梁縣、璧山縣為范圍，大足區是重慶市市轄區，始建於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豐大足」而得名，是馳名中外的「石刻之鄉」、「五金之鄉」，全國首批甲級開放區，國家確定的長江三峽旅遊縣的起點，全國生態農業先進區，重慶市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區區境內石刻造像星羅棋布，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摩崖造像多達75處，雕像5萬余身，銘文10萬余字，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處。
大足石刻是縣內102處摩崖造像的總稱。其中75處列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有寶頂山、北山、南山、石門山、石篆山；市級有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縣級有峰山寺等66處。造像1030龕（窟），約5萬余尊。內容以佛教為主，道教次之，余為佛道合一、佛道儒三教合一、歷史人物、供養人（又名功德主）等造像；碑文、頌偈、題記10萬余字。雕刻類別主要是高、淺浮雕，少數圓雕，極個別陰線刻。 寶頂山位於大足區龍崗街道東北15公里處，海拔527.83米。寶頂山摩崖造像始鑿於南宋年間，四周2.5千米內山岩上遍刻佛像，包括以聖壽寺為中心的大佛灣、小佛灣造像。以大足大佛灣為主體，小佛灣次之，分布在東、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60餘幅，以六道輪回，廣大寶樓閣、華嚴三聖像、千手觀音像等最為著名。
寶頂大佛灣處有川東古剎聖壽寺，創建於南宋。廟宇巍峨，雕梁滿目，坐落於勢峻秀、環境幽雅的林木之中。寺側南岩為萬歲樓，是一座造型別致的二層飛檐翹角樓閣。
寶頂石刻由號稱「第六代祖師傳密印」的趙智鳳於公元1174—1252年間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間，歷時70餘年，總體構思組織開鑿而成，是一座造像近萬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場。寶頂山摩崖造像重點保護范圍面積7.93公頃，一般保護范圍面積37.14公頃，建設控制地帶面積53.30公頃。
聖壽寺依山構築，雄偉壯觀。南宋趙智鳳創建，後遭元、明兵燹，明、清兩度重修。現存山門、天王殿、帝釋殿、大雄殿、三世佛殿、燃燈殿和維摩殿七重殿宇，為清代重建。建築面積1631.68平方米。
大佛灣位於聖壽寺左下一個形似「U」字形的山灣。崖面長約500米，高約8—25米。造像刻於東、南、北三面崖壁上，通編為31號。依次刻護法神像、六道輪回圖、廣大寶樓閣、華嚴三聖、千手觀音、佛傳故事、釋迦涅槃聖跡圖、九龍浴太子、孔雀明王經變相、毗盧洞、父母恩重經變相、雷音圖、大方便佛報恩經變相、觀無量壽佛經變相、六耗圖、地獄變相、柳本尊行化圖、十大明王、牧牛圖、圓覺洞、柳本尊正覺像等。全部造像圖文並茂，無一龕重復。
小佛灣位於聖壽寺右側，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築為一座石砌的壇台，高2.31.東西寬16.50、進深7.90米。壇台上用條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菩薩像，通編為9號。主要有祖師法身經目塔、七佛龕壁、報恩經變洞、殿堂月輪佛龕及十惡罪報圖、毗盧庵洞、華嚴三聖洞、灌頂井龕等。 南山，古名廣華山，位於大足區城東南方向五華里處。山頂上原有道觀，名玉皇觀。南山石刻造像緣起於南宋時期（公元1127—1279年），屬道教造像。明清兩代稍有增補。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宣布，南山摩崖石刻屬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重慶恢復直轄市以後，又被重慶評為重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處摩崖造像一共有十五龕造像。作品都以道家作品為主是南山石刻的一大特點。 北山摩崖造像始刻於唐末，至南宋結束，和寶頂山石刻同為大足石刻中最大石刻，位於大足區城北2千米的北山上。以大佛灣為中心，遍及其四周的觀音坡、營盤坡、佛耳岩、北塔寺共五處。長達500多米。岩高約7米，沿崖造像。從南到北形狀若新月，龕窟如蜂房。造像5000餘尊。造像細膩精美，技藝嫻熟巧妙。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淺小龕窟殘毀外，其餘均保存完好。
北山，古名龍崗山，距大足區城龍崗街道北1.5公里，海拔545.5米。北山綠樹環繞，山頂有一傾斜白塔，塔下有兩座大佛。北山摩崖造像重點保護范圍面積7.62公頃，一般保護范圍面積21.82公頃，建設控制地帶面積28.15公頃。北山佛灣摩崖造像，開鑿於公元892～1162年（唐景福元年至南宋紹興）。造像崖面長約300米，高7～10米。龕窟密如蜂房，分為南、北兩段，通編為290號（1～100號為南段，101～290號為北段）。其中造像264龕窟，陰刻圖1幅，經幢8座。
北山摩崖造像近萬尊，主要為世俗祈佛出資雕刻。造像題材51種，以佛教密宗為主，約占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其次有三階教、凈土宗等。這些造像題材都是在當時民間極為流行的，是佛教世俗化的產物，異於中國前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細膩、藝精技絕、精美典雅而著稱於世，展示了公元9世紀末至12世紀中頁（晚唐、五代、兩宋）中國民間佛教信仰及石窟藝術風格的發展、變化。
公元9世紀末的晚唐造像題材有12種類型，以觀音及觀音、地藏合龕和阿彌陀佛脅侍觀音、地藏居多。造像端莊豐滿，氣質渾厚，衣紋細密，薄衣貼體，具有盛唐遺風。第5號毗沙門天王龕、第9號千手觀音龕、第10號釋迦牟尼佛龕、第51號三世佛龕、第52號阿彌陀佛龕等都是其代表作品。尤其是第245號觀無量壽佛經變相內容豐富，層次分明，刻「西方三聖」、「三品九生」、「未生怨」、「十六觀」及伎樂天人、樓台亭閣等；人物造像539身，各種器物460餘件，保存了多方面的形象史料；在中國石窟同類題材造像中首屈一指。
公元10世紀中葉的五代造像佔北山造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國這一時期造像最多的地區，造像題材有18種，出現了葯師經變、陀羅尼經幢等新內容。其藝術特點是小巧玲瓏，體態多變，神情瀟灑，紋飾漸趨繁麗，呈現出由唐至宋的過渡風格。如第53號的佛、菩薩像，既有唐代雕刻的豐滿古樸，又具宋代造像的修長身軀。第273號的千手觀音及其侍者、第281號的東方葯師凈土變相等，薄衣貼體頗具唐風，儀容秀麗又似宋刻。 公元10世紀後期至12世紀中葉的宋代造像題材廣泛，多達21種，尤以觀音最為突出，被譽為中國觀音造像的陳列館。這一時期的作品更加貼近生活，體現了宋代的審美情趣。造像具有人物個性鮮明，體態優美，比例勻稱，穿戴艷麗等特點。最具代表性的是建於公元1142—1146年間的第136號轉輪經藏窟。該窟造像以恬靜的面部刻劃反映其內心之寧靜，以玲瓏的衣冠顯其身份的高貴。以線造型，線面並重，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瓔珞蔽體，飄帶滿身，花簇珠串，玲瓏剔透，裝飾味濃；且多保存完好，宛如新刻，被公認為是「中國石窟藝術皇冠上的一顆明珠」。其它如第125號數珠手觀音、第113號和第133號水月觀音、第155號孔雀明王窟、第177號泗洲大聖龕、第180號十三觀音變相窟等都是這一時期的珍品。這些造像的形象、姿態、性格、神情以至衣褶、飾物等，組合變化豐富，刻工精美，步步移，面面觀。
北山摩崖造像中，現存碑碣7通。其中，刻於公元895年的《韋君靖碑》，具有補唐史的重要價值；刻於公元1163—1189年間的《趙懿簡公神道碑》，系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的蔡京所書，為書法藝術之珍品；二十二章《古文孝經碑》，則被史家們稱之為「寰宇間僅此一刻」。此外，還存有題刻、詩詞17件，造像記77件。對歷史地理、宗教信仰、石窟斷代分期、歷史人物等的研究皆具較高價值。 石篆山位於大足區龍崗街道西南25公里處的三驅鎮佛惠村，海拔444.6米。據佛惠寺《嚴遜記碑》記載，造像於公元1082～1096年北宋元豐五年至紹聖三年開鑿而成。造像崖面長約130米，高約3～8米，通編為10號。石篆山摩崖造像重點保護范圍面積0.21公頃，一般保護范圍面積0.18公頃，建設控制地帶面積2.47公頃。
石篆山摩崖造像為典型的釋、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區，在石窟中罕見。其中，第6號為孔子及十哲龕，正壁刻中國大思想家、儒家創始人孔子坐像，兩側壁刻孔子最著名的十大弟子。這在石窟造像中，實屬鳳毛麟角。第7號為三身佛龕。第8號為老君龕，正中鑿中國道教創始人老子坐像，左右各立7尊真人、法師像。據造像記知，以上3龕造像均為大庄園主嚴遜出資開鑿，同為當時著名雕刻匠師文惟簡等雕造。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石篆山摩崖造像屬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後改為重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3年4月26日，大足縣人民委員會公布，千佛崖摩崖造成像屬大足縣文物保護單位。石篆山以老君洞為代表作。 石門山位於大足區龍崗街道東20公里處的石馬鎮新勝村，海拔374.1米。造像開鑿於公元1094～1151年（北宋紹聖至南宋紹興二十一年）。刻像崖面全長71.8米，崖高3.4～5米，通編為16號，其中有造像12龕窟。此外，尚存造像記20件，碑碣、題刻8件，培修記8件及文惟一、文居道、蹇忠進等工匠師鐫名。石門山摩崖造像重點保護范圍面積1.06公頃，一般保護范圍面積1.30公頃，建設控制地帶面積5.50公頃。
石門山摩崖造像為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區，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如第2號玉皇大帝龕外的千里眼像，眼如銅鈴，似能目及千里；順風耳面貌丑怪，張耳作細聽狀；二像肌肉豐健，筋脈顯露，手法誇張。第7號獨腳五通大帝，左腳獨立於一風火輪上，廣額深目，口闊唇厚，袍帶飛揚，有來去如風之勢。第10號三皇洞現存造像35身，儒雅清秀，衣紋折疊舒展，手法寫實「人味」多於「神味」。第12號東岳大帝寶懺變相龕刻像98身，以東岳大帝、淑明皇後居中，反映出公元10至13世紀（宋代）東岳世家在道教神系中的突出地位。佛教題材主要有葯師佛龕、水月觀音龕、釋迦佛龕、十聖觀音窟、孔雀明王經變窟、訶利帝母龕等。其中尤以第6號十聖觀音窟最為精美。
石門山石窟，刻於宋代，位於大足區城東石馬鎮新勝村石門山巔，因其山兩巨石夾峙如門故名。其沿岩造像，共13龕窟，或仙或釋、或諸鬼神、居於一區，皆玲瓏萬狀，鬼斧神工，精妙絕倫。1996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⑸ 陝西師范大學圖書館的館藏資源

陝西師范大學圖書館緊密結合該校專業設置和重點學科建設，積極開展文獻信息資源建設。形成了文理兼收，古今兼備，文史、教育類書刊、地方誌和港台版社會科學圖書、各類電子版文獻較為豐富的館藏特色。截止2015年4月共有紙本藏書353萬冊，其中館藏古籍線裝圖書25萬余冊，古籍善本700餘部，9000 余冊；歷代石刻拓片 12000 余通；地方誌亦收藏較為豐富，尤其是陝西地方誌收藏較為完備；另外，大型古籍叢書、古今名人字畫收藏豐富。同時，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電子資源，有各類中外文資料庫40餘種，電子圖書109萬冊，中外文電子期刊 1.5 余萬種。
陝西師范大學圖書館管理設施日趨現代化，為方便廣大師生檢索利用，提高文獻利用率，圖書館全面實現了計算機管理，購置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 Aleph500 圖書館集成管理系統，建設了館藏中外文書刊書目資料庫、館藏古籍書目資料庫和館藏特色文獻資料庫，並提供多種檢索利用方式。除兩個多媒體電子閱覽室之外，在圖書館的許多公共區域都設置有檢索機和信息點，讀者可通過校園網、 Internet 網、手機自由方便地閱讀、檢索或瀏覽館藏多種不同載體的文獻信息。
陝西師范大學長安校區圖書館右側地下為「婦女文化博物館」，它是中國第一座綜合性婦女文化博物館。展區面積1000平方米，有文物藏品1200餘件，分為「她的故事」、「江永女書」、「生育文化」、「女紅」和「中華嫁衣」五個專題展出。
（附：詳細館藏見下方）

⑹ 大足石刻簡介

大足石刻位於重慶市，以大足區[1]、潼南縣、銅梁縣、壁山縣為范圍，在此地可賞到代表中國唐、宋時期

大足石刻
的石刻造像藝術。 大足石刻是大足區境內主要表現為摩崖造像的石窟藝術的總稱。
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多處，總計10萬多軀，其中以寶頂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為著名，其以佛教造像為主，儒、道教造像並陳，是中國晚期石窟造像藝術的典範，規模之宏大，藝術之精湛，內容之豐富，可與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齊名。
大足石刻因地處中國內地山區，過去交通不便，倖免了歷代戰爭的浩劫和人為破壞，具有很高的文物、雕刻和旅遊價值，尤以北山摩崖石刻和寶頂山摩崖石刻最集中。
大足石刻是重慶市大足區境內主要表現為摩崖造像的石窟藝術的總稱。大足區是重慶市直轄區，始建於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豐大足」而得名，是馳名中外的「石刻之鄉」、「五金之鄉」，全國首批甲級開放區，國家確定的長江三峽旅遊縣的起點，全國生態農業先進區，重慶市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區歷史悠久，人文景觀、旅遊資源非常豐富。區境內石刻造像星羅棋布，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
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本數據來源於網路地圖，最終結果以網路地圖數據為准。
摩崖造像多達75處，雕像5萬余身，銘文10萬余字，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處。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歷史文化名城馬拉喀什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3屆會議上表決通過，將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寶頂山、南山、石篆山、石門山五處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神聖殿堂。

⑺ 契丹藏的有關石刻

河北省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徵集到一件遼代刻石，其題記文字為研究當時燕京地區的歷史和寺院經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特別是其中關於遼代大藏經（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彌足珍貴。
一、刻石概況
從形制和內容上看，此石屬紀事類經幢，刊立於遼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出土時經幢的天蓋與基座俱失，僅存幢身。幢身為漢白玉石質，高67厘米，直徑31.5厘米；八棱形，其中大面寬15.5厘米，小面寬10厘米。幢身八面皆刻有文字，均為正書，豎排。首面額題「奉為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字徑約5厘米。第二面至第七面為題記、題名與免稅田畝的數量及界至，計29行，每行20至30字不等，字徑1厘米左右。第八面為經文，首題「燒香真言曰」5字，真言（經文）3行，共38字，字徑2厘米。題記文字為（圖一）：
大遼國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大眾等，各舍凈財，贖雜寶大藏經，圓滿周畢。欲集英鑒，具列如後：首座曉能曉倫曉寂講經律弘幽曉進曉俊誦經曉?□□曉臨弘凈道□法俊講經律論方□前監寺觀尚座講論□□法□□□講論弘賓弘紀弘晟道□□□□□講經論道□弘□□□講經弘關講經迫祥院主道信□□道□道□講經弘遠弘源弘清□□□□寺講經論沙門曉□書□□□劉司□□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稅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以下為免稅田畝方位、坐落及數量的具體明細，近600字，字多漫漶，略去不錄。）
這件佛教石刻的撰文與書丹均出於釋子之手，從文章和書法的角度看，不僅記文粗略，而且筆力稚拙，書寫也不循行款，實無佳處。然而可喜的是，幢記中關於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僧眾在遼咸雍四年六月舍財「新贖大藏經」、「圓滿周畢」，與當時政府以免徵田稅的辦法籌資刊印大藏經的政策，為我們今天了解距今900多年前著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件《新贖大藏經幢》（為敘述方便，筆者暫定此名）是繼現存於北京西山大覺寺的咸雍四年《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1]之後，第二件與《契丹藏》有關的遼代刻石，而且其文獻意義並不遜於前者。
為了深入了解這件石經幢的價值，有必要對《契丹藏》及其研究情況，先做一點簡要的敘述。
二、關於《契丹藏》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與流布是遼代中晚期社會文化與宗教活動中的一件大事。據上文提到的《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碑文記載，《契丹藏》凡579帙，如果以每帙為10卷計算，共有5790卷。其實《契丹藏》是後世對遼刻佛教典籍的稱謂，以別於歷史上其它朝代的藏經之刻，而在遼代，則統稱之為「大藏經」。
所謂大藏經者，即佛學經典的總集，也叫做「一切經」。有關學者研究認為，藏經之刻首創於北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6年），後世稱之為《開寶藏》，可惜這部藏經已佚，目前所存殘帙不足10卷，其具體的經目已難以考
出[2]。繼《開寶藏》之後，便是遼代所輯刻的《契丹藏》了。
關於契丹大藏經雕印的具體時間，諸多研究者曾一度眾說紛紜。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以為：「約為遼興宗（1031～1055年）迄遼道宗時（1055～1101年）。」[3]羅?先生認為：「《契丹藏》雕印年代始自遼興宗重熙年間，終於遼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4]據遼南京（今北京）著名僧人覺苑所述，興宗命遠近搜集的佛經都要付雕印，並需詳勘，覺苑因此參與了校勘。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遼興中府建靈岩寺，曾購得藏經一部收藏，以廣流通（耶律劭：《靈岩寺碑銘》），說明當時《契丹藏》已經初步印行。道宗時仍繼續搜羅佛經，校勘入藏，即《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所載：咸雍四年（1068年），「今優波賽南陽鄧公從貴……又五十萬及募同志助辦印大藏經凡五百七十九帙，創內外藏而龕措之」[5]可為印證。此外，羅?先生認為：「契丹藏前後有『統和本』與『重熙—咸雍本』兩個版本。『統和本』共五百零五帙，編校主持人詮明，目錄為《開元釋教錄》及詮明所撰《續開元釋教錄》三卷；『重熙—咸雍本』共五百七十九帙，編校主持人可能即是覺苑，目錄是其太保大卿師（可能即覺苑）所撰的《契丹藏》入藏錄。」[6]據羅?先生之考證，則清水院之「大藏經凡五百七十九帙」實為《契丹藏》的重熙—咸雍本。另據《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燕京右街檢校太保大卿師賜紫沙門覺苑，玉河縣南安窠村鄧從貴合家承辦永為供養」的款識[7]，可確證「重熙—咸雍本」大藏經確為覺苑編校和主持雕印，而最後完成的時間應該是遼道宗咸雍年間。這一點，此次新發現的《新贖大藏經幢》亦可做輔證。
《契丹藏》失傳已久，其「面貌」如何，歷代研究者多有猜測而未敢定論。所幸1974年在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內發現了《契丹藏》的少數殘卷，為深入了解這部古代佛教文化典籍提供了實物資料，從而明確了其編輯及雕版印刷的地點在燕京（今北京）的寺院內（如弘法寺），董其事者皆為當時的一些高僧大德。
三、《新贖大藏經幢》刊立的社會背景
經幢是佛教刻石中的一種，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來是一種由絲帛製成的傘蓋形狀的裝飾品，頂端裝如意寶珠，下端裝有長木桿，樹立於佛像前。後來人們用石塊模擬其形建造，是為石經幢。考古發現證明，石經幢的建造始於唐代初年，一般作八稜柱狀，亦有六棱、四棱或用多種石塊雕飾而成的。柱頂有蓋（俗稱「天蓋」）為檐，單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瓔珞圖案為飾。柱身刻經文或佛像，經文多漢、梵文相間，佛像則或浮雕，或線刻。經幢內容豐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經文，後有題記和題名，文字多鐫於幢身；造型或簡或繁，有置多層「天蓋」和須彌座者，雕飾亦漸趨繁復。經幢名稱繁多，有稱「八楞碑」、「石柱碑」、「八佛頭」的，也有稱「法幢」、「妙幢」、「寶幢」、「花幢」、「頂幢」、「香幢」的。如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徵集的這件經幢，額題中便自稱「香幢」。
經幢以刻寫佛教經文為主，原來的目的是用於留存和傳播佛法，後來則主要用於祈福祛災，也偶有用來紀事的（僅限於佛教活動），如這件《新贖大藏經幢》，可稱為紀事幢。目前發現的遼代經幢大都刻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也有刻寫《金剛般若經》、《多心經》、《華嚴經》、《智矩如來破地獄真言》、《七懼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漢間書，也有全用梵文的。信奉佛教的人相信：刻寫了經文的經幢，其影子映照在身上，其微塵沾染於身上，即所謂「塵沾影覆」，就能使人消除罪業，免入地獄；而建造經幢，更是功德無量。
《新贖大藏經幢》所刻經文僅38字，均為漢文，而且名為《燒香真言》，這在目前所知的遼代經幢中十分罕見。燒香是一種佛教儀式，為五種供養及六種供養之一。世諦的解釋為拂邪氣、請神靈；第一義諦的解釋為能使所修之功德遍及於一切處。按幢記中所記的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僧眾們「各舍凈財」贖大藏經的行為，自應是無量之功德，而弘揚這種功德使之遍布於一切處，便是其刻寫《燒香真言》經而不用其它經文的緣故了。
經幢是一種佛教石刻，也是古代的一種建築小品。有遼一代，這種石刻十分流行，分布也很廣泛。涿州在遼代隸屬南京析津府，下領范陽、固安、新城、歸義四縣，其佛教文化活動的范圍，應劃入燕京（今北京）文化圈內。今北京地區的遼代經幢石刻，大多數發現於伽藍舊地或市坊遺址，多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其形制、規格各異：精美者奇巧勝出，簡略者粗拙質朴；大者逾丈高，小者僅數尺。幢身以刻經為主，多數附有偈語頌贊，有的附有題記和序文，文後則大都刻寫施助者的名姓與刊立年款。此《新贖大藏經幢》從僅存的幢身看，無疑是一通規格較小、形制簡單的紀事幢。
此幢的幢身首面豎刻「奉為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神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明確表示建幢紀事是為祝延國祚和為皇上祈福的主旨——因為刊印和贖買藏經一事乃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倡導的。「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神睿孝天?皇帝」是遼道宗耶律洪基的尊號。《遼史·道宗紀二》載：「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神睿孝天?皇帝。」對照史籍，幢記中道宗的尊號為「廣智」2字，又「聰仁」在《遼史》中作「總仁」。這些都可以相互對照，以訂史之誤。
在道宗一朝的幢類刻石中，這類額題「奉為天?皇帝……」的經幢比較多見。如上文提到的大覺寺《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昌平龍泉寺《舍利塔記》及現存涿州市華陽公園內的歧溝村經幢，均題有「奉為天?皇帝」的字樣。
上述這種現象的出現，是有很深的社會原因的，因為遼聖宗至遼道宗時期（982～1101年）是遼南京（今北京）地區佛教活動最興盛的時期。在我國佛教史上，由於帝王扶持倡導而法事大興者雖不乏其例，但尤以遼代為甚。如遼聖宗耶律隆緒，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就是一位「垂衣而御宇宙，握鏡以統黔黎」的人皇令主兼覺皇佛主的皇帝。據文獻記載，聖宗統和六年（988年），耶律隆緒曾臨幸燕京延壽寺和延洪寺禮佛；統和十二年（994年）十二月，以景宗像成，又幸延壽寺並飯僧；統和十五年（997年），再次臨幸延壽寺。聖宗之子興宗耶律宗真也是一位佞佛的皇帝，有記載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以宣獻皇後忌日，興宗與皇太後素服飯僧於燕京憫忠寺、延壽寺、三學寺。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不僅與其列祖一樣崇信佛教，而且鑽研教理，對佛學有較高的造詣。相關文獻記載，道宗通曉梵文，深究佛理，據傳他尤善佛教華嚴宗之教理，對佛教其它宗派的學說亦通二三。因而遼道宗在位的45年間，對隋唐時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派均加弘揚，各佛教宗派於遼國流行之盛，超過了同時代的中原地區。當時有一位叫法悟的和尚曾著文盛贊遼道宗佛學修養之深：陛下傳剎利之華宗，嗣輪王之寶系；每除庶政，止味玄風。升御座以談微，光流異端；窮圓宗而制贊，神告休徵。在這溢美之辭中，他指出了道宗深諳華嚴之學，並為華嚴之教親制贊文。事實上，遼道宗的確對華嚴之學頗有研究，他曾著有《華嚴隨品贊》、《華嚴經贊》和《華嚴經五頌》等文論，在當時頗有影響。而《契丹藏》能在咸雍年間刊印完畢，無疑與這位佞佛的皇帝有極大的關系。
四、《新贖大藏經幢》的文獻價值
此幢記的文字雖然較多，但去掉題名、免稅田畝明細、界至及經文，與《契丹藏》相關的記述則僅有二段，計68字。一為：「大遼國涿州范陽縣歧溝關天王院大眾等，各舍凈財，贖雜寶大藏經，圓滿周畢。欲集英鑒，具列如後。」一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稅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
前段文字中的范陽，是遼代涿州的倚郭縣，轄域約略與今河北省涿州市相當。歧溝關，遺址在今涿州市松林店鎮歧溝村，是唐、宋時期幽州西南的重要關隘。歧溝，地方文獻中又寫作祁溝或奇溝。這里唐末設關，遼金時期是涿州西南郊的一個較大邑落，元初改名歧溝鎮，清中期又名歧溝村。天王院是遼金時期涿州域內的一座著名寺院（這一點可以從該寺院僧眾能夠有財力贖購大藏經及所擁有的土地數量上看出來）。如今這座寺院雖然僅存遺址，但歷年都有零星文物出土，如現存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的歧溝經幢就發現於歧溝村，其上有遼、金兩代天王院僧人的題記。據此可知，直到金代（1115～1234年），天王院應該仍是涿南的一座名剎。
「各舍凈財，贖雜寶大藏經，圓滿周畢。欲集英鑒，具列如後」，是說本院僧眾集資，以贖買的形式購藏了大藏經一種，事情結束後，將施助者的姓名鐫於貞石，以垂後世。這里的「凈財」，即干凈的錢，佛教認為施助佛事的錢為「凈財」。「雜寶大藏經」疑為指大藏經中的一部分。藏經中有《雜寶藏經》，北魏時吉迦夜譯，內容是舉王子以肉濟父母百二十一條之因緣，勸人作福與持戒。但此經僅十卷，恐非幢記中所言贖購的「雜寶大藏經」。近年山西應縣木塔發現的遼代寫經目錄里，有《大乘雜寶藏經及唱詞合冊》一目，卷帙亦不甚眾，恐怕也不是幢記所言的「雜寶大藏經」。另佛教有「雜藏」一語，指佛祖示寂後，佛教經典的結集，有二藏、三藏、四藏、五藏等之別。《分別功德論一》謂：「雜藏者，非一人說，或佛所說，或弟子所說，或諸天頌，或說宿緣三阿僧?菩薩所生。文義非一，多於三藏，故曰雜藏。」故此推測，當時天王院僧眾所贖的「雜寶大藏經」即是合而言之為五藏的「雜藏」。
幢記中的另一段「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稅至四年六月七日」一句，十分重要，但可惜語句欠通，易使人產生歧義多解。第一種解法是將「咸雍二年十月日」一句析出，歸為上文題名的落款，那麼，此石的刊立時間就應是咸雍二年（1066年）十月，而非咸雍四年（1068年）六月了。不過，此句另起一行，與「大通田……」相連做一行刻，這種排列形式不像前文的結尾。而且，如將此句析出歸上文，則下文「四年六月七日」則似缺文而不通，因「至」字上無起始之時限，則後面的「四年六月七日」便因無從止迄而費解。因此，筆者將其連讀為一句，理解為天王院僧眾在「舍凈財」贖購大藏經後，將官府免其田稅的承諾刊之於石，以立此存照。
此外，免稅優惠的「大通田」一詞也難確解。查《遼史·食貨志》，其載遼代有公田、私田與閑田三制，而無「大通田」之制。據幢記中所列「大通田」的明細、數量，均在天王院周邊，推測均為該院田產，即近代所謂的「香火地」、「功德田」，也許當時曾稱之為「大通田」。按照幢記所列，天王院彼時享有免稅優惠的大通田計有591畝，估計這些只是其擁有農田的一部分。
依據此幢所記可以推知，遼朝統治者在倡導刊印《契丹藏》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經典時，曾廣開籌資門路，除鼓勵佛教信徒無償施助外，還以減免寺院田畝稅逐年補償的方式，讓一些較大的寺院出錢，提前「贖」購（「贖」其實是買的另一種說法，「贖」在這里謂「贖生」，原意是用錢買生物來放生，也是佛事活動的一種形式。寺院出錢購置大藏經不說買而說「贖」，應該是一種特定的用語——筆者注），以解決經費不足的困難。遼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經時的這種做法，史籍無載，所幸幢記為我們傳遞了歷史上這樣一個重要的信息。
還應該提到的是，記文末尾「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10字，位置排列可能有誤。這10個字本是記文的首題，應按序單列一行頂格排在「大遼國涿州……」之前，但不知為什麼卻刻在了捐資僧人題名之後，與「咸雍二年……」擠在一行，且字形甚小，書寫潦草。
清末葉昌熾認為：「遼碑文字，皆出釋子及村學究，絕無佳跡。」[8]此論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如以此幢書法而言，也並非刻薄之評。不過，這件遼代刻石的書寫與撰文雖然粗劣，卻因為傳遞了重要的歷史信息，其文獻價值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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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盧迎紅等：《北京遼金史跡圖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2]周紹良：《房山石經與「契丹藏」》，載《北京遼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3][4][6]引自釋成寬：《〈大藏目錄〉與〈藍本入藏目錄〉比較分析》，《中華佛學學報》1991年4期。
[8]清·葉昌熾：《語石》卷1，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頁。

⑻ 石刻所用的材料是什麼

石刻雕塑材質分類：
花崗岩：花崗岩質地堅硬，很難被酸鹼或風化作用侵蝕，常被作為雕塑和建築物的材料。
大理石：大理石的質感柔和美觀莊重，格調高雅，是裝飾豪華建築的理想材料，不太適合在室外展放。
砂岩：砂岩由碎屑和填隙物組成，碎屑成分以石英為主，砂岩作為雕塑材質必須有化學物質為媒介。
鍛銅：由於銅容易被氧化，因此，室內展放要多於室外。鍛銅由於比較輕盈，適合作為浮雕的原材料。
鑄銅：鑄銅的歷史非常悠久，且技術成熟。但其容易氧化，所以要多注意保養。
不銹鋼：不銹鋼要求雕塑本身簡潔大方，形體感明顯，且光影效果強烈，顏色的選擇性較大。
玻璃鋼：玻璃具有硬而易碎，具有很好的透明性以及耐高溫、耐腐蝕等性能；因此，用途廣泛，玻璃鋼作為雕塑材料，具有實用性。
石刻是造型藝術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石刻屬於雕塑藝術，是運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質材料上創造出具有實在體積的各類藝術品。
中國古代石刻種類繁多。古代藝術家和匠師們廣泛地運用圓雕、浮雕、透雕減地平雕、線刻等各種技法創造出眾多風格各異、生動多姿的石刻藝術品。

⑼ 古代文獻的主要載體及其特點

文檔介紹：第一章古典文獻的載體和形式
文獻的載體和形式
刻鑄型載體(甲骨、金石) →書寫型載體(簡牘、縑帛、莎草紙、羊皮紙、貝葉等) →書寫兼印刷型載體(紙) →感應性載體(膠片、磁帶、磁碟、光碟資料庫)
漢代,我國發明了造紙術,紙張被廣泛使用,成為各類文獻的理想載體,而且使用時間最長。直至目前,我國仍以紙為文獻的主要載體。新近出現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膠片和磁帶,是一種新型的文獻載體,頗受青睞,已被廣泛採用,在某些領域,大有取代紙張的趨勢。
第一節載體形式
1.甲骨
甲骨文在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被發現,當時,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榮因治病的一個偶然機會,發現中葯中的「龍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處搜求,其得約1500片。
不久,王懿榮去世,其甲骨為丹徒人劉鶚(鐵雲)收藏,劉又繼續收集,共計約5000片。選出其中字跡完好的1058片,於1903年拓印成《鐵雲藏龜》,這是著錄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學大師孫詒讓據此寫成《契文舉例》二卷,可謂我國學者研究甲骨文的開始。
1907年上虞羅振玉開始收藏甲骨,並親自前往調查,所得甲骨三萬片以上。
羅振玉於1913年先後印行了《殷墟書契後編》等專著,成為研究甲骨文獻的必讀之書。

王國維於1917年發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實物為依據論證了《史記·殷本紀》所載王世系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論文。
從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後對河南殷墟進行了15次發掘,獲大批甲骨文,並編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編》、《殷墟文字乙編》。
1955年,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成《殷墟文字綴合》,近年又編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觀,集甲骨文之大成。
2.金石
商代至秦漢時期,奴隸主貴族主要採用銅和錫的合金,鑄造禮器、樂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稱青銅器。青銅器其上常常鑄上或刻有文字,簡稱「銘文」,又稱「金文」。
青銅器中的禮器以鼎居多,樂器以鍾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鍾和鼎作為青銅器的別稱,其銘文又習稱「鍾鼎文」。
石刻,比在青銅器上刻鑄文字較為容易,秦漢以來,石刻逐漸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發現於大興縣(今陝西寶雞市南),在10個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詩一首,歌詠秦國君畋獵游樂生活,故又稱「獵碣」。
關於石鼓的製作時代,爭議頗多,或謂周宣王時所作,或謂周成王時所作。南宋鄭樵因其文往往與秦器相合,定為秦刻。後世亦多從此說,公認石鼓石為秦刻石,石鼓經千餘年的輾轉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剝落,其中一石,字跡竟全然無存,原石今藏故宮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書,可資參考。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多次巡行各地,到處刻石記功。計有泰山、嶧山、琅琊、支罘、東觀、碣石和會嵇等刻石。字體均為小篆,相傳為李斯所書。這些石刻大都湮沒,現僅琅琊石刻殘存
13行87字,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院。司馬遷將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紀》,開創了以石刻文字為史料的先例。
「石經」:自東漢以來,魏、唐、後蜀、兩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經。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經》(東漢)、《正始石經》(魏)和《開成石經》(唐)三種。
三、簡牘
簡牘,即竹(或木)簡與木版的合稱。
古代把書寫的狹長竹片,稱作「簡」,把木版稱為「牘」或「版」。版牘呈四方形,亦稱「方」。把諸簡編連在一起稱「冊」,是編連諸簡的象形字。「冊」通策,亦稱「策」。古人常說的「簡牘」、「方策」就是指寫在竹片木版上的書籍。
簡策的編連方法,有的是先編後寫,也有的是先寫後編。用牛皮編連的稱「韋編」。

「晚喜《易》,讀《易》書韋編三絕。」
——《史記·孔子世家》
用絲帶編連的叫「絲編」,有各種顏色
「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劉向《別錄》
1977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竹簡4942枚,大部分為先秦古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墨子》、《管子》、《晏子》,及軍、政、陰陽雜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灘坡漢墓出土醫葯簡版92塊,完整醫方30多個,另載針炙穴位,刺療禁忌。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墓出土的簡版。墓主為漢汝陰侯夏侯灶夫婦。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發現。阜陽漢簡經整理編分為10多種古籍,因原有書名標題無一殘存,今名或用傳本原名,或據內容另擬。其中有《蒼頡篇》、《詩經》、《周易》、《萬物》、《呂氏春秋》等。
1973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竹簡,有《魯論》、《齊論》、《古論》三種本子的並行本,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簡1155枚,計書10種:《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問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額洛納河流域發掘漢簡近3萬枚,編繩未爛,已整理出70多個較完整的薄冊,這對於了解簡策體制非常重要。
牘是把干木頭鋸為段,再鋸為薄片,削平,叫版,寫了字總稱牘。簡牘作為文獻的載體,比起甲骨、金石來,具取材容易、製作書寫方便的優越性,但簡牘容納的字數畢竟有限,而保存、攜帶、閱讀都很不方便。
四、縑帛
縑帛,絲織品的總稱。古代的絲織品作為文獻的載體,一般稱為帛書。絲織品又稱素、繒、縑,故亦可稱之為「素書」、「繒書」、「縑書」。還可簡稱為「素」和「縑帛」。
帛書的優缺點:
(優)輕柔薄軟而平滑,易於書寫;易於截取;方便攜帶等。
(缺)不易長久保存;價格昂貴。
帛書的產生大概在春秋簡牘行時,已開始用絲織品寫文章。
先秦文獻中常有「竹帛」並提的記載,就是指竹簡和帛書而言。
西漢劉向校書竹、帛兼用,到東漢官府及上層人物,則喜縑帛,厭用簡策。
1973年12月,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漢帛書,有《老子》、《十大經》、《戰國縱橫家書》,及兵書、醫書、歷史、哲學、歷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極為珍貴的學術價值,也豐富了我們對縑帛的認識。
「著於竹帛謂之書」,簡冊和帛書在漢代是書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紙張發明以後一段時間里,縑帛仍然在繼續使用。直至隋、唐以後,除了畫家、書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縑帛。
五、紙張
紙張,作為一種價廉易得的書寫材料,是較為理想的文獻載體。簡牘易得而笨重,縑帛輕柔而昂貴,作為書寫材料則不便於攜帶。
《後漢書》卷78《蔡倫傳》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
東漢和帝時,擔任尚書令的宦官蔡倫發明「蔡侯紙」。這種紙造價低廉、輕薄,宜於書寫,被逐漸推廣開來。
中國發明的造紙方法,經過六七百年後,流傳到中亞,後又傳播到歐洲、美洲,對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從東漢至魏晉,一直是縑帛、竹木簡、紙張三者並用,貴族和上層階級重帛輕紙觀念仍然強烈。東晉永興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紙代簡」。從此,確立了紙作為唯一的文獻載體的地位,結束了簡帛時代。
古代名紙
宣紙
薛濤箋
謝公箋
澄心堂紙
毛邊紙
連史紙
六、膠片、磁帶
膠片,感光材料的總稱。印刷業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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